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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得獎損害中國文學形象

──評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四

曹長青

高行健得獎以來,盡管很少有人指出他作品的優秀之處,卻有不少人認為不管怎麼說中國人得了這個獎總是有好處。是有好處嗎?事實上中國人的這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不僅不能提高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國人在世界的形象和促進中國文學發展,反而會對中國文學和中國人形象起潛在的破壞作用。

有人指出,高行健得諾貝爾獎只是他個人的榮譽,和中國無關。沒錯,這個獎的確是給了他個人,但如果它真的和中國無關該多好,或者人們能就按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歸類,真把高行健當法國人該多好,省得他的作品丟中國人的臉。但遺憾的是,不僅媒體的報導都渲染他是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亞馬遜網站也把他划歸中國(布羅斯基就算美國的,這簡直是種族歧視),更重要的是人家高行健自己衣錦還鄉,到香港台灣凱旋一番,在報上津津樂道體驗“民族英雄的味道”。

也有中國人不以為然,“誰在乎那個破獎呵,我們根本不把它當回事兒。”且不說中國人怎麼忘性這麼大,瑞典不給獎的時候,就忿忿不平地抱怨人家“西方中心主義”不把中國文學當回事兒,文學界也嚷嚷好多年了“為什麼不給中國人獎”。明擺著,中國人不僅很看重這個獎,也是非常崇拜其他獲獎作品的。而現在瑞典文學院真把獎給了中國人,大家先是看傻了眼,然後就又好壞都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願誰得誰得。難道是因為中國犬儒主義者太多才讓高行健給代表了?

事實上,你不在乎又有什麼用?世界在乎它,盡管人家不拿它當世界文學中的什麼玩意兒,可一定拿它當中國文學中的精品。我在美國十多年,從沒有見過任何一本從中文翻譯成英文的文學作品受到《靈山》這般的重視,得到最重要報刊的評論,被放在書店最顯赫位置。所以無論誰承認不承認,誰願意不願意,《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都絕不僅僅是高行健的,而更是代表中國文學最高水準為中國贏得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中國人如果沉默,就等於容忍一個赤身裸體的中國皇帝在世界文學的舞台上展示中國“服裝業”有多麼發達。

“讀《靈山》是令人沮喪的經驗”

本來不少西方人對中國文學還有些神秘感,覺得由於翻譯不夠,瞭解不多罷了。雖然以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為主翻譯的許多中國文學作品在英美世界也沒有什麼反響,但起碼沒帶來什麼糟糕的印象,人家不關注你就是了。高行健的小說如果只是作為普通作品在西方出版,它怎麼好,怎麼壞,得到什麼評論都對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界沒有什麼影響。

但首位獲諾貝爾獎的漢語作家創作的《靈山》,作為中國20世紀最優秀的小說登上世界舞台,那意義就很不一樣了。西方評論家從這部“中國最高水準”的作品裡看出了什麼呢?

《時代》周刊(20001211日,作者Paul Gray)在列舉《靈山》英文版的累贅、重復、粗糙的翻譯之後,舉了幾個令評論者茫然的書中故事和男女主人公各自的自相矛盾之處,說“讀這種版本的《靈山》是令人沮喪的經驗”。不僅一句褒揚的話也沒給,還得出結論,“諾貝爾獎當然不可能是主要根據在這裡展現出的東西得的。”

《紐約時報》(20001218日,作者Richard Eder)也是首先抱怨翻譯生硬(譯文實在成了高行健作品外文版的極好屏障),然後指出讀者得靠自己再翻譯解釋高行健的自相矛盾﹕“作者又建議,又反對自己的建議;又暴露,又隱藏;又宣稱、斷言,又迷惑、糊涂。”“書中‘你’的所謂精神之旅中,其實很多是描寫肉欲的,表現那個精明的、沙文主義的‘你’和那個既放蕩又愁眉苦臉的‘她’”。

評論說,那些道聽途說、民間傳說等令人迷茫,人稱混亂令人心煩。然後就這種旅行記錄式的寫法說,“(作者)和自己體裁的戰爭就像他和當代中國的戰爭一樣。”認為高行健不僅根本不能駕馭這種寫法,簡直艱難到像打一場戰爭。這本書就像一個人“把一大堆未經過任何挑選裝到兜子裡的好壞都有的東西一古腦兒地倒出來。”“《靈山》的缺陷並不是它的晦澀,雖然書裡有相當多晦澀內容,而是它巨大的模糊不清。”

“《靈山》是一本文學混雜物”

《紐約時報書評》(20001224日)發表了前駐中國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評論。讀這篇文章可以明顯地感覺出,他很費勁地希望能從書裡找出點什麼好的情節,妙的句子,或深刻的哲學思考,好能把這書抬得有點像諾貝爾獎作品的樣子,但無論如何找不到,只好列舉作者怎麼拿著作家協會會員證到偏僻小地方得到優惠,想像中遇到輕浮放蕩的、哭哭啼啼的、又很想要性的女人們。

紀思道實在無法對書做出什麼更好的解說,於是把英譯者陳順妍前言的主題重復一遍之後,自己去發揮對中國社會的瞭解和自己喜歡的其他中國作家了。最後他不無嘲諷地引用《靈山》中的話概括這本書﹕“你把旅遊筆記,道德隨筆(陳順妍把‘道聽途說’譯成‘道德隨筆’了),個人感覺,筆記,備忘錄,非理論性的討論,不象寓言的寓言扔到一起,抄上一些民歌,加上一些你自己發明的傳奇類的胡說八道,然後把它稱作為小說!”“人已經講了那許多廢話,你不妨再講一遍。”

澳洲《時代報》(2000814日)上中國通賈佩琳(Linda Jaivin)的評論則用上面這番話開頭﹕“你把旅遊筆記、道德隨筆……自己發明的傳奇類的胡說八道,然後把它稱作為小說!”她說《靈山》是一本文學混雜物,加上那種長達近兩頁的說教,讀者不難判斷高行健到底是展示、還是否定了他自己的說法。
這位可以熟練閱讀中英文,並在中國居住多年的女評論家指出,《靈山》裡那些淺薄的議論不是使她發笑,就是讓她打哈欠,還有一些令她不知所雲。

《華盛頓郵報》(2001222日,作者Linton Weeks)在綜合報導高行健的美國之行和關於《靈山》時也引用了“你把旅遊筆記、道德隨筆……自己發明的傳奇類的胡說八道,然後把它稱作為小說!”這一段,可見他們都對此多麼共鳴。

“只要你高興,多麼離題都行”

《華爾街日報》(20001215日,作者Peter H essler)在這篇不到一千字的評論中,絕大部份用來介紹高行健的身份,解釋書的散亂、沒有名字的人稱、熊貓抓掉人的生殖器,再抱怨幾句翻譯之差。

這位曾在中國居住並出版過他的中國經歷的作者用明顯嘲諷口氣寫道﹕

“《靈山》擅長的一點是,他在這麼大部頭的作品中可以碰一下災難,然後迅速走開。在中國的現實生活經驗經常和這點相似,在那裡,多數人經歷了可怕的事情,但卻很少去提它。”

“如果說《靈山》裡有政治觀點的話,這點才是﹕你可以隨便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那種巨大的開心。只要你高興,用多少敘述者都行、多麼離題都行、多少故事都行。”

德國的評論則更尖刻,被視為德國文學評論界教父的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在電視評論上說“這是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一項錯誤、丑聞。”

這些負面評論還僅僅是開始。《靈山》裡由於還有些故弄玄虛的歷史故事,西方人以為看不懂中國文化,話還說的客氣點兒。等《一個人的聖經》英文版出來後,瞧著評論界怎麼痛斥吧,如果人家還想搭理他的作品的話。

馬悅然翻譯的《一個人的聖經》瑞典文版已經出來,所以瑞典評論家廬瑟松(Peter Luthersson)在《瑞典日報》(20001026日)指出,“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既沒有寫出一部交響詩,也沒有寫出一部精雕細刻、駕馭自如的傑作,更沒有寫出使我們能夠想起普魯斯特、布羅斯(Broch)或喬伊斯這些文學大師的作品。” “從極端集體主義的同謀犯罪中,高走過一條漫長的道路,從而轉向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信仰……僅僅盯著他自己的享受……至於中國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從來沒有一點同謀犯罪感在腦子裡閃過。”

“沒有被它們感動,沒有得到智慧上的啟示”

英文《台北時報》(200124日,作者Bradley Winterton)在高行健、馬悅然訪問台灣期間,刊登評高行健唯一譯成英文的戲劇集《彼岸》的文章。這位作者明顯熟悉西方戲劇。在介紹了西方現代戲劇的情形之後評論說﹕“表面上,它們(《彼岸》的五個劇)很難讀,很難懂,更難以想像排演。”接著主要評論了高行健兩個劇﹕

“(《生死界》)不能吸引住任何人的情感。對知識人來說,它可能是個智力測驗;對一般觀眾,坦率地說,大概是個耐心測驗。”

“高對他的另一個劇解釋說,它‘試圖探討一些傳統的主題,像上帝和撒旦的關係,男人和女人的關係,善良和邪惡的關係,拯救和痛苦的關係,現代人對語言的關心和感知的關係,還有個人和他人的關係。’如此這般自信自負和天真無知的混合簡直令人說不出話來。該劇主要是夜晚的游蕩者之間交流的城市俗語。劇的主要問題並不是那種超現實的高談闊論,記憶和夢,今天已經沒有人認為只有現實主義才是戲劇的唯一選擇,問題是那些人物說的內容,它們永遠是單調得沒法讓人記住。也許是翻譯誤了高。”

“但總的來說,這些劇給人的印象是圖解的、生硬的。它們沒有品味,像被漂白過的,沒有任何氛圍,也幾乎不嘗試使人的感覺和想像力有愜意。”

“高(行健)導演自己的劇也是一個不好的信號。即使是最好的戲劇也需要另外的敏感和獨立的導演,才能創作出有魅力的演出。當然,也許其他導演被劇的內容的不可塑性嚇跑了。”

“也許高是個天才的藝術家,但由於什麼原因本評論者沒有看出來。事實是,我發現這些戲劇幾乎是不可讀的。我沒有被它們感動,沒有得到智慧上的啟示。為留下記錄,(我在這裡說)我對作者的小說《靈山》是同樣的感覺,至少對陳順妍的英譯本是這樣。”

讓世界更瞧不起中國文學

這些評論還都只是客氣地寫出來,說出口的(還僅僅是我看到的)。還不知有多少沒說出口的輕蔑。

如今在西方有一種沉默的共識,就是盡量不批評第三世界或少數族裔,言行也好,文學作品也好;對糟糕之處,不吭聲就是;要是有一點好的,可就迫不及待地往天上捧,這裡面既有居高臨下施舍的快感,還有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表現,當然也不乏真誠的讚賞,反正西方人在贈送褒揚詞匯的時候總是非常慷慨的。就像也有人給了《靈山》幾句空洞的讚揚,有意思的是,批評的內容具體,用實詞;褒揚的部份抽象,用虛詞。他們可以在批評西方人自己的時候用盡他們豐富的刻薄詞匯,但對第三世界或少數族裔則謹小慎微,生怕不小心用錯一個詞,惹來一片抗議“帝國主義”的聲討。

在這種西方背景下,這中國第一個得諾貝爾獎得主的作品都受到上述這般掩飾不住的批評,可見西方並不是那麼容易唬的,馬悅然只是個罕見的異數。面對這種“最高水準”,世界只能增加對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整體的蔑視,只是人家說不說出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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