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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新裝就編織童話?

──評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三

曹長青

由於寫評論高行健作品的文章,最近一段時間我對媒體上關於高行健的報導比較留心。每每驚訝的是,高行健說的一些話,聽起來好像滿有道理的,可他做的怎麼總是在和自己的道理矛盾呢?尤其是西方媒體上對他在中國“被迫害經歷”的說法,頗有點讓人想問一句﹕是嗎?

高行健在自由世界自然應該盡享他的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但如果諾貝爾獎得主總是說一個道理,然後做些和自己的道理相反的事,未免讓人覺得有點不是那麼回事兒。不信請看﹕

自相矛盾之一﹕

在諾貝爾獎頒獎前,高行健對中、英文媒體都表示領獎時不談政治,可他的領獎詞《文學的理由》卻充滿了政治硝煙,通篇都用政治控訴的口吻,一面控訴政治干預文學,一面又聲討作家要當救世主。也不知他的主要目的到底是譴責政權,還是指責政治的受害者。無論他多麼否認,僅用這篇領獎詞他就把自己納入了政治作家的範疇。

自相矛盾之二﹕

高行健在領獎詞以及多次對媒體的談話中,都強調文學要超越政治,作家不是政治異議人士,但他到香港的訪問,幾乎就成了個政治秀。董建華是否接見成了媒體熱點。從高行健後來在台灣的活動可以看出,如果董建華接見,他是一定樂意的;香港媒體從沒提到高行健根本不想見董建華。可那個政治傀儡和文學有什麼關係呢?只要高行健表示一句不屑於見董,他接見也不前往,恐怕香港媒體也不至於這麼熱衷於炒政治。

高行健在台灣更是不亦樂乎地往政治圈子裡鑽。今天和文化局官員會晤,明天參加台北市長的大宴,後天在總統府被“總統單獨召見”。在中國人這充滿政治的世界裡,尤其是在海峽兩岸無事不政治的情況下,誰都知道,那類會見是政治秀還是文化交流。他這種毫不避政治嫌的做法不僅令人驚訝,也難免讓人覺得這個諾貝爾獎都得了的大作家,怎麼有點像他的《靈山》在沒獲獎之前似的,五折出售了。

自相矛盾之三﹕

高行健在領獎詞中強調寫作是孤獨者的事,他進行的是“冷文學”事業,並蔑視作品的商品化。但無論在香港還是台北,他都一副沉醉於各種聚光燈的神態,他的作品自然在媒體的大肆炒作下,一雪十年賣不動之恥。難怪台灣報紙上有人批評,“除了三場與文學有關的演講之外,大部份時間社會大眾只能看到高行健穿梭在台灣藝文界的茶敘、晚宴中。”他在台灣就像“過年放鞭炮似的一團混亂”,放完剩下一堆廢紙,什麼也沒留下。

相比之下,那個並不聲稱“欣賞孤獨”呀,“冷文學”呀,蔑視商業炒作啦等等的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同樣是原共產國家的作家,幾年前獲諾貝爾獎之後,把錢全部捐給華沙的慈善事業之後就再也不肯在公眾場合露面了。

自相矛盾之四﹕

高行健不止一次地宣稱﹕“中國已成為過去,我現在的很多事情,已經都和中國無關”,“我已經告別中國了。”

沒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固然精神可嘉,但他大概忘了或完全沒有意識到他是因為中國,而絕不是因為他個人的成就而得的獎;而且在那塊苦難的土地上,在那個至今仍在專制統治下的國度裡,他曾是造反派頭目,作為罪惡的參與者而生存過,就這麼毫不感到虧欠地說“告別”,他可真瀟灑!

即使他什麼也不在乎,告別就告別吧,怎麼又對台灣之行表示好似“榮歸”返鄉,更津津自我樂道當“民族英雄”的自豪呢?他和中國無關,是哪國的民族英雄呢?阿里山的?

自相矛盾之五﹕

高行健從香港到台灣到美國,無數遍表示他的東西“只寫給自己看”。在《一個人的聖經》中則更形象地說﹕“把你的經歷訴諸文字,留下你生命的痕跡,也就如同射出的精液,褻瀆這個世界豈不也給你帶來快感?”(144頁)“所以選擇文學,也不過藉此排泄。”(202頁)

高行健這種寫作態度是他的個人私事,就像一個有怪僻的人排泄之後欣賞一番自己的排泄物,別人能說什麼呢。可他怎麼做的呢?書剛寫完,直接把手稿送到了瑞典文學院士馬悅然的書桌上,然後托這個找那個想法出版。有誰那麼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排泄物展示給世界以後再矯情地說我就是排泄出來給自己欣賞的?

自相矛盾之六﹕

高行健說他不是異議作家,同時又表示他是“政治逃亡作家”。《華盛頓郵報》(2001222日)引述耶魯大學當代中國文學教授Charles Laughlin的話,解釋這兩者的不同﹕“高行健不是你們可能稱為的異議作家,他不想用自由去批評(中國)政府。”報導接著說﹕“他要把自由給自己。”

高行健還強調自己是流亡作家,寫的是流亡文學。雖然以前在中文裡“流亡”一詞讓人想到“流亡到西伯利亞”等沒有自由,物質、精神都令人非常痛苦的地方,但今天“流亡”已經成為“流”到物質、精神世界都更豐富、尤其是自由得讓高行健感到“美妙得沒治了”的西方;更有成天喊“流亡”的作家可以三年二載自由出入北京,跟國人炫耀一下流亡之美。

“政治逃亡作家”也好,“流亡作家”也好,明顯地是相對中國而言、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而且在西方強調這種受政治迫害的身份,等於鍍上一層資歷,那就尤其增加了承擔某種道義責任的涵義。高行健既然認為自己已經告別了中國,超脫了政治,也不對中國承負任何道義責任,就應該心安理得地宣佈他是法國作家,在他忘記中國的同時,幫助世界忘記那些文字排泄物是“中國”的“逃亡、流亡作家”製造的。

西方媒體上的中國異議英雄

在西方媒體上,高行健不僅和中國關係密切,更是政治異議英雄,有意思的是,那些報道不曾見諸中文媒體﹕

“傳言說高要被送到勞改營,所以他逃到了四川的山裡花了五個月在鄉間旅遊,直到安全了才回到北京……(在旅途中)雖然他擔心展示他的級別會引起注意,而遭羞辱或捕獲,但他還是用他的作家協會會員證,在邊遠的鎮上得到特殊優惠,像住宿、用車。他的賭注押得很正確,中國太大、太分散了,在小鎮子上沒有人意識到他不是一個了不起的訪問者,而是一個潛在的可怕的反革命。”《紐約時報》20001224

“在制裁過程中,當傳言說他要遭立即逮捕的時候,他離開了北京,花了近半年在四川的山裡旅遊……”《紐約時報》20001218

這種說法令人撓頭,因為上述時間指的是1981年“反精神污染”期間。當時在中國的人都清楚,那次只是意識形態上的運動,並沒有抓人。即使對進行全國批判的《苦戀》作者白樺也沒有抓起來。而高行健的作品只是受到《文藝報》的批評,好像也不至於傳言到要被逮捕或送勞改營的程度。

而且如果當局真的要逮捕他,他還敢為了優惠而到處展示作家會員證?中國的政治恐怕在近20年後的今天都沒鬆動到這種地步吧?

那麼《紐約時報》記者這種說法是從哪兒來的呢?原來它們取自《靈山》英文版前言。在這個前言中,高行健的英譯者陳順妍寫到﹕“面對鎮壓的文化氣氛和進入監獄農場的危險,高逃離了北京”“(清除精神污染後)他的作品被查禁,不能出版。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指他被查出得癌癥)加上他要被送到臭名昭著的青海監獄農場的傳言,他做了一個迅速的決定,馬上逃離北京。”

那麼陳順妍又怎麼得到的這些消息呢?她不僅翻譯了《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尚未出版),也翻譯了高行健的領獎詞,在瑞典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前後照應,現在又是高行健美國之行的英文翻譯,那麼她對原作者的瞭解應該多是來自本人吧?

在陳順妍居住的澳大利亞,國家電台晚間節目(RN 5/07/00)在直接採訪了高行健後說﹕“高是中國最著名的異議份子之一,並被提名諾貝爾獎……他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由於挑戰毛統治下的文學藝術標誌——社會現實主義——在中國文學界引起重要爭議,政府譴責了這部作品,高被監視居住(under surveillance)。

而下面這段話則出自馬悅然的弟子、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主任羅多弼手筆﹕“1989年北京‘六四’屠殺之後,高行健寫了劇作《逃亡》,該劇發表後,北京當局查封了他在北京的寓所,並把他開除中國共產黨。1991年,高行健以反諷的口吻談到這一決定﹕兩年前天安門附近的屠殺之後,我在巴黎立即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瑞典《每日新聞報》20001013日)

和馬悅然一起邀請高行健到斯德哥爾摩大學演講“《靈山》﹕文學和玄學”,和高行健頗有些私交的羅多弼,又是從哪裡得到高行健的家被查封、被開除黨籍的說法呢?如果高行健否認“這一決定”的說法,羅多弼還會這樣寫嗎?

即使對那些天安門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們,也沒見報導說誰家被查封了(由於離職單位強行收回住房的倒是有),怎麼專去查封一九八七年就離開中國的高行健的家呢?

至於他是否被開除黨籍一事,據《亞洲周刊》(20001220日)報道,2000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主持的官方作家辭典《中國作家大辭典》中,刪除了曾是中國作協副主席的劉賓雁和其他一些逃到海外的作家,但“高行健條目二百來字,仍稱他是‘中共党員’”。

毫無疑問,中國的作家都是受到專制政府迫害的,高行健當年在國內由於嘗試現代派創作,受到批判的事實已經足夠證明那種迫害程度了。

作為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獲獎後,中共政府不允許他的作品在國內出版,按理說,應該受到海峽兩岸、海內外中國作家一致聯合的抗議,但在海內外作家的一片靜悄悄中,西方媒體只好開始報道﹕

“雖然他已經有14年沒有在中國大陸居住,他的作品在那裡自1985年起就被查禁,但高經常訪問香港。”《紐約時報》2001130

“高在中國不是很出名,他的作品在1989年之後就被查禁。”《華盛頓郵報》2001222

於是人們很難確定,高行健的作品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遭查禁,那麼西方報紙上這些說法又是從哪兒來的呢?

西方媒體學高行健

西方媒體當然總喜歡順水推舟,誇張點“中國異議份子”的形象。但這種誇張點兒來的做法不僅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他們也不如中國人用得含蓄,還需要向高行健學習,就像我已經引過的﹕

“有朋友把《靈山》同法國已故的喬治.貝萊克的語言作某種類比,我不反對這種認同。他是一個天生的語言藝術家。”

“有朋友說《靈山》展現了中國的另一種文化。這也正是我想作的一件事情。”(《靈山》﹕文學和玄學”1991年)

“這書(《靈山》)在台灣和西方廣為翻譯和出版。”(《為什麼寫作》1996年)

可據台灣聯經出版社統計,在獲獎前,《靈山》在過去五年賣了不到一千本(《台北時報》200128日)。高行健這次在紐約演講也說,出版頭兩年,只賣了152本。《世界日報》2001227日。

法文版《靈山》至獲獎前五年中只賣了6千本(《紐約時報》20001121日)。但高行健卻說,他們沒想到(法文版)剛出版就在法國一炮而紅(《世界日報》同上)。“一炮而紅”的書五年才賣了6千本?

而馬悅然的瑞典文本則“在出版後完全沒引起任何注意”(馬悅然的信,《洛杉磯時報》20001217日)。其他譯本在高行健說“在台灣和西方廣為翻譯和出版”的1996年時根本沒有。

什麼時候發“諾貝爾神童獎”?

當然在沒得諾貝爾獎前,這種說法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台灣也好,西方也好,實在對中國流亡作家們冷淡到不像話的程度了。但得獎以後那類有點“玄”的說法好像沒必要了﹕

去年,高行健在巴黎對《紐約時報》(20001121日)記者說,“我十歲的時候就寫了第一本小說。它是一個歷險故事。同時我也畫畫,在這之前我畫油畫,水墨畫,寫書法,什麼都做。”

25日在台北新書發表會上,他好像把童年寫小說的時間提前了,說在“七、八歲時就開始涂鴉,自己創作類似《魯賓遜飄流記》的小說,並畫了很多插圖。”(中央社記者陳蓉報導)

222日,他在華盛頓國家記者俱樂部演講時說,“從小就生活在藝文環境中,五歲上台演戲,八歲開始寫日記,十一歲起畫油畫。”(《世界日報》記者林寶慶報導)

由於人們對他到底幾歲寫了第一本小說也像他作品何時開始被禁一樣不清楚,再加上他又畫畫,(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童年好像還彈鋼琴、拉小提琴、踢足球、又讀了巴爾扎克,傑克.倫敦和海明威……

所以等以後要發諾貝爾童年獎的時候,也不知道該給這個琴棋書畫全能的神童發哪個獎呢?(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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