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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戀美國的法拉奇

曹長青

我自認為自己很熱愛美國,也被不少人指責為極端親美,但最近讀到意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的長文“憤怒和自豪”(Anger and Pride),才感到自己對美國的情懷和她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法拉奇,這位身患癌癥、今年72歲的老太太,對美國那一往深情完全是一個熱戀中的少女,那份柔情、那份熾烈、那份真誠,讓人強烈地感到她的愛之真,情之切。讀她這封長長的關於美國的“情書”,相信任何對美國沒有先入之見的人都會深受感染。

法拉奇這篇書信體文章在911事件後第18天,在意大利最大的報紙《Corriere della Sera》上發了4個整版。在西方的嚴肅大報上,言論佔一個整版都相當罕見,而佔整整四個版面的事情,則大概也像911事件一樣是絕無僅有的。可見意大利媒體對這篇文章的重視。

該文在我的電腦上是26頁。美國加州一位法拉奇的崇拜者把它譯成了英文,讀者可以在這個網站(http://www.dennisprager.com/articles_radioshow/fallaci.htm)讀到英譯本全文。

以我個人有限的閱讀經驗,我只讀到過三個人對美國熱愛到崇拜的地步﹕

第一個是《論美國的民主》的作者、法國人托克維爾。這位法國學者在160多年前到美國實地考察,然後寫出了至今仍為很多美國大學政治系學生必讀書之一的經典著作。這本書可以說是和法國藝術家當年贈送紐約的那座矗立在曼哈頓南端愛麗斯島上的“自由女神像”一樣,成為法國知識份子熱愛美國的象征,同時更是一座屹立在人類思想界的豐碑。

在書中,這位當年26歲的法國青年熱烈地讚美說﹕“在美國,個人財產受到的保護大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在這個社會裡,按百分比來說,他們的文明程度高的人,多於我們今天歐洲的任何國家。”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法律像美國那樣鐵面無私,也沒有一個地方的公權像美國那樣分掌在如此眾多的人們之手。”

“美國的憲法,是我們已知的世界上最完美的聯邦制憲法。”

“美國的令人向往之處,就在於人在那裡可以自我奮鬥。只要你去追求,就能獲得幸福和自由。”

第二個是《知識份子》(浙江出版社已出中譯本)的作者、英國人約翰遜(Paul Johnson),他的知名著作《美國人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自序的最後一句話是﹕“美國這塊土地產生了出色的人民,我愛他們,向他們致敬。”

在全書的最後一段,這位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總結說﹕“美國這條國家之船向前航行,她將繼續是各個種族的人類的第一個希望、最好的希望。回顧她的過去,展望她的未來,預兆是,她將不會讓充滿期待的人類失望。”

第三個就是這位曾採訪過多名世界風雲人物、著名採訪錄《採訪歷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的作者、意大利人法拉奇。在這篇“憤怒和自豪”中,她說,“對我來說,美國是個情人,不,是丈夫,對他我會永遠忠誠。”

三個都不是美國人,但他們都通過對美國歷史、美國制度、美國人民的深刻瞭解,凝成了對美國的熱愛;和對以美國為代表的人類文明價值的認定。

在法拉奇的這篇文章中,這位全球新聞界知名的女記者在熱烈讚頌美國的同時,以自己在穆斯林獨裁國家採訪的親身經歷,毫不客氣地、充滿個人感情色彩地強烈譴責了那些國家的專制制度和落後的文化。她還毫不留情地痛斥了自己深愛的祖國意大利。

多年來法拉奇一直住在紐約曼哈頓,她早就可以加入美國籍,但對母國的深情,使她只持美國綠卡,而沒有放棄意大利國籍。但是,在這篇長文中,她用了大量篇幅抨擊意大利政府、意大利社會、意大利人。她處處把意大利和美國相比,那種處處不如人、恨鐵不成鋼、愛之深、痛之切給人深刻的感染力。我在法拉奇對意大利的痛斥中所強烈感覺到的,所唯一感覺到的,是她對意大利那血肉相連、永遠無法割舍的深情。

法拉奇從新聞界退休之後,過去10年來一直保持沉默,這次是由於一位朋友的勸說,出來寫這篇關於911和美國價值的長文。法拉奇的文章是這樣開始的﹕

“這次你讓我說幾句話,讓我至少打破一次沉默。我自己許多年來選擇這種沉默是為了避免和那些饒舌的蟲子們打交道。我這次要打破沉默,是因為我聽到在意大利也有人和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一起歡呼﹕‘勝利!勝利!’男人、女人和孩子,假如你可以把那些歡呼的人稱做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話。他們說﹕‘太好了,該收拾一下美國了。’我非常、非常、非常憤怒。我的憤怒是冷靜的、清醒的、理性的。這種憤怒促使我回應,同時唾棄他們。非裔美國詩人瑪雅.安杰洛(Maya Angelou)曾說﹕‘憤怒吧,憤怒是有益的,是健康的。’你的要求觸發了早就等待爆炸的彈藥。”

法拉奇接著描述了911當天她在自己的曼哈頓寓所目睹世貿大廈倒塌時的震驚,尤其是看到有人從八、九十層樓上往下跳時的目瞪口呆。然後法拉奇譴責巴勒斯坦人對美國遭攻擊的慶祝,痛斥她通過幾次親自採訪而深刻瞭解、並極為厭惡的阿拉法特。她說,“我不原諒阿拉法特的任何事情。”然後她對比獨裁國家和民主社會﹕

“一個越民主、越開放的社會,越容易遭恐怖份子襲擊。一個越自由的國家,一個不是被警察控制的國家,越有被劫持飛機而遭殺害的危險,像多年來在意大利、德國以及歐洲其他地方發生的。

但是在那些警察國家的飛機場和飛機上,我從來都感覺安全,安靜得像個熟睡的嬰兒。我只擔心被抓起來,因為我寫過罵恐怖主義的文章。但在美國的飛機場和飛機上,我卻感到緊張,在紐約就加倍緊張……

美國的脆弱恰恰是由於美國的強大、富有和現代化。這個多民族、多種族的國家慷慨大方,心胸寬廣,尊重她的公民和客人。如果一個‘穆罕默德’什么的從阿富汗來探望他的叔叔,沒有人會說他不可以到飛行學校學開757客機;沒有人不允許他到大學裡學化學和生物﹕這兩項可以導致生化戰爭的科學;沒有人;即使政府擔心這個阿拉的兒子可能劫持757客機,或往水庫扔一個裝滿細菌的小瓶,引發一場災難。”

對於那些獨裁國家的舉國旗者,和911之後美國城鄉的星條旗海洋,這位老記者對比分析說﹕

“一個全國都熱愛星條旗的國家,和那些人們只在體育館揮舞國旗的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沒有人命令他們這樣做,他們是自發地表達自己的個性,表達他們個人化的幸福。而共產國家做的正相反﹕人民被禁止反抗,禁止自我管理,禁止表達自己的情感,禁止發財致富。正如我的父親常說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君主政權,是一種舊的君主制,因為他們把男人都閹了。被閹的男人就不再是男人了……

這場伊斯蘭的所謂‘聖戰’,可能要的不是我們的土地,而是要佔領我們的靈魂;要使我們的自由和我們的文明消失;要消滅我們的生活方式﹕怎么活、怎么死、祈禱不祈禱、信教不信教;要摧毀我們吃、穿、住、行和娛樂的存在形式。如果我們不抵抗他們,如果我們不捍衛自己,如果我們不起來戰鬥,他們就會贏這場‘聖戰’。結果就將是摧毀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無論它是否完美,但我們正在改善、正在提高的這個世界;摧毀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藝術,我們的科學,我們的道德,我們的價值,我們的愉悅……天哪!”

法拉奇沉痛地繼續寫到,早在20年前,她通過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實地採訪和考察,就已發現伊斯蘭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問題。她說在蘇聯軍隊進入阿富汗時,她在那裡採訪,看到當地的那些阿拉的兒子們把蘇軍戰俘砍斷腿,或剁了胳膊。在孟加拉國首都達卡,她親眼看到在一個體育場公開處決12個被指控性行為不夠檢點的青年,是在12,000名穆斯林觀眾“阿拉,阿拉!”的歡聲雷動中,用刺刀戳進這些年輕人的肚子或胸膛。

法拉奇激憤地說,1972年她採訪阿拉法特時,這位前恐怖主義組織的頭子強調阿拉伯文化比西方高級很多倍,因為他們發明了數字和數學。法拉奇直率地為西方文明辯護,她說﹕

“數字和數學是包括希臘、印度、中國、埃及等很多民族和國家同時發現的,並不是阿拉伯人的發明。而且如果真的和伊斯蘭文化對比,西方文化更豐富,對人類更有貢獻。西方有古希臘民主,有文藝復興,有霍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有達.芬奇、米蓋朗其羅的繪畫,有巴赫、莫扎特、貝多芬的音樂。離開這些音樂,我們無法生存,但在他們的文化,或所謂的文化中,這些音樂卻被禁止。最後,我們有科學,感謝上帝!正是科學使我們可以消除疾病,使我至今仍活著,感謝我們的科學,而不是‘穆罕默德們’。正是科學,使我們發明了那些驚奇的機器﹕汽車,火車,飛機,宇宙飛船,我們飛上了月球。正是科學帶來了電,收音機,電話,電視,這一切改變了這個地球的表面。現在是那個致命的提問﹕在另外那種文化的後面有什么?

我們面對的是他們的一夫多妻制,是女性比駱駝還不值錢的原則。……我永遠不會忘記在羅馬的伊朗大使館的經歷,我為採訪霍梅尼而去辦理去德黑蘭的簽證,因為我的手指甲染成了紅色,他們就像對待一個妓女那樣恨不得把我立即燒了,對他們來說,一個紅指甲就是不道德的標誌。他們竟命令我立即把紅指甲弄掉。我當時恨不得把他們全都宰了……"

法拉奇接著講到她到德黑蘭的遭遇,在採訪霍梅尼之前,她被要求必須穿伊斯蘭服裝。當時已沒有多少時間,她準備在送她來採訪的汽車裡換去她的牛仔褲,但她在當地雇用的男翻譯堅決反對,說她是瘋了,因為按照伊斯蘭教義,這樣做就是死罪,要被當場射殺。

後來翻譯帶她到附近一個不用的宮殿,那裡的工作人員也同情地讓他們進去。但正在換衣服時,不巧管理這個宮殿的毛拉(伊斯蘭教學者)走了進來,他大聲尖叫“可恥,可恥,罪過,罪過!”按照伊斯蘭教義,男女不可在關上門的房間裡獨處;如果這樣,他們必須結婚,否則就要處以死刑。那個毛拉隨後拿來結婚證書,他有給予四個月臨時證書的權力。

法拉奇痛苦地回憶,那位男翻譯有妻子,是西班牙人。雖然《可蘭經》允許穆斯林男子有四個老婆,但這位翻譯的妻子絕不接受。而法拉奇當時更沒有想到要和一個剛見面的翻譯、已有妻室的穆斯林男人結婚,做他的二姨太。但不這樣做,她就要被處決,而採訪霍梅尼的事則更是完全泡湯。法拉奇說,她當時處於絕對的兩難境地。她寫道,“我的朋友,我不會告訴你這個事情的結局了。我很肯定,你一定會笑我,對你們來說,這好像是個笑話。”

從法拉奇的話來看,以及最後她成功地採訪了霍梅尼來推測,她當時可能屈服了,因為她不想失去那個採訪霍梅尼的機會,更不想就那么被處決。可想而知這件事對她的羞辱,對她的刺激,對她認識伊斯蘭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作用,那長遠的作用。

在比較了西方和伊斯蘭兩種文化之後,法拉奇激昂地寫道﹕

“當整個西方的命運、當我們的文明處於危機之中時,不管我們是意大利人,是法國人,是英國人,是德國人,是澳大利亞人,是匈牙利人,是斯洛伐克人,是捷克人,是比利時人,是西班牙人,是希臘人,是葡萄牙人,我們都是紐約,我們都是美國人!如果美國倒下了,歐洲就會倒下,整個西方就會倒下,我們都會倒下。

美國是塊特別的土地,是個被人羨慕、被人嫉妒的國家。不是因為她富有,而是因為她的獨特﹕她是為那些需要的靈魂、那些需要家園的人、那些具有高貴的思想——自由的思想,或者說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結合到一起——的人而誕生的。”

正是產生這樣高貴思想的土地,這樣提供靈魂家園的國家,被法拉奇,以及全世界千千萬萬、各種膚色,各種種族的人,包括無數的流亡者,視為精神的“情人”,視為心靈的“丈夫”,視為人類的希望……

(原載《爭鳴》2002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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