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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偶然編織了皇帝的新衣

——從錯誤開始到恥辱結束的百年諾貝爾文學獎

評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

曹長青

整整100年前,諾貝爾文學獎設立後第一次頒獎,就犯了一個無數文學愛好者不能原諒的錯誤——拒絕頒給當時活著的、全世界公認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托爾斯泰。

在諾貝爾文學獎設立的1901年,托爾斯泰最著名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早已出版,他也早已坐穩世界文壇泰斗的位置。在俄國,他的聲望甚至遠超過沙皇。但瑞典文學院卻由於認定托爾斯泰在宗教方面的想法是“離經叛道”,而把首獎給了法國作家普利多姆(Sully-Prudhomme)。

當年托爾斯泰聽到自己可能得到首屆諾貝爾文學獎的傳言時,還真眼巴巴等著那個獎,他的文學地位已經遠不需要瑞典文學院的“承認”,他需要的是那筆當時約為10萬盧布(合今天101萬美元)的獎金。當時沙皇正迫害被認為是異教的杜科波爾教派,托爾斯泰正在籌款幫助那些受害者移民加拿大。為了這筆獎金的使用,他還專門給瑞典文學院寫了信,希望瑞典直接把獎金捐給杜波科爾教那些難民。

最後得知獎沒給他,托爾斯泰從自己的小說《復活》的連載版權稅中預支了10萬盧布幫助安頓那些被迫害的異教徒。因為這筆捐款,妻子索妮婭還和他大吵一架,埋怨托爾斯泰把這麼一大筆錢捐出去。

1910117日托爾斯泰去世,諾貝爾文學獎頒發了10屆、給過11個作家(第三屆是兩人共享),但就是不給托爾斯泰(由於政治或者說宗教原因),可見它有一個多麼惡劣的開端!而在諾貝爾文學獎設立百年之際,瑞典文學院又把這個獎給了一個平庸至極的作家高行健,使諾貝爾文學獎百年後再次蒙羞!

是什麼導致瑞典文學院再次做出這麼大的錯誤判斷?仔細研究,會發現它竟像“泰坦尼克號”中那個撞了冰山沉入海底的巨輪一樣,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所致——

第一,中國人百年缺席,諾貝爾評委會感到壓力。

雖然在世界上非常出名的中國作家很少,但中國人歷來很看重文學,也有悠久的文學史。然而,自諾貝爾文學獎設立後,近一個世紀和中國人無緣,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國人的自尊心,並引發了一種“諾貝爾獎情緒”。

有人譴責西方人不懂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有人埋怨中文作品翻譯不出去,也有人批評瑞典文學院是“西方中心主義”。當然也有很多中國作家和評論家在反思自身。

中國人的這種“諾貝爾獎情緒”通過西方(尤其是瑞典)漢學家,傳遞到了諾貝爾獎委員會,對它形成了某種壓力。傳遞信息的漢學家們自然願意推波助瀾,因為漢語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以提高漢學家在西方的研究地位,使他們顯得“重要”。西方漢學家不僅數量很少,而且絕大多數是研究古漢語、古籍的。所謂漢學,主要是指對中國古典文學或漢文化的研究。由於漢學一直屬於邊遠學科,所以漢學家像在夾縫中做研究。在德國的學者發表文章說,由於德文中的漢學“聽起來和醫學專科名詞非常相似”,所以德國民眾以為漢學是醫學的某個專科。

無論中國人怎麼為自己深遠的文化和悠久的文學史而自豪,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很低是一個事實。雖然聽起來很刺耳。

瑞典文學院在1985年增選了漢學家馬悅然為院士,有開始注意漢語文學的傾向,但離真正頒獎給中文作家似乎還很遙遠。只是近年來有比較明顯的照顧第三世界國家作家的傾向,加上聽到來自中國的怨氣,才開始認真考慮給中國作家。

正在撰寫《1984》作者奧威爾傳的英國小說家和評論家泰勒(DJ Taylor)就高行健獲獎在《衛報》發表文章指出“在最後的選擇中,文學價值從來都很少起作用……瑞典文學院降格到採用由聯合國引發的靈感——找出以前沒有給過獎的、值得瞭解一下的國家和語種的代表,看看他們能不能做點什麼。”

在這樣的背景下,過去的幾年裡,一直都有中國人要得獎的傳言,而且已經有人做了好幾年的“準第一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這種沒得獎就已氣勢如虹,“準得獎人”身份廣為流傳的情形,據我所知二戰後只有對《鼠疫》的作者加繆和《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克斯。他們兩位的氣勢完全來自本國、本語種文學評論界“橫掃般的讚譽”,而漢語作家的“準得主”氣勢則完全來自瑞典文學院的個別人。

第二,瑞典文學院只靠專家評介瞭解中國文學。

瑞典文學院總共有18名院士,其中三人由於不滿文學院的某些做法先後辭職。院士是終身制,辭職沒有得到批准,於是三個位置就空著。所以現在只有15個人投票選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得票半數以上者當選。

據馬悅然介紹,每年都有150200個作家被推薦,經過幾次討論篩選,到五月底,被推薦名單上只剩下五、六個作家,這個名單被稱為“短名單”。六、七、八三個月,院士們才開始看短名單上候選人的作品。短短三個月要讀這些候選人的幾十部作品,從時間上看,只能走馬觀花。雖然這短名單上有些作家的作品院士們上一年,或以前已經看過,但即使只讀二、三個作家的作品,明顯地,也不可能看得很細。

在採訪馬悅然時,我提到為了寫幾篇評論文章,看了幾遍《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當然還看了高的其他作品等),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馬悅然相當吃驚,他說有位院士同事,每天看三本書。我問那些院士們是不是用每天三本這樣快的速度看《靈山》的,他含糊地回答﹕“嗯,嗯,他們有讀書的習慣,他們讀的快。”

雖然不可能每個院士都用每天三本書的速度讀了《靈山》,但它起碼說明院士們不可能仔細、認真地研究高行健這部“表現了三種中國文化的”、有“原創”人稱表現手法的、“有兩種不同哲學意義的”、不同於世界上任何流派的“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馬悅然語,參見明天發表的我對馬悅然的採訪)。

從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可以看出,以前他們發給第三世界國家作家時,多數給了那些起碼在本國或本語種內已經確立了相當文學地位的作家,像埃及的馬哈福茲。而馬爾克斯得獎時,已經屬於世界範圍的作家,《百年孤獨》出版後立刻成為暢銷書,風靡整個拉丁美洲。該書譯成英文後,也贏得評論界一片讚譽。

所以,當瑞典文學院考慮那種作家們的時候,無論院士中是否有人懂得埃及或西班牙語、院士們是否瞭解埃及或拉丁美洲文學、院士們是否充分地閱讀了候選人的作品等都無關緊要,因為候選人本國、本語種的評論界已經為瑞典文學院提供了相當充分的參考資料。

那麼對於中國作家的作品怎麼去瞭解?由於“中國文學對多數西方讀者仍是一個未知的領域”(《時代》周刊20001211日),中國又沒有世界知名的作家,這點顯然是非常想頒獎給中國人的瑞典文學院的一個困境。當有人指出諾貝爾獎委員會不瞭解中國作家這一情形時,德國漢學家瓦格納(Rudolf Wagner)說﹕“他們這些諾貝爾獎的成員基本上是請各方面的專家給他們介紹。在中文方面,他們已經有了一個代表,就是馬悅然先生。”(《開放》19993月號,茉莉訪瓦格納)

馬悅然本人也絲毫不否認他在漢語作家得獎問題上所起的關鍵性作用。他強調首先是由於他對高行健作品的翻譯和介紹影響了瑞典文學院。他翻譯了高行健的全部小說和18部戲劇中的14部。同時“我當然給他們做了好些個報告,內部的報告,報告當代中國文學,不僅高行健。高行健的著作也做了好些個報告,最近幾年,就是這樣。”

在馬悅然所做的這些努力之前,除了馬森寫的《靈山》前言和劉再復的《一個人的聖經》後記之外(據我盡最大能力所瞭解到的情形),在高行健得獎之前沒有任何中國評論家對高行健的這兩部主要作品做出評論。當然這裡絕不排除還有我所沒見到的其他中國人的評論。

前幾年一直得獎呼聲很高的北島,也主要是由於馬悅然的介紹,他把北島自1972年以來寫的全部詩翻譯成了瑞典文。據說李銳也獲諾貝爾獎提名,他有三部作品也被馬悅然譯成瑞典文。中國作家的作品有無瑞典文譯本,幾乎就成了是否能得到諾貝爾獎的先決條件。

在人口只有860多萬(比香港多一點,不到台灣的一半)的瑞典,據馬悅然說,能讀中文的人只有不到100個(讀到什麼程度更是很難說)。那麼在中文作品極少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的情況下,即使諾貝爾獎評委們詳細、認真地閱讀已經譯成瑞典文的中文作品,他們也沒有辦法和其他中文作品做橫向比較。所以,要求他們的18名文學院士都能對中國文學有深入的瞭解既不合乎情理,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他們依賴專家瞭解中國文學的情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18個人裡面就能有一個人懂中文已經應該是漢語文學的榮幸。

第三,語言學和古漢語專家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掛一漏萬。

出生於1924年的馬悅然先生,1946年即開始學習漢語。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張靜河專著《瑞典漢學史》裡面有專章評介馬悅然。從這本經馬悅然親閱並肯定其準確性的專著中得知,馬悅然一直師從瑞典的漢學鼻祖高本漢,主要從事中國方言、古漢語和音韻學的研究,曾於1948年到四川住了兩年,收集了33種方言,並對中國古籍《公羊傳》、《谷梁傳》、《春秋》、《左傳》有專門研究,曾把這四本書中查到的2570個“其”字列成表格進行語意分析。

馬悅然還對荀子、庄子、宋詞等都有相當研究。他尤其是辛棄疾專家,曾統計出辛棄疾詞中使用的曲牌達99種。對中國古籍如此深入、細致的研究,恐怕今天在中國也很少有人做到。

馬悅然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熱愛,以及研究成果,都是相當令人矚目的。說馬悅然今天在瑞典漢學界的地位等於當年費正清在美國漢學界的地位是毫不誇張的。

但是,語言學和文學是兩個不同的學科,同時古漢語和當代文學也是兩個專業。林語堂認為﹕“照心理上的難度而言,學習古文與學習外文已相差無幾。”

在中國,研究古漢語的學者是不評論當代文學的,也不參與各種當代文學獎的評判。已去世的北大教授王力是公認的中國古漢語權威之一,但從沒聽說王力主持評選當代中國優秀文學作品。

馬悅然說﹕“80年代初開始我對當代文學感興趣,翻譯他們的東西,但是我90年代翻譯過整個的《西遊記》,包括750首詩詞,所以不僅是當代。八、九十年代,也翻譯過古代的東西,漢代的詩呵。”

據《瑞典漢學史》介紹,從1984年到1992年,馬悅然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自1984年的200多種激增至700多種。這裡面包括了上面提到的高行健的95%的作品、李銳三部小說和北島的全部詩歌。做這麼大量的翻譯工作,每年六、七、八三個月他還要讀候選人的作品,參加討論等,可想而知,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總體的研究還能有多少精力。所以馬悅然自己也承認他對很多當代作家的作品都沒有讀過,不能把握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只是對“幾個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下了很多功夫,翻譯他們的東西,像高行健,李銳,北島。”

第四,翻譯家不等於文學鑒賞家。

從上面的介紹讀者可以看出,馬悅然翻譯中文作品的數量之大。但是勤奮的翻譯家是否就是好的文學鑒賞家?是否就對什麼是文學有真正的瞭解?

1996年,我在德國波鴻大學巧遇《尤利西斯》的中譯者金隄,聽他演講翻譯《尤利西斯》之難。後來特意買來金隄的譯本和蕭乾、文潔若譯本上冊。由於英文原文太難讀,生詞滿篇都是,所以僅就某些片斷將兩個譯文對照了原文,發現兩個譯本各有千秋﹕金隄在表達方式上更接近原文,蕭乾的則更有文學味道,尤其是文字用得更雅氣,顯示了老一代人的語言修養。

有很好的中外文修養,是否就表明對文學這門藝術很明白呢?前些年,就中國人為什麼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一事,蕭乾曾指出(據報載),西方的評委們根本不懂中國作品中的工農形象。這種說法實在顯得外行。什麼叫工農形象?工人、農民就不是人嗎?怎麼外國人寫的人中國人就能懂,而中國人寫的人外國人就不懂了呢?賽珍珠《大地》裡的王龍簡直土得每根汗毛都粘著安徽農田的土粒,但西方人不僅非常看懂了王龍是和他們一樣的人,而且還愛上了他那個連話都不會說幾句的農村妻子歐蘭。那書真比中國人寫的還“中國”,但1931年在美國出版後立刻成為暢銷書,那時候,恐怕一大半美國人在地圖上都找不到中國在哪兒(今天又有多大不同也很難說)。

坦率地說,我在報上看到蕭乾那番關於工農形象的高論時,根本不相信他能譯好《尤利西斯》。但看了他的譯文,不禁由衷地佩服這位80多歲開始翻譯那部天書的老頭。雖然他可能根本弄不清楚文學到底是什麼,但他仍不失為一個很好的翻譯家。

馬悅然先生可能是個很好的語言學家和翻譯家,但他的文學欣賞標準是否能得到讀者和評論家的認同?為什麼高行健獲獎前無論是大眾還是評論界都根本沒有人理會他的作品呢?即使在諾貝爾獎頒發後四個多月的今天,仍然沒有一篇評論文章從文學的角度全面地給讀者介紹《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的藝術價值?123456……說出個名堂來。

在閱讀了所有能找到的介紹馬悅然的資料、媒體對他的採訪和我本人的採訪之後,我發現,馬悅然關於《靈山》是“無與倫比”的“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的判斷,建立在幾乎沒有和中外任何其他作品比較的基礎上;換句話說,《靈山》是在沒有比較對手的情況下“無與倫比”的;馬悅然既不能把它和當代中文作品比,也不能把它跟西方文學作品比。

我問《靈山》到底是不是現代派,馬悅然說﹕“《靈山》不像一般的在大陸出版的或者用中文寫的一般的現代派小說。它太大了。”

那麼它是不是接近西方現代派呢?“這個我不好說,我沒有念過西方的和《靈山》有關係的現代小說,《靈山》是非常有創作性的一個小說。”

馬悅然的結論是﹕《靈山》“不是一個傳統小說,也不是現代派小說,是一個特別的、很特殊的小說,從來沒有過的一種小說。”

所謂鑒賞,只有在和其他東西比較的時候才能談到“好”或“壞”,這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是在沒有比較的情況下就好或壞、美或丑的。

馬悅然先生之所以不把《靈山》和中國當代文學的其他作品比較,是因為他把精力都用在了翻譯高行健、李銳和北島,還沒來得及閱讀和醒悟即使三流的中文作品也比一部偽書要有價值。

馬悅然先生之所以不把《靈山》和外國作品比較,是因為他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他所熱愛的漢語作品,還沒來得及顧及和發現原來在他所居住的西方,即使文學園地的一顆沙粒也比他心目中“無與倫比”的“靈山”還大還閃亮,就別提那些珍珠了。

第五,主觀武斷導致馬失前蹄。

世界上任何人都精力有限,能力有限。像高行健那種既能寫出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超任何流派”小說,又能畫出震倒港台收藏界的“現代派抽象”畫,還能講出令出家人俯首合掌的“禪與人生”的“超人”畢竟罕見。馬悅然不能同時成為東西方文學專家完全是正常的。但他似乎沒有意識到人和“超人”的不同。如果高行健在諾貝爾的講壇上告誡全世界“一個人不可能成為神”之前,先給馬悅然耳語一下這句話,或許不會導致他的恩師用他一生漢學研究的聲譽與代價換取一個高行健的諾貝爾桂冠。

由於戰亂和革命等等原因,蕭乾也未見得讀過很多西方作品,也很難說有多高的文學鑒賞力,他之所以沒露怯,因為他選擇翻譯在西方文學史上已經有定論的《尤利西斯》。

但馬悅然在除了高行健以外沒有任何其他人鑒定的情況下,自己就斷然認定《靈山》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這多少有點太冒險。

當我問他﹕“《靈山》還沒出中文版時,你已經把它譯成瑞典文,也就是說,在沒有任何中國人評價這部作品前,你就認定它是一部無與倫比的作品,是不是這樣?”他說﹕“對,那就是,是這樣。”

我又問﹕“那麼你不覺得在認定它是‘無與倫比的作品’之前應該聽聽海峽兩岸中國評論界的意見嗎?”

他說﹕“我完全不管別人對《靈山》的評論,我有我自己的評論,我不聽別人告訴我怎麼樣。……我不等到別人說、中國的什麼評論家說高行健的《靈山》是一個很好的小說,應該翻,我根本就不聽人家,我自己決定。”

不僅對高行健,對他偏愛的另一個中國詩人北島,也是他的詩還沒出中文版,馬悅然就譯成瑞典文先出版,似乎這些作品是專為瑞典文學院寫的。

馬悅然最近又“發現”一個“天才作家”——在山西太原做警察並發表過幾個短篇小說的曹乃謙。我在採訪時問馬悅然﹕曹乃謙的作品在大陸可以公開發表,又不是和當局政治沖突的文學作品,你批評中國文學評論界不重視他,是不是他的作品還沒有達到需要重視的程度呢?馬悅然的回答是﹕“這個我不管,我簡直不管中國大陸的評論家對曹乃謙的看法,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覺得曹乃謙是個天才的作家。”那口氣簡直曹乃謙就是曹雪芹了。

今天中國大陸的文學現狀,完全不像文革時那樣封閉,那麼多評論家,那麼多讀者,那麼多精通漢語者,都沒有從曹乃謙的文字中看出他是“天才的作家”, 只有中文是第二語言(也可能是第三,因為他學中文之前學的是拉丁文),關注中國當代文學不到20年的馬悅然能夠“獨具慧眼”,不是主觀到有點霸道了嗎!

另外,在中文裡面“天才”和“無與倫比”這種詞好像不是可以隨便使用的。我仔細想了一下,從沒聽說過任何一位中國作家從中國評論家那裡得到過這兩頂桂冠,別說當代作家,連古人好像都沒得過。

我不知道中國那些研究英美文學的、法國文學的、俄國文學的是否可以完全不顧人家本國、本語種評論界和讀者的鑒賞,而自我發現那些國家的文學大師。如果中國有一個金額最高的“孔子獎”什麼的,就頒獎給自己認定的“法文、英文、俄文等二十世紀最偉大小說”的話,是否會弄出笑話而讓那些國家的文學界嘲笑呢?

由於馬悅然的極為自信,他可以(在台灣)說高行健“仿佛是進入女性的內在心理狀態,發揮豐沛的想像力,這種對人性深入掌握的才能,不只是中國作家很少見,就是在西方吧,也不一定有這種能力。”

他還可以說﹕“我相信,將來西方的戲劇要受高行健戲劇的影響,這是肯定的。他運用三個不同的人稱代詞,我你他,表示一個人,這是一種新的技巧,這是別人沒有用過的,我相信將來西方的戲劇作家會發現這是非常有用的一種方法。”

他也可以說,下列這些中國作家已達到或超過歐美那些最有名的作家的水平﹕“有李銳,有莫言,有蘇童,有劉恆,賈平凹,阿城,馮驥才,王蒙,張元力(據音調猜測),殘雪,他們都是不亞於西方的最好的作家。”

反正,我可不相信哪個中國的評論家有膽量說出上面這些話,什麼人最無畏呢?

第六,中國流亡作家的“智慧”。

即使諾貝爾獎委員會就恰巧想分個名額給中國人,即使瑞典文學院就恰巧對中國文學一竅不通,即使挑選當代中文作品的人恰巧是古漢語專家,即使翻譯高行健的人恰巧沒弄清什麼是文學,即使決定中國人得獎命運的人恰巧極端主觀,如果沒有中國流亡作家的“智慧推動”,諾貝爾獎恐怕也很難創造出如此這般的奇跡。因為馬悅然的主觀是建立在對中國當代文學和整個西方文學近乎空白的基礎上(讀者從我明天發表的採訪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中國的流亡作家們可是牢記著毛澤東的教導,“一張白紙最容易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瑞典漢學史》中說,“當他(指馬悅然)聽高行健介紹自己正在寫著一本體裁新穎的長篇小說《靈山》時,立即對這本書產生了興趣,結果,高行健的原著尚未出版,他已經根據小說手稿進行瑞典語的翻譯了。”接著寫道,“以四川為第二故鄉的馬悅然,大約深受作品中西南邊陲神秘氣氛感染和作者對生命終結意義深刻思索的吸引,對翻譯這部作品產生了強烈興趣……”

從劉再復的《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一文中讀者也可以看出,高行健的小說寫完後,手稿不是送到了中文出版社,而是送到了馬悅然的辦公桌上。由於馬悅然看不了那種手寫體,由劉再復背回北京打的字。

如果說馬悅然對中國當代文學缺乏整體上把握和鑒賞能力的話,為什麼他敢斷然認定《靈山》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細心的讀者對照高行健和馬悅然前後對《靈山》的解釋就可以發現,馬悅然對《靈山》的“理解”,幾乎都是從高行健那裡“批發”來的,就像上面《瑞典漢學史》中所說,是“聽高行健介紹”的。

我無法得知高行健到底具體怎樣、以及多少次給馬悅然講解自己作品的“體裁新穎”和“對生命終結意義的深刻思索”,但從1991年高行健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演講(題目是“文學與玄學.關於《靈山》”)就可以看出,馬悅然對《靈山》的那些高度評價,早已出現在高行健對作品的自我解說上﹕

“有朋友把《靈山》同法國已故的喬治.貝萊克的語言作某種類比,我不反對這種認同。他是一個天生的語言藝術家。”

“有朋友說《靈山》展現了中國的另一種文化。這也正是我想作的一件事情。”

(我想不少人都有這種經驗,當你想表達一個自己的觀點,由於說“我認為”顯得唐突傲慢,還會可能由於對方不同意你的觀點而使雙方都尷尬,於是婉轉地說﹕“有人認為……”這種“有人認為”用到自誇上的時候,好像也挺巧妙,但又太容易被人看出,所以未見得是別人可以借鑒的“原創”。)

高行健接著開始介紹“《靈山》中著意的(三種)文化”﹕“從原始巫術演變出來的道教和從印度傳入再加以改造過的佛教……”、“民間文化……”、“純東方精神,主要體現為以老庄的自然觀哲學、魏晉玄學和脫離了宗教形態的禪學……”

於是,馬悅然就解釋《靈山》表現了﹕“……古老的巫術崇拜的,以及道家影響的文化……他所見的那些老的,會搞巫術的,那些禪宗的,佛教的一些,他就寫他所遇見的一些。”

高行健在《靈山》52章裡極盡全力地表白﹕“我”在現實世界中旅行,由於太寂寞,於是想像出一個“你”來跟我對話,你不過是我的一個影子。

於是馬悅又解釋說,“《靈山》裡的‘我’就是那個非常孤獨、寂寞的人,他太孤獨、太寂寞的時候,就需要發明一個‘你’了。他需要一個人的感情,那個‘你’就是他自己了。”

經過高行健自己的升華和詮釋,他的兩本書在馬悅然的白紙上就寫下了﹕一本是“朝聖之旅”,一本是“文革懺悔錄”。 這麼一來,它們的確很像是充滿了知識分子味道的諾貝爾獎得主的作品了。

(至於“朝聖”的旅途上把啞巴孩子扔在山道上而毫無悔意,在“懺悔錄”裡玩味逃避責任的絕對自私,等等精神分裂癥狀則顧不得管了。)

高行健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演講裡,講完上述三種文化,再歷數並稍加注釋中國的黃河文化,長江文化,楚國文化,海岱文化,紅山文化……長江上游新石器時代的河姆渡文化,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良港文化……還有八卦圖的陰陽魚圖象、良港文化中的黑陶器盂,大溪文化中的紅陶器,空心鏤孔的陶球,人面石雕,青銅彝器,象牙駝,陶狗……然後又是夏文化,《山海經》裡的神話,古代巫書,越人,楚地,巴蜀,泰山……

如此令人眩暈的“文化們”怎麼能不震倒整個瑞典文學院,何況馬悅然!

馬悅然熟悉的流亡作家裡豈止高行健懂得怎麼贏得這位瑞典文學院士的佩服,顧城的戲也演得挺漂亮。據馬悅然回憶,1988年,顧城被邀請到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演講,“已搭上火車了,我問他,你要講什麼呀?他說,我不知道。到了學校,時間頂緊,就進了禮堂,他突然說,這樣吧,就講中國詩裡的時間感好了。”顧城演講後,馬悅然評價說,“這是一個極難講的題目,一般人恐怕得苦思幾個禮拜,才能搞出了講稿。顧城卻隨手拈來,一說兩個小時,渾然天成。”然後稱讚顧城是“會走路的詩”。(台灣《光華》19903月號)

讀者相信顧城是真的嗎?顧城並不是從事文學理論的,而且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他不是那種出口成章、善於詩論的人,不準備就一口氣講兩個小時?

顧城殺妻自縊後,他的朋友楊煉撰文回憶,顧城曾在幾天之內殺了200多只雞。但隨後去拜訪的一位奧地利漢學家卻認為他是不敢踩死一只螞蟻的小天使。楊煉問顧城“你把那些雞腦袋藏到哪兒了?顧城說﹕‘那哪能讓老外知道呀!’‘老外什麼時候能懂咱中國人呀!’”(《開放》942月號)

馬悅然又什麼時候能懂他周圍那些“流亡作家們”呢?這位有個純中國名字的瑞典人,是中國人進入諾貝爾殿堂的敲門磚,是一道無法輕視、必須通過的唯一門檻。馬悅然的妻子出生於中國,一位中國詩人就拜她為“乾媽”,馬悅然自然就成了“乾爹”。

馬悅然和某些其他漢學家之所以自信、自負到完全不把中國評論界和讀者放在眼裡的地步,並不是完全沒有原因的。某些流亡作家把漢學家捧到天上,因為,漢學家可以邀請他們到歐美參加文學討論會、寫作計劃、或當住校作家。而參加這次寫作計劃又成為下次當住校作家的資格。不少人許多年也拿不出一篇像樣的東西,卻幾年、十幾年地當各種住校作家,在海外享受專業作家待遇。當然這種待遇並不是容易得的,由於他們拿不出作品,全靠當年在國內得到的作家詩人頭銜(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像高行健這種偽的),所以必須費盡心思地游說西方文學界和漢學界。在文學界沒有作品,加上外文不好,不太容易唬;而和漢學界則不僅語言上能溝通,還互相有可利用之處﹕“中國流亡作家”靠漢學家吹捧才能拿到資助,而漢學家又通過捧起中國作家抬高自己的專業地位。在中國人不斷恭維他們的這種誤導中,有的漢學家越來越相信自己對中國文學的理解能力遠超過中國人自己。

馬悅然的自負,在中國人的諂媚這種特殊條件下簡直越發不可收拾,最後終於創造奇跡。今後他就更有理由蔑視中國評論界了,你們誰也不重視和評論高行健的作品,可他想讓高行健得獎,高就得了。當年趙高“指鹿為馬”,知道那是鹿;今天馬悅然“指鹿為馬” 認定鹿就是馬,你們中國人也得跟著我認你們的鹿就是馬,還得讓這只鹿給所有的馬“開闢了道路”。沒錯,港、台已經萬眾歡呼這“馬”真是駿馬。大陸如果沉默,也等於默認“那就是馬吧”,反正中國有“馬首是瞻”的說法。

如果中國作家中能出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話,毫無疑問,一定是李銳的。在我的採訪和台灣媒體的報導中,馬悅然不斷偏執地提到李銳,對他偏愛倍至。如果在馬悅然活著的時候,中國人還有幸得第三個諾貝爾文學獎,那一定是北島的。誰也沒有必要再去做任何其他猜測。所以,有雄心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們,現在去打聽馬悅然的地址,去敲他的門好像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偶然在這個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真可能超過了其他任何因素,中國人真倒死霉了,盼望多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完全就像“泰坦尼克號”,首航就撞冰山,一頭栽進大西洋,而且也是由於一系列偶然因素所致。

我曾反反復復琢磨那泰坦尼克號﹕如果觀望員沒有忘記帶望遠鏡,早發現冰山就躲過去了;如果晚10秒發現冰山,泰坦尼克號迎面撞上冰山,只有部份船頭破壞,儲水箱不會有大問題,船不會沉;如果船上按人數配備了足夠的救生艇,即使巨輪攔腰截斷,也是有驚無險;如果不遠處的加利福尼亞號不碰上那個該死的船長,即使這邊救生艇不夠,他們完全來得及趕到,全船人員仍會安然無恙……這裡面只要有一個因素不踫巧,就不會造成1503人死亡的大災難——可這世界就是由巧合組成的!

這高行健得獎事件也同樣,上述的六個偶然,缺了哪個,結果都不會是這樣——如果諾貝爾獎委員會不刻意照顧中國人;如果瑞典文學院熟悉中國文學;如果唯一懂中文的院士是真專家;如果評委稍有文學常識;如果馬悅然不自負得出奇;如果中國作家不“聰明”得超人……當然一定還有我沒意識到的偶然在裡面。

諾貝爾文學獎首獎時,沒有頒給真大師托爾斯泰,設立百年時,又給了偽作家高行健,從錯誤開始,以恥辱結束,絕了。

轉載自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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