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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擠奶還是排泄?

──評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二

曹長青

自從高行健得諾貝爾獎以來,人們聽到他從諾貝爾領獎台,到香港,到台灣,到美國,一遍一遍地講文學高於政治,政治不能干預文學。他這兩個觀點當然是對的,但由於他刻意地強調文學獨立於政治之外,難免給人一種感覺,文學和政治就完全是兩回事兒;尤其是在人們對共產黨的政治文學深惡痛絕的情況下,高行健的高論,更給人一種印象﹕和政治無關的文學就是高等文學,就更陽春白雪;和政治有關的文學就是低等文學,或是帶有党文化的文學。

這種看法即使不是錯誤的,也是相當偏頗的,起碼是把文學和政治的關係簡單化。共產黨強調文學作品必須有革命思想性,那麼我們今天是否就要強調文學作品不可以、或不應該有思想性?

第一,文學作品價值的高低,不取決於它是否有政治色彩。

在藍登書屋選出的二十世紀百部最佳英文小說中,既有毫無政治色彩的《洛麗塔》,也有充滿政治色彩、或挖苦資本主義社會、或譴責共產主義的作品。像《勇敢的新世界》,用科幻手法嘲諷沒有個人、沒有一切人性的新社會;《正午的黑暗》,描述斯大林共產專制的邪惡;《1984》和《動物農場》是中國讀者最熟悉的奧維爾憤怒譴責極權社會的寓言小說;《蘇菲的選擇》則是回憶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殘酷。

當然由於100本書的作者都是英美世界的,所以大部份作品是挖苦嘲諷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和事。雖然深淺不同,但帶有政治色彩或思想性的作品遠超過沒有任何思想性的作品。道理很簡單,作家都生活在充斥了各種政治色彩的社會裡,並不是只有共產國家才有政治。人很難擺脫對周圍社會的看法,作家又很難不把自己的想法(包括政治見解)融進作品中。

像索爾仁尼琴和昆德拉、哈維爾他們那種充滿對共產主義譴責的文學作品,不僅讓人們更具體、細膩地瞭解共產社會中人們的生存狀況,更深化人們(包括我們這些來自共產社會的人)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雖然這些作品的文學價值並不是特別高,還有相當可提昇的余地,但這類作品遠不是已經太多,而是太少!

來美國這十多年裡,我看到不少西方關於二十世紀人類災難的資料,他們提到斯大林的暴政、納粹的浩劫和波爾布特的屠殺,居然極少提到中國的歷次災難,好像中國的情形好多了。這說明中國人拿出的文字東西太少了,無論是文學還是非文學作品都太少了,所以世界對中國曾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殘酷太缺乏瞭解。

第二,文是否要載道?誰來決定載什麼道?

談到文學是應該面對還是回避現實問題,當然首先得談“文”是否要載“道”。作為人類交流的工具,文字既可以載個人的情感,也可以載人的觀點;它既可以是憂傷故事,也可以是思想檄文。一句話,用文字載情,載道,載什麼都是可以的。問題的關鍵從來就不是文載不載道,而是誰來決定載的內容。

共產黨的政治文學和昆德拉哈維爾這種政治文學的不同是,共產黨的文學是它要求、強迫作家寫的,強迫作家宣傳它的意識形態;而昆德拉哈維爾是因自己內心的推動力而寫的。所以,只要不是在政治、利益團體強迫要求下寫的,只要不是受行政手段制約的,文字載什麼道都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應該是像美國這樣受到法律保護的。

第三,政治是高行健自己的影子。

其實高行健本人的文字,無論是他的政論文《為什麼寫作》、《文學的理由》,還是所謂小說《一個人的聖經》都載了強烈的反對共產專制的道。

他的人物完全是在革命的滾滾洪流中,踉踉蹌蹌,怎麼看,人形人影都不清楚;他的議論更是在政治的巨大旋渦中,怎麼議,怎麼論,都怎麼又回到政治這個主題。令我費解的是,即使那些根本不宣稱要回避政治的作家,也沒有把這麼多政治學習材料堆進所謂小說裡。而《靈山》裡的政治也比《一個人的聖經》少很多,這兩本書的讀者幾乎是眼睜睜地看著共產主義的旋渦把高行健給旋回去了。

像福樓拜、普魯斯特那一類作家,即使多麼想把政治的東西弄到文學裡也很難做到。因為他們的生活背景、生存環境決定了他們的生命是逍遙於政治之外的,他們從來就活在幾乎沒受什麼外界干擾的自我的精神世界裡,於是自然地寫出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情感世界。

每個人都注定要受個人生存環境的影響,這是怎麼逃也很難逃掉的。我還沒有看到過任何前共產國家出來的作家寫出真正的純文學作品。更何況高行健是在中年以後離開中國的,我們讀到他在西方的生活除了上床這種像吃飯、睡覺一樣無論在北京還是在巴黎都得有的生理過程以外,他的腦子全在無處不政治的中國。所以,與其完全回避不了政治,給自己製造一堆自相矛盾的東西,還不如坦然、自然點,別對媒體說那種自己比索爾仁尼琴更超脫之類的讓別人都替他臉紅的話。

也有其他中國人像高行健一樣對政治像遭蛇咬了一樣,一聽高行健的“沒有主義”,立刻以為找到了“純文學”的救星,一邊對高行健推崇倍至,認為他那種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學方向,一邊大罵共產黨的文藝宣傳,連把無法回應的魯迅也痛斥一番。

雖然這些人討厭被政治污染的文學那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也應該先看清高行健明明是大寫、特寫政治的;而除了政治以外,就製造了一堆文字排泄物(高行健自己這麼說的)。他們想擺脫共產主義政治污泥的願望很可貴,但也不至於急切到為了擺脫污泥就跳到排泄物中去。

高行健的東西不僅根本不是陽春白雪,而是粗俗到不堪忍受,這點我已經在多篇文章中評過。看他的東西是“酷刑”這種說法可不是我的發明。我勸周圍朋友去讀高行健的作品,都快把自己勸成祥林嫂了,可迄今為止沒勸成一個去看《靈山》,除了那位最早看了書並勸我寫評論的作家,誰都說不想遭那個罪;有人翻了《一個人的聖經》說忍受不了那份厭惡。連關心文學的評論家都忍受不了讀高的作品之苦,其中一位看了我寫評論高行健的文章,知道我皺著眉頭讀了幾遍他的作品,竟然發來傳真說﹕“你替我們受苦了”以示安慰,頗有點我曾為他們赴湯蹈火的味道。讀高行健的東西能把人痛苦到如此地步也真是難得。

中國的偉大作家中,魯迅的作品充滿政治,但讀魯迅的文字從沒有讓人覺得痛苦,而是感到痛快。無論在文學態度上和文學價值上,高行健都是和魯迅不能同日而語的。雖然魯迅後期有左傾傾向,但他那種極為嚴肅認真的文學態度、深刻鮮明的思想觀點、犀利而充滿個性的語言和毫不妥協的精神都是一百一千個從頭到腳充斥犬儒主義的高行健所完全無法比擬的。魯迅嘔心瀝血,吃草擠奶般創作出的文字,不僅力透紙背出對中國文化準確、深刻的認識,也塑造出阿Q、孔乙己、華老栓等鮮活的中國人形象。而高行健那“什麼都有,又什麼都不是”(高行健語)的偽書不僅對中國文化一個字也沒道明白,更沒塑造出任何一個有點人影兒的形象。

我當然不認為誰都得走魯迅的路,但那種以為高行健的文字排泄物可以對抗党文化,犬儒主義就是純文學的觀點,說的好聽點兒是天真得“沒治了”。

從另一方面說,是魯迅那種吃草擠奶容易呢,還是高行健製造排泄物容易?嚴肅作家應該呼吁去擠奶,還是應該刺激去排泄?事實上奶是很難擠出來的,而排泄物則堵也堵不住。《上海寶貝》這類作品是在共產黨要求下,還是在高行健的刺激下寫出來的呢?這種排泄的自然現象,即使不去理它人家也會一堆一堆地排出的,而奶可不是想擠就能擠出來的,否則也不至於把有的中國人饑餓到一著急把排泄物當奶了,沒仔細看一眼就捧著讚美。千萬別喝下去!

當然我絲毫不反對任何對純文學,或所謂個人文學的追求。我認為那種文學更難寫好,難很多很多,尤其是對中了太多共產黨的毒,個人還根本沒站起來,無論從語言還是心靈上都尚處於殘缺狀態的中國人。越多的人去嘗試,才可能有越多的人寫出像樣的東西。而任何中國人能寫出有價值的純文學作品,都是對中國文學的貢獻。我只是很擔心高行健這種現象,沒寫出純文學,卻弄出一堆應該送到紅燈區去的文字排泄物,不僅讓中國讀者從共產黨的文字獄出來之後,還得忍受排泄物的酷刑,也讓西方人笑話,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是很要臉面的。(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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