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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偽造多數”

曹長青

在六四事件13週年那天晚上,我和加州一位華人在一家電台就六四屠殺問題進行辯論。加州那位華人說,洛杉磯一家中文網站曾做過調查,當地80%以上的華人認為“六四”時中共使用武力是必要的。我當即就對這種說法質疑,問那個網站是在多少受訪者中、以什么方式做的調查?對方沒有回答。

美國華人對六四持什么看法?我沒有全面調查的數字,但當年卻在洛杉磯親身經歷了當時成千上萬的華人走上街頭,抗議六四屠殺,呼喊“打倒共產黨”口號的場面,那是一個群情激昂、天人共憤的場面,至今仍歷歷在目。

在大陸的中國人怎么樣?我沒有、也無法進行全面的調查,但從北京當局每到“六四”就嚴加防範、如臨大敵的勁頭可以推測出,人民沒有忘記。如果人們都不在乎了,政府為什么還要這么提心吊膽地防範?

《華爾街日報》六月四日的社論題目是“世界杯的恐懼”,其中提到中共當局密切監視各地大學生對足球賽的反應,擔心恰好在六四那天舉行的首場中國隊比賽結果,會刺激學生市民涌上街頭重提六四。

而中共本身,從它對六四的定性已五次改口來看,它不僅在乎,而且相當顯得理虧。中共最初把六四定為“反革命暴亂”,然後降級為“動亂”,後來稱為“事件”,不久又改口說是“一場風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這一次比一次降級說明什么?說明共產黨本身對這“那件事”也無法理直氣壯。不要說對六四遇難的學生市民的名單13年(!)來都不公佈,就連他們當年稱讚的鎮壓學生的“共和國衛士”的士兵名單也不敢公佈,由此可見這個政權對六四屠殺心虛到何種地步。

有人說,不管怎樣,中國大陸沒有多少人公開悼念六四遇難者。但這絕不能說明人們忘記了六四,而明顯是政治高壓和社會條件限制的結果。西方大眾傳播學者伊麗莎白.諾爾紐曼曾以“沉默螺旋”的理論來解釋極權社會的“偽造多數”現象。她認為,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那些擁有自己想法的人們,由於沒有表達渠道,再加上他們擔心冒犯官方媒體上的“多數人”意見,結果每個人都這么想,都保持沉默,就把事實上他們的多數“沉默螺旋”成“少數”;而官方報紙上不斷渲染的那個“党和人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的“人民”就好像真的成了“多數”,由此官方報紙的“偽造多數”得以成功﹕那些事實上的少數人,通過他們壟斷的媒體渲染、偽造成了“多數”。

當處於無權者地位的人想挑戰這個“偽造的多數”時,政府就動用武力,把那些試圖打破沉默螺旋的人們送進“古拉格”。專制社會就是這樣靠兩種方式統治﹕“偽造多數”的意識形態;古拉格式的武力鎮壓。

“大屠殺”使人們看清了什么是“共產黨”。 今天,直撥電話、傳真機、互聯網等的出現,給打破沉默螺旋提供了更多的條件。共產黨的偽造多數越來越困難了。人們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再也無法回到原來那樣,如同擠出的牙膏無法再擠回去。因而西方新聞學者埃利胡.愷茲說,“劇烈的革命之所以產生,往往並不是由於人們的觀點態度本身發生了什么改變,而是因為人們對別人的觀點態度的瞭解發生了劇變。從這個意思上說,信息交流可以解放人。”

六四事件的直接結果之一,它使千百萬處於沉默螺旋中的中國人一下子知道了別人的想法,知道了他們是真正的“多數”!正是這種共享的信息,在解放人的同時,決定著那個偽造多數政權的垮台。而今天人們需要的是機會,像俄國、東歐國家人民的那種機會,在展示多數人聲音的同時,結束那個少數人專制的統治。

(自由亞洲電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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