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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和平獎給了“張伯倫”

曹長青

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給了美國前總統卡特,引起很大爭議,尤其是美國國內,評價兩極,左派旗艦報紙《紐約時報》對此大幅讚頌報道,並配發了像“拉拉隊”般的社論,稱讚卡特得這個獎是“名至實歸”;但右翼大報《華爾街日報》則發表社論對卡特的“成績”負面評價,尤其批評挪威的評獎委員會“玩政治”,用這個獎來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

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加拿大的《國家郵報》等報紙也就此發表文章,回顧卡特執政時的一個個“滑鐵廬”以及這位美國前總統對世界上那些獨裁者的諂媚,認為這個“獎”頒給卡特是“自貶身價”。

給北越獨裁者頒獎,挪威自討沒趣

“和平獎”是根據1895年諾貝爾的願望設立的,由挪威國會的五人委員會評定,宗旨是“獎勵那些促進兩個國家和平的人。”因此1901年給了“國際紅十字會”創辦人杜南特(Henri Dunant);1906年給了美國總統老羅斯福,褒獎他促使“日俄戰爭”結束。

雖然諾貝爾和平獎常有爭議,但引起較大負面反應的有三次,一是1973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和北越領導人黎德壽共同獲獎。基辛格以玩計謀、不堅持原則著稱,他和北越簽署的結束越戰協議,並沒有給越南人帶來“和平”,只是把南越送給了共產統治和制度性的屠殺,放棄了美國抵抗邪惡的責任而已。因此當年基辛格沒有勇氣去領獎,而是由美國駐挪威大使代領的;而共產北越的“黎主席”乾脆拒絕接受這個獎,根本不認這套價值。挪威真是自討沒趣。

第二次較大爭議是由於1994年“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總理及外長三人共得。阿拉法特曾從事長達20年的恐怖主義活動,而且後來暗中縱容法塔赫烈士旅等恐怖襲擊,這樣的人竟帶上“和平獎”桂冠,簡直是對“和平”的污辱,可想而知非議之強烈。

諾貝爾和平獎走向“歧途”

第三次就是頒給卡特。挪威的“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主席特意對媒體解釋,這是為了傳遞對美國的伊拉克政策不滿,因為卡特一向對軍事打擊伊拉克的政策“唱反調”,卡特似乎成了自由世界的“異議人士”。

從六十年代開始,諾貝爾和平獎開始轉向給一個國家內的個人(而不只是傳統地獎給促進兩國和平的人);而且主要獎勵那些爭取自由與平等權利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民權領袖。例如,1964年給了美國的馬丁.路德.金;1975年給了蘇聯的薩哈羅夫;1983年給了波蘭的瓦文薩;1984年給了南非的大主教圖圖;1989年給了佛教領袖達賴喇嘛;1991年給了緬甸的昂山素姬。而且早在1935年,該獎就曾給過被希特勒關押的反納粹記者奧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卡特和上述這些個人的情況完全不同,他在美國這樣言論自由的國家持什麼樣的“政治見解”,不僅毫無任何風險,更不需“反抗”什麼政權。而且作為前美國總統,他離職後成立了專門的基金會,有上百名工作人員,可以很容易做那些所謂“促進和平”的政治秀。諾貝爾和平獎今年的選擇,不僅表明這個獎已偏離了自己的“傳統”,而是走向“歧途”。

卡特是美國最無能的總統之一

卡特是美國政績最差的總統之一已是不爭的事實,他在任時把美國經濟弄得一塌糊涂;所以在他謀求連任時,選票之少,創下美國歷史紀錄,僅排在三十年代大蕭條時的總統胡佛(歷史上選票最少的總統)之後,可想而知美國民眾對卡特執政四年表現的劣評,或者說是厭惡。擊敗卡特的共和黨籍總統里根獲得了全部538張“選舉人票”的520張,被當時媒體稱為取得“絕對壓倒性、橫掃般的勝利”。

卡特執政時的一個更大敗筆是處理“伊朗危機”。美國政論家魯迪(Christopher Ruddy)今年五月在網絡刊物《NewsMax》發表文章“卡特的災難記錄”指出,1979年伊朗發生霍梅尼革命推翻親西方的巴列維政府時,卡特竟通過五角大樓通知伊朗的150名高級軍官,不要反抗,要合作。巴列維的將軍們聽從了卡特的“意見”,結果霍梅尼掌權後,第一批處決的就是這些軍官,然後建立了反美反西方的宗教集權專制。

“美國企業研究所”訪問研究員戴維.弗魯姆(David Frum)10月12日在加拿大《國家郵報》(The National Post)發表的文章“吉米.卡特不配得諾獎”中說,“現在伊朗大約窩藏了20多名阿富汗蓋達恐怖組織的頭目。當年正是由於卡特沒有能力做出決定,才導致霍梅尼上台,使伊朗變成恐怖主義政權。”而霍梅尼上台後就把美國大使館人員關押作人質,關了444天,卡特束手無策,最後他下令的“營救行動”又完全失敗,八名美軍陣亡。

連歌頌卡特的《紐約時報》社論也承認,“卡特的總統生涯被經濟困境和伊朗人質危機所複雜化。”

“幾乎諂媚每一個獨裁者”

1981年1月,卡特作為“失敗者”暗淡地離開白宮,然後開始了他至今長達20多年的“第二生涯”,做“業余外交家”,斡旋世界事務。但卡特的行為顯示,他不僅是美國歷史上最無能的總統之一,而且是美國有史以來對共產主義和一切獨裁者最無知、最天真、最愚昧的總統。

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約翰遜(Stephen Johnson)今年五月發表的文章,卡特當總統時,竟然誇讚從無民主選舉的南斯拉夫的共產領袖鐵托是“一個崇尚人權的男子漢。”

卡特在當總統時曾宣佈,要結束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不應該有的恐懼。”他的著名之舉是給了蘇聯獨裁者勃列日涅夫一個“親吻”。10月14日《華爾街日報》社論說,當年勃列日涅夫沒有給卡特“回吻”,這位共產領袖做的是,利用天真的卡特總統大幅削減美國軍費之際,強化俄國軍備,發展核武器,並把共產勢力擴張到安哥拉、尼加拉瓜、阿富汗和薩爾瓦多等地。

上述戴維.弗魯姆的文章說,1976年卡特競選總統時,就提出把美國駐南韓的軍隊撤出。此舉“鼓勵”了金日成,北朝鮮迅速向南北韓邊境增派了八個步兵師,增加了35%的坦克,威脅漢城。結果嚇得卡特當選後沒敢下令撤軍。弗魯姆感嘆說,“作為總統,卡特的輕信和幼稚讓世界震驚。”“卡特幾乎諂媚每一個獨裁者”。”卡特於1994年訪問平壤時,竟當面諂媚北韓的獨裁者金日成﹕“有智慧,有活力”。

巴拿馬前總統恩達拉最近說,卡特放棄民主原則,和巴拿馬軍事獨裁者諾利加有密切交往。卡特在任時不僅漠視在集會上揮舞大刀的諾利加的反美示威,而且還和諾利加簽署了美國歸還巴拿馬運河的《卡杜條約》。

而更讓美國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1991年美國準備“波斯灣戰爭”,打擊佔領科威特的伊拉克軍隊時,卡特竟給法國總統密特朗、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寫信,請求法國、中國利用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投票杯葛美國的軍事行動。如果容忍伊拉克一夜之間把一個主權國家給侵佔了,那還要聯合國幹什麼!卡特簡直不可思議到驚人的地步。後來連他自己也覺得做的太過份,而向美國人民道了歉。

去給獨裁者“注射強心劑”

卡特最近的“政治秀”是今年五月訪問共產古巴,在哈瓦那大學發表演講,讚美在卡斯特羅領導下,古巴人民有“完善的醫療保險和全民教育”,同時批評美國沒有廢除死刑等,幫助卡斯特羅繼續對古巴人“洗腦”,炫耀共產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卡斯特羅則讚美卡特說,“我認為他是一個有道德的、高雅的、非常有宗教感的男子。”

《紐約時報》等左派媒體在誇獎卡特時,都特別強調他在1977年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的“戴維營和平協議”。但戴維.弗魯姆的文章反駁說,卡特的這個“成就”被“高估了”。他說,埃及總統薩達特當時所以同意與以色列溝和,主要因為卡特提出要把蘇聯作為一方拉入中東問題談判,而薩達特在這之前五年,發現蘇聯派到埃及的軍事顧問從事推翻他的陰謀,而把俄國顧問全部驅逐了。卡特的“主意”令他恐懼蘇聯又“卷土重來”,因此馬上單獨和以色列談判,雙邊達成協議,而不讓莫斯科插手。

卡特卸任後的所謂“促進和平”活動,多是典型的“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例如海地民選總統阿瑞斯蒂被軍事政變推翻,三年後克林頓政府在內外輿論壓力下準備對海地採取軍事行動之際,卡特自告奮勇,前去海地“調解”。10月14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卡特獲獎時說,當時克林頓總統私下表示,很不滿卡特“干預”他的外交政策。卡特“斡旋”的結果是,在三年中殺害了1,000多平民的那些政變“將軍們”帶著細軟和打手,安全地去了拉美其他國家,卡特保證他們永不受追究和懲罰;不僅正義完全沒有得到伸張,而且那些“將軍們”暗中指揮他們在海地的党羽成立所謂“反對党”,這是今天海地的政局仍相當動蕩的原因之一。

另外,卡特的北韓之行、古巴之行等等,都對促使這些共產國家的改變沒起一絲一毫的作用,反而增加了那些獨裁者在本國統治的“合法性”。就像前美國駐巴拿馬大使布里格斯(Briggs)所說,卡特那些行為,等於給獨裁者“注射了一支強心劑”。

“卡特最好留在挪威別回來”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說,挪威的評獎委員會用頒發卡特“和平獎”來反對美國的伊拉克政策是傳遞錯誤的信號,因為卡特的“唱反調”並不代表美國多數人民的意見。911事件之後,美國進行的每一次民意調查,對軍事打擊伊拉克的支持率都在50%以上。該報社論說,即使卡特所屬的民主黨,多數議員也是支持布什總統要“解除伊拉克武裝”的政策。在最近的表決中,美國參議院的50名民主黨議員,29名支持打伊拉克,反對的僅21名(參議院以77對23票通過了打擊伊拉克的議案;眾議院以296對133票通過)。

今天西方社會關於美國要軍事打擊伊拉克的“爭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西方針對納粹崛起的“爭論”非常類似。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們,像今天的卡特和歐洲浪漫派們一樣,以“和平”的名義,反對英美聯合起來抗擊希特勒,以寬容以至縱容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來換取所謂的世界“和平”。而當時主張堅決抗擊希特勒的邱吉爾,則像今天誓言要先發制人打擊伊拉克的布什一樣,被指責為“好戰”,“挑釁”,“製造麻煩”。

歷史已清楚地證明了誰是智者,誰是傻瓜;那些對邪惡有浪漫情懷的人,間接地,甚至直接地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但歷史的最可怕之處是它經常重演,今天,挪威的評委會把和平獎給了卡特,並把它作為打擊布什對伊拉克政策的武器,就等於是在二戰前夕,把“和平獎”頒給了張伯倫,用它來打擊邱吉爾一樣荒唐。

因而戴維.弗魯姆的文章結論是,“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今年的選擇肯定損害了它自己的聲譽”。《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則說,“卡特快去奧斯陸領獎吧,留下那些具有現實感的靈魂在華盛頓來保衛美國人的生命。”而美國民眾則在網絡上說,最好卡特就留在他喜歡的挪威,別回來了。

(載《爭鳴》2002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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