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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這次看走了眼

--評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八

曹長青

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經常帶有政治色彩,這一點既不是新聞也早已被文學界認可,盡管對此做法不無批評。

例如僅在俄語作家中,就沒有把獎發給公認的一流作家納博科夫(《洛麗塔》作者)而給了二流作家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作者)和三流作家索爾仁尼琴(他當時還沒有寫出《古拉格群島》)。

納博科夫在十月革命勝利後逃離了俄國,後又移居美國,沒有在共產蘇聯生活過,又是純文學作家,對文學作品的思想性道德性不屑一顧,所以雖然他是具有原創性的作家,更是俄語和英語兩種語言的大師,70年代時被認為是活著的最偉大的美國作家,但直到他去世,也沒見到諾貝爾獎的影子。而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獲獎時都生活在共產制度下,他們的作品帶有明顯反抗專制的色彩。
但諾貝爾獎這種高舉道義責任旗幟的做法是得到世界各國作家們共識的,因為絕大多數作家都對人類的苦難充滿同情,對反抗專制的同行表示贊賞;同時對人性的關懷是也絕大多數作家所追求的。

諾貝爾獎有理想精神

近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仍然是繼承這個傳統,同時有照顧第三世界、少數族裔或女性作家等的傾向,例如獎勵了兩位寫反抗種族歧視的英語作家﹕南非女作家納蒂.戈迪默和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雖然這兩位也是不錯的作家,但僅僅英語作家中就還有作品入選20世紀百部最佳英語小說並早已在世界範圍內有影響的的奈波(VS Naipaul)、米勒(Norman Mailer)、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羅斯(Philip Roth)等沒有得獎。

同樣是基於這種精神,近年來諾貝爾文學獎發給了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和德國的格拉斯。他們兩位都是極為入世的作家,不僅他們的作品堅決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強烈呼吁人類的道義責任,而且作者本人也不回避對政治活動的直接參與和議論(雖然格拉斯的很多左派觀點是荒唐的)。當然最主要的是他們作品的文學價值都是在本國甚至世界(尤其是格拉斯的《鐵皮鼓》)得到公認的。所以他們的獲獎都不令本國作家和讀者意外。

我不非議諾貝爾獎的這種人道主義精神和道義原則,如果說這種做法帶有政治色彩,那也是無可指責的,因為許多文學作品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而人們不能因為作品帶有政治色彩就否認其文學價值。但同時我更認為文學獎首先必須把文學作品的質量作為評獎標準。如果作家的文學作品質量不高,那麼無論他有多麼高的道義原則和人道精神,都不應在文學獎的評選範疇,他可以去得諾貝爾和平獎,例如美國猶太作家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他的反納粹行動和作品為他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我同時更堅決反對為了照顧第三世界或少數族裔作家按配額給獎的做法,因為這不僅降低水準,損害諾貝爾獎的形象,更誤導讀者把獲獎的二、三流作品當一流傑作認真研讀。而且,那種不把諾貝爾獎給真正優秀的作家,卻去做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施舍,把獎金往各個國家分撒一點的做法,不僅根本不能提高第三世界國家作家的地位,反而讓西方文學界更因這種照顧而反感。

對作品達到同樣文學水準的作家,當然我贊同首先獎勵受專制、種族以及各種人為壓迫的作家,因為毫無疑問,在專制壓迫下寫作,無論在物質和精神條件方面都遠無法和在自由世界的相比,他們需要付出加倍、幾倍的努力和艱辛,有時還要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巨大代價。

正是基於對諾貝爾獎這種人道精神的理解,我曾撰文批評中國大陸的作家群體缺乏道義責任,對六四屠殺這麼嚴重的暴行都沉默,起碼缺乏人道情懷,這大概是中國作家和諾貝爾獎無緣的因素之一。

這次諾貝爾獎給高行健,除了他們就想要給一個中國作家這個因素以外,同樣有這種道義精神的因素(無論他們是否承認),這點從選擇他(被中共排斥的流亡作家)到頒獎詞中對他的評價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高行健自己也在獲獎致詞中說這次獎是“給了不回避人類苦難,不回避政治壓迫而又不為政治效勞的獨立不移的文學”。

而諾貝爾獎委員會所沒有料到的是,這次他們恰恰選錯了人,無論是從文學角度(我已另文評述)還是從政治角度。因為如果鼓勵“不回避人類苦難,不回避政治壓迫”的文學,就不會鼓勵“逃避責任”的文學,它們是矛盾的。

不可承受生命之輕

從高行健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主人公就是要逃避兩種責任﹕第一是道義責任,第二是個人責任。首先,主人公不斷宣稱,絕不要拯救全人類,個人能力極為渺小,千萬不要給我背上那麼偉大的責任,我只要自己逃跑。逃到哪裡去呢?逃到女人的褲襠裡,逃到絕對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愛”中。即使逃進這種性愛中,他又要躲避第二個責任,那就是個人責任,作為男人對那個或那些女人的責任。他對女人的全部態度就是“用”,用完趕快逃,什麼責任也不要。如果他對一堆女人的責任負不起,起碼得對一個女人負責任吧?不不,一個責任也不要,任何責任都不要負。

當然,任何責任都是沉重的,所謂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對人類的責任,愛情的責任。人們在渴望負責任的同時又感到責任之沉重而背負不動,這正是人類歷來,也將永遠繼續下去的一種掙扎,如同靈與肉的掙扎。人類作為動物的一種,正因為有了這些掙扎,才在精神上更區別於其他動物;而知識份子又由於對這些掙扎的感覺更強烈,才又把自己從大眾中區分出來。而高行健自傳體作品的男主人公則一絲一毫內心的搏鬥也沒有,他輕松極了,需要努力的只是怎麼才能“用”完趕快逃掉。

經過共產國家那種“為党,為國家,為人民”的洗腦之後,對那種虛假的為他人利益而活著的宣稱深惡痛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走向另一種絕對自私的極端則是一種最淺薄的表現,中國大陸的無數人今天不都做了這樣的選擇嗎?高行健這種選擇哪裡是在“創新”?

美國《時代》周刊去年1211日那期登了一小條關於“什麼是你的夢想”的民意調查,其中高達百分之九十四的男性說他們的夢想是“幫助人類”。在美國,沒人需要用虛偽的回答來表示自己“高尚”,因為這種民調都是無記名的。這說明絕對壓倒多數的男性是渴望為人類做點什麼的,這個“幫助人類”就是為人類負一點責任的精神。連普通的美國男性們都有這麼強的責任意識,而聲稱關注“人類普遍生存困境”的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漢語作家,卻在他的獲獎作品中肯定“逃避一切責任”的價值,那麼即使不從文學角度(我另文評述),僅僅從道義角度來看,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這次是不是看走了眼?

轉載自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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