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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密和誹謗案對言論的制約

——評美國遭襲事件之六(下)

曹長青

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最近撰文回憶他推動中國建立“新聞法”迄今沒有成功的經歷。胡績偉謀求新聞立法,是為了擴大新聞自由。但在美國,從來就沒有新聞法,但美國卻成為全球新聞和言論自由程度最高的國家。

雖然美國沒有任何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法律,但最高法院裁決泄密和誹謗案時確立的原則,仍對新聞和言論自由度有某種程度的制約。我在“言論自由有沒有底線”一文中曾介紹了最高法院確定泄密案勝訴的“三原則”——報導造成“1立即的;2重大的;3不可挽回的危險和損失。”雖然原告(多是政府機構)相當困難拿出這樣的“三證據”,但仍不能說絕對沒有可能。這三條原則的確立,本身仍是對新聞和言論的一定制約,因為畢竟有明確的標準(雖然相當嚴格)。而且在美國近年的新聞官司上,就有最高法院根據這三原則裁決媒體“泄密”不可出版。

1979年,美國《進步》(Progressive)月刊準備刊登長篇獨家報導,內容是製造原子彈的技術和程序等秘密。美國政府告到聯邦法院,要求禁止這期刊物出版。聯邦法院裁決,媒體如果發表這種報導將會造成“立即的、重大的和不可挽回的損失”,因此下令禁止這期刊物出版。

人所共知,對言論最嚴重的懲罰不是出版後制裁,而是事先查禁,不讓所報導、評論的東西問世。從最高法院的這次裁決可以看出,即使自由到美國媒體的這種程度,新聞和言論自由仍是有底線的,沒有絕對的自由。

最高法院裁決誹謗案時確立的標準,同樣有這種作用。雖然對政府公職人員(後來擴大到公眾人物)確立了告媒體誹謗可以勝訴的三原則(原告必須同時提供﹕1報導失實;2當事人名譽受損;3媒體有故意誣陷當事人的動機的證據——事實惡意或故意疏忽),使公職人員和公眾人物極為困難打贏誹謗官司,但這種條款的明確提出,仍是給新聞和言論帶來一定的限制,畢竟有了規定,就有是否逾越的問題存在。

而且最高法院確立的這三原則,僅適用於公職人員,包括各級政府官員,以及公眾人物(名人),但並不適用普通人。普通人和媒體打誹謗官司,並不受這三原則限制,只要提出前兩項——報導失實;當事人名譽受損,官司就可以成立,並可能打贏。

公職人員和名人在一個社會畢竟佔少數,而絕大多數是普通人,因此這條誹謗案的判案原則,顯然對媒體是相當的限制。因為證明報導失實和當事人名譽受損並不是非常困難的事。

即使是對公職人員和公眾人物,雖然他們極為困難打贏誹謗官司,難以拿出媒體有事實惡意的證據,但如果他們能夠拿出前兩項證據(報導失實和當事人名譽受損),即使敗訴,仍在相當程度上給媒體形象(真實客觀)造成傷害,由此也對媒體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度形成一定的制約。

例如,現任以色列總理沙龍(A. Sharon)在擔任國防部長時曾告美國《時代》周刊誹謗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時代》周刊報導說,沙龍縱容部下在黎巴嫩屠殺平民。沙龍告《時代》周刊誹謗,索賠5千萬美元。沙龍在法庭提出了確鑿的“報導失實”和他的“名譽受損”的“證據”;但由於無法拿出《時代》周刊有事先誣陷誹謗他的“事實惡意”的證據,最後敗訴。

雖然沙龍輸了官司,沒有獲得賠償,但由於該案為全球新聞界關注,追蹤報導,沙龍拿出了前兩個證據——報導失實、當事人名譽受損,而使《時代》周刊的新聞專業性和公正性受到損害。沙龍雖輸了官司,但贏了形象;而《時代》周刊則贏了官司,輸了信譽。

199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審理精神分析學家馬森(J. M. Masson)告《紐約人》雜誌女記者馬爾科姆(J. Malcolm)誹謗一案也是這樣(馬森告女記者在報導他的文章中有五處嚴重失實而構成誹謗,索賠100萬美元),最後法庭裁決,馬森提出的“報導失實”和“當事人名譽受損”都成立,但沒有拿出記者有“事實惡意”的證據,因此敗訴。但由於前兩項成立,女記者被媒體批評界稱為“新聞事業的失敗”而信譽嚴重受損。

1994年我曾採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安東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作為研究新聞自由的專家,路易士同時在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家法學院講授 “憲法第一修正案”。他曾兩次獲得“普利策獎”都是因為報道新聞誹謗案。路易士還曾出版兩本研究新聞自由的專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和《迪德龍的勝訴》(Gideon's Trumpet)。

即使是路易士這樣在美國被公認為捍衛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旗手性人物和權威,在接受我採訪時仍指出,對不認真核查事實、報導失實的媒體應給予某種懲罰,“我並不介意在合理的範圍內懲罰報紙的錯誤,諸如小額罰款;或不賠款,由法院裁決報道失實,以挽回當事人的名譽損失。”路易士雖讚成法院對失實報道給予小額罰款,但他堅決反對用巨額賠償來威脅報紙的生存,使他們不敢再報導官員和名人的丑聞,不願刊登調查性新聞。

路易士最捍衛言論自由,同時又對失實報道最嚴厲批評;他最主張新聞自由(政府不可設限),同時又最強調新聞自律(新聞真實和媒體專業化),認為這兩項缺一不可。

我們在談到沙龍告《時代》周刊一案時,他非常高興沙龍敗訴,認為不可用巨額索賠迫使媒體關門,但同時路易士也嚴詞批評《時代》周刊報導失實,沒有嚴肅、認真、專業化地對待新聞。

路易士認為,新聞不受任何限制,“會帶來一些劣質的報紙,像《明星報》(Star)、《問詢報》(Enquire)等”(指在美國超級市場出售的以名人花邊新聞為主的小報)。新聞在強調自由的同時,必須有責任意識。自由和責任兩者不可分割。

路易士的這種強調是有道理的。看看海外中文網絡論壇的內容就可以知道,不伴隨責任的“絕對言論自由”是怎麼回事——幾乎全是匿名、很多文字都是謾罵、詆毀、誹謗,而且有的極其惡毒、下流。為什麼有些中國人的論壇網站幾乎成了沒人管的公共廁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絕對言論自由,沒有責任相伴隨,幾乎都是用匿名輸入,根本不顧任何底線;二是缺乏嚴肅、專業化的網絡管理。結果很多網絡論壇就真的像缺乏清理的公廁一樣,任那些毫無公德的人隨處大小便,把論壇變成了臭不可聞的茅坑。結果不是促進信息交流,而是給邪惡、陰暗心理的蔓延和傳染提供了條件。

但美國正在審理一個網絡論壇被告案,其結果可能為制約中文網絡論壇這種公廁現象提供一個法律根據﹕《今日美國報》報導(USA Today, 9.19),830日,伊利諾州43歲的諾厄(Saad Noah)起訴“美國在線”(AOL)的聊天論壇未能有效制止仇恨言論,因該論壇幾次出現“阿拉該死”“所有穆斯林和猶太人都是恐怖份子”的匿名言論。

該案令人注目之處是,原告不是告那些匿名作者,而是告論壇主管(管理不嚴)。如果該案打贏,那些中文網絡論壇同樣可能被人告到法院而導致關門或罰款。因為凡是注冊開辦網絡論壇者,都有定期繳費記錄及其他資料在網絡公司手中,法院和聯邦調查局比較容易查到。

“美國在線”踫到這個官司後,立即加強了對網路聊天室的嚴格管理,因為一旦罰款,不僅經濟受損,其形象和信譽也將遭到損害。美國另一家大型網絡公司“雅虎”則再次宣佈網絡聊天室禁止騷擾性、仇恨性言論,並對每條帖子審核。這種官司其實就是在提醒媒體,在享受自由的時候,更要想到新聞的責任,想到言論的道德底線,想到兩者的平衡。英國人曾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沒有任何法律和道德責任約束的絕對言論自由,也是絕對的災難。中文網絡論壇上的烏煙瘴氣和暗箭文化就是一個證明。

美國雖然是個相當保護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國家,但最高法院在闡述被保護的言論範圍時也明確指出﹕“只要不屬於淫亂、洩恨、挑釁、鼓動犯罪或商業廣告等有限類型,言論就受到第一修正案的切實保護。”這清楚地表明屬於上述定義內的言論並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

從美國媒體目前對言論自由的討論可以看出﹕對政府,要強調不可對言論和新聞設限,要保證新聞和言論獲得最大的自由;對新聞界自身,則強調新聞的責任和言論的底線。這兩個層次既不可混淆,更不可替代。對兩個層次的同時強調和重視,才可能營造出健康的新聞和言論環境。

(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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