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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錯位的領獎詞﹕評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九

曹長青

高行健的《靈山》由於雜亂到不成書的程度,很多人根本看不下去,所以也無法評論。而看了《一個人的聖經》之後,不少人則吃驚“怎麼爛到這種地步?”開始對高行健的水平表示懷疑。再讀了高行健的諾貝爾領獎演說《文學的理由》,才終於明白了“無與倫比”的水準到底是多高。

《紐約時報》評論家埃德(Richard Eder)對高行健在《靈山》裡使用的“我、你、他、她”這一堆人稱評論說﹕“對這些你只有不仔細推敲,才明白一點;但當讀者習慣了這些之後,又只能更心煩。”

其實高行健的東西,如果不能說全部都經不起推敲,起碼我還沒見到過哪一篇能經得起推敲。對高行健極為認真對待的、花10天功夫寫出的,“向全世界發表的演說”,讀者只要稍微認真留意一下,就至少可以發現下面幾個刺眼的嚴重問題。

第一,高行健的時代錯位﹕

21世紀的今天,高行健站在諾貝爾的講壇上,向全世界宣佈﹕“文學一旦弄成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盡管可以動用傳播手段,聲勢浩大,鋪天蓋地而來,可這樣的文學也就喪失本性,不成其為文學,而變成權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這話本身有錯嗎?沒錯。可問題是高行健既沒弄清楚他的聽眾、讀者是誰,更忘記了他講話的時間。別說在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把文學當作“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這回事兒,即使在今天的中國,難道還有誰在“為党和社會主義利益”而進行文學創作嗎?再別說今天,即使在20年前的中國,就出現了一大批描寫文革殘酷或知青艱辛等的文學作品,他們又是在為哪個政黨、哪個階級服務呢?中國作家們早就開始以行動,而不是宣言,來寫個人的感受,個人的故事。而恰恰是時刻忘不了宣稱文學要脫離政治的高行健,在他的作品裡塞滿了乾巴、空洞的政治事件。自80年代初以後,我在國內從未讀過像高行健那種政治背景介紹般的“小說”,今天更是吃驚他寫出政治文件般的“諾貝爾領獎詞”。他的不同只是把歌頌共產黨變成控訴共產黨,連文字都文件般地只有骨頭架子。

正像高行健在他1998年完稿的《一個人的聖經》裡面非常嚴肅、認真、發現了新鮮真理般地告訴讀者﹕共產黨可真是糟糕透了,它硬要拖著我們“一起去過好日子”一樣,現在他又莊重地告訴全世界﹕文學不應該成為政治工具。這話如果是在1966甚至1976年的中國說,都的確是令人刮目的。

雖然中國作家至今仍沒有完全的創作自由,但毫無疑問,那種用文學為党、為政治服務的做法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上,尤其是從主觀上,都已經是歷史了。現在中國作家面臨的問題,其實恰恰是類似高行健的問題,那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艷陽天》式的為他人、為社會主義服務到《一個人的聖經》式的絕對自私和肉欲。末流通俗作家寫出《上海寶貝》之類完全正常,但嚴肅作家們涌向“廢都”和“豐乳肥臀”則不僅淺薄,更是對自己不負責任。

在中國的政治大潮早已從“無私”地為党為人民,轉向貪污腐敗的絕對自私,文學從為共產主義理想吶喊,轉到理想徹底幻滅、赤裸地玩味頹廢的今天,高行健這番話聽來實在恍如隔世。今天,如果哪個中國作家還說文學應該成為政黨或政府的喉舌,不得讓人嘲笑死嗎?那麼反過來,高行健在諾貝爾的講壇上反復告誡人們不要去當紅衛兵難道不也很滑稽嗎?

中國早已過了討論文學是否要為政治服務這個階段,而應該探討怎麼把嚴肅文學和通俗讀物分開,少一本正經地在最高學府開一些“金庸文學討論會”之類。

當然,高行健向西方喊這些話還是可以得到同情的,因為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就像對《靈山》一樣。

第二,高行健對中國文學落後的淺薄理解﹕

雖然毫無系統和層次,但高行健還是表達了中國文學落後的原因,那就是革命對文學的劫難。毫無疑問,20世紀的革命風暴一次又一次地蕩滌了文學的自由精神。但是,沒有誰比中國人更清楚,同是在共產專制下,俄國人寫出了滿不錯的文學作品。而在1819世紀的中國,封建專制對文學的壓迫並沒有超過俄國的沙皇或其他西方國家的宗教勢力,但中國在世界上根本拿不出普希金、狄更斯、福樓拜這麼響亮的名字。這說明,中國文學的落後,一定有其更深層的原因,僅僅歸於政治實在還太表面。如果沒有政治壓迫就能寫出好的文學作品了,那麼為什麼高行健本人到西方自由世界以後,反而越寫越糟糕了呢?如果中國文字忘了怎麼用,造出一堆病句有情可原的話,那麼他的思想、藝術水平怎麼更從山坡滾落到谷底了呢?

第三,領獎詞結構零亂得近乎《靈山》水平﹕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試著看看中國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在舉世矚目的瑞典文學院做的演講是否達到了你上中學時老師教給的寫政論文的基本要求。

雖然我在評《靈山》一文中已經談到高行健完全沒有謀篇佈局的構思能力,但對於那些咬牙切齒也讀不下去《靈山》的讀者,我怎麼寫大概也難服人,但他這篇領獎詞倒實在可以成為我的一個佐證。

高行健這篇絞盡10天的腦汁“創作”出來的文字真足以成為結構混亂、語無倫次的範文。首先,文章劈頭就宣告﹕他是無神論者,“一個人不可以成為神,更別說代替上帝,由超人來主宰這個世界,只能把這個世界攪得更亂,更加糟糕。”一個人說什麼都可以,但總不能太突兀,總要告訴讀者你為什麼要這樣說,尤其是當你使用宣告般的語言時。

在做了這番宣告之後,他開始痛斥“超人”,然後嚴肅地告訴大家那些像太陽從東方升起一樣的真理﹕文學不是救世主,文學不是政治工具。繼續說下去,真理多聽幾遍總沒壞處。於是他開始聲討20世紀中國文學的劫難,繼而談語言之美妙。那麼大概是前面的真理講完了?沒有。隔了15個自然段之後,作者開始抄自己10年前寫的關於“文學原本同政治無關……作家不是為民請命的英雄”等高見,接著說寫非功利文學作品的作家需要另謀生計等,然後筆鋒一轉,從文學突然一下子跳到人類文明史。讀者已經經歷過幾次這樣的跳躍,開始適應了,復習一下人類文明史也沒壞處,好在前面的真理講完了。沒有!他剛講了兩段半文明的衰敗之後,又記起了革命的壞處,同時也記起了他在30個自然段之前開篇就告訴過人們的警言﹕“作家其實承擔不了創世主的角色,也別自我膨脹為基督…”我不禁感嘆高行健的見多識廣,居然見過有如此雄心的作家。

接下來,他開始講文學是對自身的關注、文學的虛構呀、技巧呀,語言呀,我終於鬆了一口氣,真理課這會兒可真上完了。絕對沒有!又過了15個自然段後,作者再次提醒大家﹕“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鏟除不了這個世界,那怕這世界已如此陳舊。”(病句)這次,我開始做心理準備,聽下一次宣言。果然沒錯,又翻過一頁,作者再一次耐心地告誡讀者﹕“作家不必自我膨脹為英雄或鬥士…”

我們再來看看他對語言的論述。作者在第12和第13個自然段談到語言之美妙,隔了29個自然段之後又談了兩段語言;隔了三段之後,又感嘆語言如此奇妙。他絕不把一個主題清楚地講完之後,再轉到下一個主題上,而是說了幾句這個問題之後,突然想起另一個,於是講下去,還沒等講完,又記起上一個,於是再回去,來來回回,對哪個問題都這樣。我不相信高行健在領獎的時候還跟瑞典國王玩“現代派”。

再看看他關於什麼是文學的論述,則這兒一句,那兒兩句,讀者自己找吧,那真叫亂得“沒治了!”希望有讀者能仔細把每一個自然段讀一讀,看他到底有多少地方是上下文毫無聯接或遞進關係的,說了多少句“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動不了讀者”這類“掃帚不到灰塵是不會自己跑掉的”毛澤東式廢話;加上“那怕是文學虛構,在寫作態度嚴肅的作家手下,也照樣以呈現人生的真實為前提,這也是古往今來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作家要不屈從於市場的壓力,不落到製作文化產品的起步以滿足時興的口味而寫作的話,不得不自謀生路。”之類又廢又病的話。

我實在禁不住納悶,魯迅寫了祥林嫂沒得獎,高行健當祥林嫂就愣得了,我完全同意高行健的人類文明衰敗論。

第三,高行健對文學和語言的見解多是模仿(抄襲?)別人﹕

當祥林嫂也可以理解,只要他在說自己的話;高行健又不是政論專家,現代派小說家嘛,意識流式的表達應是被允許的,但是——高行健關於什麼是文學的議論,不是缺乏新意,而是完全沒有新意,或者說絕大部分都是不加掩飾的模仿或抄襲。其中主要觀點,比如“作家通過寫作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寫作是作家對自身價值的確認”等,薩特在他的《什麼是文學》一書中全部都更清楚、具體、細致地長篇論述過了。薩特這本書最早就是在他和西蒙.波娃主編、高行健在大學就讀到的《現代》雜誌上連載的。當然,該書發表日期比高行健讀大學的時期要早。

有意思的是,薩特在這本書裡有一章題目叫做《為什麼寫作》,而高行健為1996年在瑞典召開的題為“溝通——面對世界的中國文學”的中國作家研討會提交的論文題目一模一樣,也是《為什麼寫作》。而在這篇《文學的理由》裡,高行健又引用了他的《為什麼寫作》裡的“文學原本超越政治”、“文學該是個人對生存環境的挑戰”等觀點。

更有意思的是,高行健在翻閱自己的文章的同時,發現作家研討會之後結集出版的小冊子裡其他作家的觀點也還不錯,於是不妨也揉進這篇演講中,反正代表漢語作家嘛。如果讀者不信,請看下面這些句子像不像雙胞胎﹕

高行健﹕“文學首先是出自個人的感受,有感而發。”

余華﹕“一位真正的作家永遠只為內心寫作……”

高行健﹕“文學作品之超越國界,通過翻譯又超越語種……”

史鐵生﹕“文學是超越國境線的,超越種族的……”

高行健﹕“語言乃人類文明的最上乘的結晶。”

格非﹕“語言被視為人類存在的菁華,作家則是運用語言創造奇跡的人。”

高行健﹕“作家其實承擔不了創世主的角色,也別自我膨脹為基督……文學則不過是對自身的關注。”

格非﹕“卡夫卡並不是因為要拯救人類才開始寫作的。他所關注的始終是他個人的局限。”

當然英雄所見略同,正如馬悅然所說﹕“高行健不是跟著人說的,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尤其是對真理之類。

其實,高行健如果不去下功夫復習薩特或認真關照其他漢語作家,他一定能省出點兒精力去發現他的諾貝爾獎前任格拉斯只不過講了些個人故事,而莫里森才寫了不到三千字。45分鐘的要求只是最長限度,而不是最短。格拉斯和莫里森選擇了做小學生和偷懶,而高行健則做了45分鐘的真理大師,的確是辛苦。

轉載自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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