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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的道德底線 ——評美國遭襲事件之六（中） 曹長青 從美國目前發生的新聞和言論受到制約的現象來看，這個制約並不是來自美國政府。當然，任何政府都傾向於控制新聞，但能否控制住才是獨裁政權和民主政府的區別。布什政府在911之後向媒體提出“建議”（包括建議電視不要播發拉登的講話錄像全文，因為講話裡可能有對各地恐怖份子的暗語指示）。但所謂“建議”，就不是“命令”或“規定”，對它可聽可不聽。 布什政府即使下行政命令也難以奏效，因為美國的媒體幾乎都是私營的，不隸屬於政府，媒體可以到法院告政府違背憲法第一修正案（該案主要是保護新聞和言論自由），而從以往的案例可以看出，媒體和政府打這種官司，政府總是輸的。 在美國這樣的民主憲政制度下，布什政府要想管住媒體，唯一的辦法是制定法律。而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會不得立法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等於把這條路堵死了。因此，在美國，政府想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幾乎是無計可施（如果它想的話）。五角大樓現在能做的就是不給媒體更多戰場消息，現已有26家媒體聯名抗議。 今天人們說哪裡在扼殺新聞和言論自由，主要是指用政府、政權的力量扼殺言論自由。而像美國目前這種來自新聞界本身的批評，來自民間的抗議，不僅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否則當一種“自由”不伴隨“責任”又沒有任何制約力量的話，即使言論也可能變成無法無天的“極權”。 由於“道德底線”和民眾“情感承受力”既不是由政府行政規定，也不是由法律來定義，而是新聞批評界的一種提法，因此它只有和具體事件連到一起時才能體現出涵義。例如，對911恐怖襲擊，如果有媒體說那些平民該死，就是嚴重超過了道德底線。如果記者說見到拉登不報警，採訪第一，也超過了民眾“情感承受能力”。這就是為什麼ABC總裁說他對恐怖襲擊“沒有立場”，全美90%的人要求他辭職。 同樣，如果面對日本軍隊在南京的大屠殺，當時一個中國報紙的主編說對這個事件沒看法，他只管報道，恐怕他的報紙得被憤怒的中國民眾杯葛得無法辦下去，就因為這種冷血超過了人的情感承受力。 新聞界雖然強調“客觀、中立”，但實際上絕對的客觀和中立是不存在的，因為新聞是人採訪的，只要是人，對事情就有自己的觀點、看法和情感；而這些觀點、看法和情感裡，自然包含道德因素。例如，幾年前日本右翼組織想在《紐約時報》做廣告，說南京大屠殺被誇大，但被《紐約時報》拒絕。雖然該報並不負有對廣告內容核實的責任，廣告又是報紙的重要經濟來源，但該報堅持道德底線不可越過。 所謂保護言論自由，是指不應因言論而治罪，叫警察把發表言論者抓起來。言論，即使是錯誤的言論，不受歡迎的言論，也不可以用法律制裁，而應通過批評、譴責、辯論——讓更多的言論流通，（通過民眾的選擇）來淘汰那些錯誤的言論。換句話說，言論只能通過言論來解決，而不可用行政命令和法律制裁。 1992年，紐約市立大學（CUNY）“非裔研究系”主任杰佛里斯教授（Leonard Jeffries）因在校外演講時發表歧視猶太人的言論，被校方撤去主任一職（但仍保留教授職務）。杰佛里斯在曼哈頓聯邦法院告了校方，說他是以言獲罪。這個案子打了兩年，結果教授勝訴，獲賠40萬美元。法院裁決說，杰佛里斯的言論有種族歧視，但校方不應用行政措施來懲罰言論。但《紐約時報》就此發表社論支持大學撤銷杰佛里斯的主任職務，認為發表種族歧視言論的人不適合做行政領導；但如果學校撤銷他的教授職務則是錯誤的。 這位黑人主任雖然勝訴，但卻遭到了另外方式的懲罰，很多學生拒絕聽他的課。這個教授不能指責學生不選他的課是限制他的言論自由。自由是相對的，你有權說和教授身份不相符的話，學生也有權不選你的課。這裡潛在地有對言論的制約關係。 這也像幾年前在加州發生的越南錄像帶店風波一樣。店老板非要堅持在店裡掛胡志明像（法律不可禁止他掛），而那個社區的越南人曾深受越共迫害，對此行為杯葛抗議，最後大家都不去那個店租錄影帶，使那個熱愛獨裁者的店老板生意做不下去。 這種遊戲規則就像兒童玩的一種“象鼠棋”——大象吃獅子，獅吃虎，虎吃狼……依此降項類推，最後是貓吃鼠。而這種棋能夠玩下去，就是因為最小的鼠竟可以吃大象，構成“權力平衡”。這種遊戲規則表明，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任何一種權力都不可以是絕對的，不受任何制約的（包括無冕之王）。任何一種自由都必須伴隨責任。 在中國那種專制社會，當然首先應該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同時也不可以放棄對新聞專業化和責任的強調。而在美國這種民主、法律制度比較完善、有著高度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恐怕更要注重媒體的責任和自律。 （原載多維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