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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獸性對待假道德

──評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五

曹長青

文學評論家主要是品評作品的藝術價值,而普通讀者則主要通過書中的人物來尋求情感共鳴,感覺人性、人情,或得到知識啟迪。雖然很少讀者為了尋求道德形象高大的英雄去讀書,但卻會在他們隨意的閱讀中被書中人物那些閃爍人性的部份或瞬間所感動,對非人性的部份產生厭惡。

在西方文學作品中,我們未見得讀到過多少道德完美的英雄形象,但卻讀出了很多充滿人性、或人性沖突的人,他們可能是作者欣賞的正面角色,也可能是被嘲諷的反面形象。像讀者熟悉的《安娜.卡列尼娜》裡的渥倫斯基,《復活》裡的聶赫留朵夫。渥倫斯基勾引有夫之婦安娜,在她臨產有死亡危險時,追悔自己的責任,企圖自殺。安娜臥軌後,他痛苦萬分,回到戰場尋求一死。聶赫留朵夫誘姦並拋棄了卡秋莎,但多年後當卡秋莎因被控殺人罪要到西伯利亞服刑時,聶赫留朵夫痛悔自己當年的過錯,竟然跟著卡秋莎到西伯利亞,要和她結婚。

這兩個男人不是道德英雄,但讀者卻可以看到他們富有人性的一面,尤其是他們靈魂掙扎的一面。讀者在那種人性的光明與黑暗的搏鬥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每個人內心深處人性的一面總是戰勝非人性的一面,但誰都會被哪怕是極為短暫的人性的閃光所感動和震憾,就因為讀者是人,無論他曾怎樣墮落,無論內心深處黑暗的部份怎樣強大,就因為畢竟還是人,在人性閃光的一瞬間,感到和人的溝通,意識到自己是人類的一部份。讀文學作品就是這樣一種和人的溝通。

偽文學﹕有點像真的,但絕對是假的

在閱讀和評論高行健作品的過程中,雖然我怎麼讀怎麼覺得不是在和人溝通,但還是努力放下這個問題,以極大的耐心嘗試從文學角度去評論(畢竟他拿了托爾斯泰都沒得到的獎,不管真假,只能這麼做),但他的書越讀越不對勁,越讀越感覺自己從文學角度去評論的荒唐。因為一本書只要有幾個下面這種粗劣的句子(更何況全書到處都是),就足以把其文學性和思想性全部墜落到完全不值一評的谷底﹕

“誰又高喊起理想,你便想又是個賣狗皮膏藥的。”(《一個人的聖經》156頁,下同)

“偉大光榮正確的党!比上帝還正確,還光榮,還偉大!永遠正確!永遠光榮!永遠偉大!”(50頁)

“再說到歷史,譬如這‘文革’距今才三十多年,党代會的官方版本改來改去,從毛的‘九大’版本到鄧小平的‘三中全會’版本每次大變樣且不去說,何況現今又明令禁止不許追究。”(155頁)

“馬格麗特也不知如今怎樣了,把你拖進泥坑,寫這本屁書”,“算了吧,這些屁話,但他正是為這些屁話而支撐下來。”(186頁,404頁)

“‘人民勝利了!’天安門城樓上就是這樣宣告的。可勝利的不是人民還是党,党又粉碎了一個反黨集團,在毛死後不到一個月把寡婦江青逮捕了,人民又召集到天安門廣場慶祝勝利,党永遠正確!永遠光榮!永遠偉大!而永垂不朽的還是安祥躺進水晶棺裡由人民瞻仰的毛澤東。”(396頁)……

再加上“就趴在她厚碩的乳房上,汗淋淋又被精液涂抹得潤滑的奶上哭” 427頁)之類的噁心,說這是文字垃圾實在是美化,還是高行健自己的概括更準確﹕它們根本只是文字排泄物。他對文字的不自律簡直到了男人在野地裡撒尿的程度。

也有人閉著眼睛硬說高行健的作品是“非政治化的個人文學”,我不能要求人家像我一樣忍受翻閱兩本上千頁“排泄物”的酷刑,僅看上面的文字,或者僅去讀一讀《一個人的聖經》第53章(403頁)那兩千五百字,然後回答它是“非政治化”,還是“個人化”,還是“文學”?

對高行健的偽文學,從文學角度怎麼評都是硬抬舉他,在我抬舉了他太多次以後,必須得談一談那種讀他的書不是和人溝通的感覺。

高行健的字典裡沒有負疚

沒人要求高行健的主人公必須是個“正人君子”,但他起碼得是個人吧?像我你他一樣,盡管卑微,但渴望那微弱的人性部份偶然閃出點光亮,讓讀者感覺一點人的共鳴。

但高行健自傳體的“人”可以把赤條條的啞巴孩子扔在冰涼的山路上之後,永遠不再想起,不再提起,從沒在心裡對自己發問過一次,那個不會說話的孩子會不會被凍死或被山裡的動物拖走?更從沒有過一絲一毫的負疚感,這個詞在高行健的字典裡就壓根沒有過。

在他的兩本書也看不到這個“人”對親人、朋友、同事有一份人間的情愛和關懷,對文革中的獸性有任何震驚、憤怒和思考。他對任何殘酷都可以冷靜地看一眼,然後不動聲色地轉身走開,真是名副其實的“冷文學”。

他的書裡還寫少年時代偷看母親的裸體。我實在找不出語言評這種東西,想起那個同樣曾住在巴黎的普魯斯特在他的《追憶流逝的年華》開篇用十多頁紙細膩地描寫少年的他在臨睡之前如何渴望母親的一個吻,如何屏住呼吸傾聽母親走上樓來的腳步聲。讀到這種文字,痛感這真是人呵,這才叫人的文學!而高行健居然在只有四行的文字裡就看到母親的具體生理部位,還產生“萌動的欲望”(427頁)(在世界文學中,即使寫戀父、戀母情節的作品,有誰見過生理的東西大於心理的嗎?)。我不知道高行健是屬於哪個種族的,是不是人類的一部份,反正我用自己這組文章和他劃清種族界限。

愛情和肉欲哪個簡單?

高行健筆下的男人“愛的只是他自己”,除了肉欲,任何情感、責任都不要。雖說男人在性面前難免荒唐,但那種毫無愛和承擔責任欲望的男人天底下也少見。《教父》裡那些黑手黨徒們可以殺人,可以找妓女,但時刻不忘對妻兒的責任,否則男人存在的價值和男性的驕傲就蕩然無存。連魔鬼都有人性閃光的瞬間,而高行健的男主角則一頭扎進黑洞,再沒見任何光亮,哪兒還談什麼光明與黑暗的搏鬥。

對有人指出他的作品寫太多肉欲,不在乎感情,高行健在台灣回答﹕“談愛情不能否認欲望的存在,承認人是一種動物,對愛情的許多迷惑就能看清些”,“欲望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存在,根本說不清,但愛情的語言卻很容易出口”。

首先高行健的兩本書哪裡談過一丁點兒愛情?“他”對妻子都“只記得她的身體,此外都是陌生的”。到底是肉欲說不清還是愛情說不清?是肉欲簡單還是愛情簡單?恐怕哪個男人都會張口就說﹕當然肉欲簡單,他可能很容易跟女人上床,卻不可能隨便就愛上哪個女人;男人的肉欲還需要被強調才有嗎?如果愛的語言那麼容易說出,高行健怎麼在兩本書的一千多頁裡就死活說不出口呢?明顯地,那個從沒愛過任何一個女人的男主角,不僅毫無愛的能力,連想像愛的能力都沒有,所以就只能欲念橫流。

有人說高行健不想裝“正人君子”,只想真實地表現男人心理。可那種一心只想當雄性動物,死活不要做男人的心態到底是更接近男性的真實,還是更遠離人的真實?男人是性動物,男人更是複雜動物,男人要都像種豬那麼簡單,這世界還會像今天這麼絢麗多彩嗎?還會有文學嗎?

高行健當然可以塑造各種人物,寫種豬心態,但問題是,作者在肯定和津津樂道他的主人公那種只做雄性的動物價值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中都描寫了各種令人討厭、噁心的人物形象,像于連、葛朗台等等。但作者對那些人物都是否定或諷刺的。即使賈平凹的《廢都》,都不僅對那個作家男主角持嘲諷態度,而且認為那些卑瑣的“廢事”都是發生在注定或已經被拋棄的“廢都”裡。

毫無悔意的造反派

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學粗劣化了一樣,高行健筆下“知識份子”的人生態度把知識份子淺薄化、卑賤化和非人化了。主人公對他當造反派、參與迫害人的歷史,不僅毫無任何深入思考,更根本沒有懺悔的意識。

文革中,他記錄下別人對他的批判,“有朝一日形勢翻轉,他也絕不饒人。幾年來的政治運動翻雲覆雨,人都變成革命的賭徒和無賴,輸贏都是押寶,勝為豪傑,敗為冤鬼。他迅速記筆記,盡可能一句不漏,不僅不掩飾他此刻期待的正是那有朝一日,也會以牙還牙。”(111頁)

當年並不是人人都必須當造反派的。在紅衛兵按著別人的腦袋批鬥的時候,高行健的“他”“夾在人群中默默目睹了這番場面,心裡選擇了造反。”要“為生存一博和當一回英雄。”他不僅參與了造反,而且迅速當了造反派的頭目,因為他感覺到了紅袖章的力量。他不僅參與、主持過文革中的揪鬥、抄家、大批判,更體驗了那種“儼然成了失去控制的群眾需要的領袖”味道。(178-185頁)

但今天作者只是“冷眼觀注他經歷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他是“一個和你不相關的人物”,作者要做的就是“從記憶中出來,別替他辯解或懺悔”(188-189頁)。

巨大的災難和崇高的美麗

在對高行健的這些文字做任何評價以前,請看《被吞沒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一書中的一個小故事,讀者自己來比較一下人和非人境界的不同。

猶太作家列維(Primo Levi)在這部紀實自傳體作品中回憶到,當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工地上,炎熱的夏天嚴重缺水,做苦役的囚犯們被乾渴折磨得痛苦不堪。列維意外地發現了一段兩英吋長的水管,裡面儲著水。面對這一點點水,他當時有四個選擇﹕馬上一口氣自己喝光它;留一點自己明天喝;和一個好朋友分享它;告訴小組裡的所有人。他做了第三種選擇,和好朋友趴在地上偷偷分享了這兩吋長水管裡的水。但在從工地回住處的路上,列維看到另一個同伴丹尼枯裂的嘴唇,血紅的眼睛,立刻產生了負罪感。他和那個分享水的好友交換了一下眼色,兩個人心裡都明白,愧疚,希望沒有任何人看到他們。但是丹尼曾瞥了一眼他們倆趴在地上的情形,猜測過他們在幹什麼。

列維從此永遠感覺沒有和丹尼分享那點水的愧疚。離開集中營以後見到丹尼,在重逢的兄弟般親密的擁抱中,他仍清楚地看見“那杯沒有分享的、代價沉重的水”擋在他和丹尼之間。那種負罪感是“凝固的,沉重的,永遠的”。要知道列維並不是搶了丹尼的水,只是沒有把自己發現的和他分享,而且他已經和另外一個人分享了那一點點水。他並沒有犯罪,卻有如此強烈的負罪感,這是一種怎樣的人性!

作者接著寫道“你是不是為自己代替另一個人的位置存活下來而感到羞愧?尤其是一個更慷慨的,更敏感的,更有用的,更智慧的,比你更配活著的?……你無法阻止這些念頭,你審視自己,你搜尋記憶……你沒有搶別人的位置,你沒有打人,你沒有偷別人的麵包……代替別人的位置活下來只是一種猜測。但這猜測吞噬著我們……”

列維寫到,那些倖存者們被從集中營解救出來以後,不僅沒有欣喜、慶幸自己成功地活下來,卻為那麼多人死了而自己活下來而感到沉重、感到愧疚。他本身是無辜者,是受害者,卻對別人不能生還充滿了負疚感,這是怎樣一種境界!

讀到這兒真想痛哭一場,為人類曾有過如此巨大的災難,為人類在如此的災難面前展現出如此崇高的美麗。

沒有主義的一條蟲

我幾乎無法再回頭寫關於高行健的作品——那褻瀆人類、褻瀆美麗的東西。對於高行健來說,哪裡還有天方夜譚般遙遠的無辜者的負疚感,他明明是罪惡的參與者,都絲毫沒有負疚的感覺,更根本不想懺悔。正如瑞典評論家廬瑟松所說,他“從來沒有一點同謀犯罪感在腦子裡閃過”。

在文革那場災難中,正是每一個人心中的高行健的主角那種“絕不饒人”、“以牙還牙”的小邪惡,“吳濤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式的小暴力,給毛澤東的大邪惡、大暴力提供了可能和條件。

雖然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誰都可能幹過缺德的事兒,在人性荒漠的跋涉中,誰都可能有過荒唐,但很少有人敢說出來,更不敢炫耀,因為人們畢竟有羞恥感。知恥,就是在心裡否定了那種行為的價值。人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可以自願坦白,那就是在你準備真正懺悔的時候。而當你毫無悔意地說出缺德和荒唐的經歷,就根本不是坦誠和勇敢,而是沒有是非,沒有羞恥之心。

像高行健這樣光說出當過造反派,參與過迫害人的歷史,卻沒有負疚的感覺,根本不懺悔,就等於是說我曾殺人,我曾強姦,我曾欺辱無辜,做了就做了吧,那就是我的歷史,又怎麼樣呢?

他不僅可以無動於衷地寫下﹕“冷眼觀注他經歷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他是“一個和你不相關的人物”, 今天還能若無其事、非常驕傲地說﹕“中國已成為過去,我現在的很多事情,已經都和中國無關。”更可以忘乎所以,大喊大叫地讚美在“女人洞穴的天堂裡”“可真是美妙得沒治了……可真美妙得沒治啦!這真美妙得沒治啦!”

這是那種對愛和苦難都絲毫沒有感覺、人性品質很低的共產畸形兒。他既不是人,也不是男人,更不是知識份子。當然,書裡說得很清楚,他的主人公就想做一條蟲,因為“一條蟲或一根草是沒有主義的”(《一個人的聖經》157頁),也不必負任何責任的;他還“想成為一頭狼回到自然中去流竄”(《靈山》242頁)。難怪讀不出人性呢!

本來中國幾千年那種泯滅人性的文化已經把中國人吃了一半,五十年的共產黨統治就把那剩下的一半中國人全吃沒了。十幾億中國人的軀殼裡到底還有多少人的成份都很難說。共產主義給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帶來太多非人的因素、獸性的成份,我們在從非人走向人的道路上每邁一步都極為艱難。中國人想做人都死活難做成呢,他卻在那兒強調中國人的動物成份還不夠。

縱容、玩味、炫耀原罪

有人故作高深地詮釋高行健寫的是“沒有主義”的自然主義文學,且不說“沒有主義”怎麼等於“自然主義”,也且不說高行健和馬悅然都公開說這諾貝爾獎大師的作品不屬於古今中外任何文學流派(那詮釋者難免有自做多情之嫌),再且不說《靈山》裡的那百分之八十腐爛、殘缺的出土文物和《一個人的聖經》裡到處喧囂的共產鑼鼓哪裡有一絲一毫自然主義文學的味道,如果寫性欲就是自然主義文學的話,紐約四十二街紅燈區有全世界最偉大的自然主義文學。

有人說高行健的作品是迎合了西方,所以才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對西方和高行健的雙重誤讀。高行健不僅絲毫也沒有迎合西方,而恰恰是用人類劣質的部份,用人類獸性的部份,向以西方基督文明為代表的人類文明挑戰。

他以自由的名義,全方位地縱容無法無天,可以不要人性,可以毫無自律地涂抹文字,就連書名,他都無所忌諱地用了《一個人的聖經》,並在紐約對讀者解釋說,所以用這個書名是因為《聖經》講的是原罪的故事,同他希望表達的一致。

但他沒有解釋的卻是,《聖經》的核心內容是祈禱、懺悔和贖原罪,而高行健卻用“聖經”的名字表達縱容、玩味、炫耀原罪,絕不對任何罪與惡做絲毫的懺悔。這個對人類任何真誠都不屑一顧、對任何制約人類的超然和神聖力量都沒有感覺的排泄者,一面往他的“聖經”上撒精液,一面開心地大叫“這真美妙得沒治啦!”他是不是瘋了?

除了那個既不懂東方、更不懂西方、鹿馬不分的馬悅然之外,西方哪裡有人賞識高行健?

絕對享樂,“活在當下”

共產黨推崇的“高大全”式的、無情無欲的英雄形象是虛偽的,那麼塑造完全相反的,“我只守護我自己”這種毫無人的情懷,絕頂自私,除了女人肉體什麼人生其他意義全都不要的的卑賤形象,就是真實了嗎?高行健不外乎又是在走他最簡單的反共捷徑﹕

你極左,我就極右;你要共產主義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沒有主義的一條蟲;你一心為公,我就一心為私;你說要犧牲今天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絕對享樂今天,“活在當下”,絕不要明天;你要求對党忠誠,我就徹底犬儒主義,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絕欲,我就縱欲;你清心寡欲的時候毫無內心爭鬥,天生一個崇高的英雄,我縱欲享樂的時候更輕鬆瀟灑,天生一個浪蕩的狗熊;你強調以文載道,宣傳意識形態,我就以文泄欲,涂抹排泄物;你讓我披一張人皮,像聖人一樣裝模作樣,我就死活不要這張人皮了,就要做真狼!

一句話,高行健就是要用真獸性對待共產黨的假道德。難怪他沒費吹灰之力,就達到了“美妙得沒治了”的極樂境地,原來“你同我是一路貨”。

高行健哪裡是沒有主義,他是典型的犬儒主義;高行健哪裡是沒有主張,他的主張非常強烈,那就是“絕不要做人!”就像他渴望做的那只狼一樣,一面在自然裡鼠串,一面呼嚎著他的不做人宣言。

無論中國文學貧乏到什麼程度,也不至於悲慘到拿這種做蟲、做狼,而絕不做人的價值去填補她在世界文學中的空白!

(作者注﹕本組系列文章至此告一段落。200131日。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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