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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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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政策的革命性變化

曹長青

去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導致美國出現革命性的變化。在布什贏得選舉人票、全國人頭票,同時共和党又贏得參眾兩院和多數州長之後,這位連任總統誓言,人民給了他「資本」,他將用來進行改革﹕在對外政策上,美國更明確把推展自由作為外交戰略,從伊拉克刮起的選舉旋風,正吹進週邊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沙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人民,都開始要求民主,曾被毛拉和暴君統治下如同一潭死水的中東,正出現勃勃生機。

無聲的變化則發生在國內經濟政策上,布什提出兩項新政,一是改革養老金制度;二是大幅減稅。被稱為「社會安全基金」的美國老人退休金,其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職工薪水被政府扣留一定比例,退休後再作為福利金逐月退給本人。由於退休者壽命延長(美國平均壽命已達七十七歲)等因素,老人領取的退休金額超過原來的預交數,因而導致退休者實際上也在「領取」正工作者預交的退休金,即年輕人養老人。三十年代該制度剛建時,四十人養一個退休者,五十年代降到八點六人養一人,現在則只有三點三養一個了。按這個速度,三年後兩人養一人,再有二十年,養老金入不敷出,該制度將破產。

三十年代羅斯福總統所以制定這樣的政策,和他的大政府左派理念有直接關係,因為這樣可以增加政府控制個人財產與福利的功能。羅斯福當時的所謂「新政」,主要是擴大政府權力,限制市場和個人財產。羅斯福曾嘗試像共產國家那樣把鋼鐵廠等收歸國有,由於最高法院裁決「違憲」才沒實現。另一個原因是,三十年代熱衷均貧富的共產党在蘇聯得勢,強調社會主義的希特勒在德國崛起,羅斯福擔心貧富差別擴大可能導致共產勢力在美國興起,因此用退休金制度來保證老人生活,降低共產宣傳的作用。

布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把養老金的一部份提前還給個人,但不是給個人隨便花費,而是讓個人把它投資股市,以錢滾錢。有人提出,為何不由政府來統一投資?但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布什的經濟理念不是大政府,而是個人權利,要把美國建成一個「個人所有權的社會」(Ownership Society),使個人對自己的生活承擔責任,而不是依賴政府和他人。它的實質是對三十年代羅斯福左翼政策的一個矯正,從國家權力,轉向個人權利,從強調政府功能,轉向重視社會。

布什提出的大幅減稅政策,更是如此。美國的稅收制度相當繁瑣,按不同收入而設有五個等級的稅率,最高個人稅率是三十六點九,即富人要把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繳稅,政府把這種強制收繳的稅,再分配給窮人作為福利以及政府開銷。布什準備簡化稅率並大幅減稅,實質是要把人民的錢還給人民,使個人對自己的收入有更大的擁有權和支配權,而不是由政府高稅收後對社會財富進行二次分配。

高稅收、高福利,和大幅減稅,控制福利,是西方左右派的主要經濟理念分歧。從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比較可明顯看出,美國實行大幅減稅、充分市場競爭的政策,是其經濟持續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歐主要國家(除英國外)普遍實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結果經濟普遍滯緩。美國的失業率現在是五點三,而法國是九點七,德國是九點九,歐盟二十五國平均失業率是八點九。美國去年經濟增長三點五,而法德兩國都不到百分之二。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當今世界致力減稅和單一稅率(flat tax)的,反而是那些結束了共產專制的東歐國家。據美國學者芬德(John Fund)最近文章中的數據,一九九四年,立陶宛三小國中的愛沙尼亞首先從香港的單一稅率獲得靈感,廢除了該國過去四十五年一直使用的多級稅率,隨後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兩國跟進,結果立陶宛三國的經濟都呈強勁增長趨勢。

立陶宛三國的單一稅率引起俄國總統的經濟顧問伊拉林諾夫的注意,在他建議下,普京總統決定俄國實行百分之十三的單一稅率,結果俄國的稅收迄今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去年經濟增長率達百分之七點三。倫敦「亞當.史密研究所」(ASI)的報告說,「俄國的經濟增長和單一低稅率有直接關係,因為稅率那麼低,人們就不那麼逃稅,而傾向增加投資、工作和儲蓄。」

在立陶宛和俄國之後,塞爾維亞也實行了百分之十四的單一稅率,隨後烏克蘭跟進,像俄國那樣實行百分之十三的單一稅率,然後鄰國喬治亞也跟進效仿。銳意改革的羅馬尼亞新總理去年底上任後兩周,就決定從今年元旦始,該國實行百分之十六的單一稅率。

去年初,斯洛伐克也廢除了過去多達一百多種打稅類的等級稅率,而採取百分之十七的單一稅率,結果該國失業率下降,去年經濟增長率達百分之四點九,「世界銀行」把斯洛伐克評為去年世界經濟改革榜之首。這股「單一稅率」之風也吹到中國,西方名著《單一稅率》(The Flat Tax)最近在中國也有了譯本,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寫了譯序。

為什麼這些實行單一稅率的都是前共產國家?因為經過均貧富的社會主義災難之後,這些國家更懂得和珍惜自由的價值,更清楚由政府包攬的政策帶來多大的災難。《華爾街日報》曾就斯洛伐克實行單一稅率發表社論感慨說,最好「把我們美國國會和斯洛伐克的換一下」;因為在西方國家,主張平等和均貧富的左派,絕對反對單一稅率。在美國,別說左派民主黨,即使右翼共和黨,內部也意見不一。一九九六年《富比士》雜誌總裁富比士(Steve Forbes)出馬競選總統,在共和黨內競爭提名就敗北,因為他主張美國應實行百分之十七的單一稅率。

左派所以反對單一稅率,因為在他們看來,只要實行這種政策,富人和中產階級就會少繳稅,就沒有那麼多稅款來養活大政府,來給窮人發福利,就沒法實現均貧富的烏托邦理想。而右派則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認為強行用國家政策均貧富,不僅不合理,尤其不道德,不僅對富人不道德,更剝奪窮人的尊嚴,等於鼓勵他們一直處於靠別人施舍狀態。而且以國家力量強行操作均貧富,結果不僅喪失自由,也不會有真正的平等,共產國家計劃經濟導致的災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近年美國內部對此的爭論,主要體現為哈佛大學兩位教授的對立上。一位是《正義論》作者羅爾斯(John Rawls),他是強調平等和均貧富的左派理論家,主張一個社會可以用「善」的名義剝奪中產階級和富人的財產,再分配給窮人和弱者。這種理論為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奠定了哲學基礎。他的同事、哈佛哲學教授諾齊克(Robert Nozick)則以《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反駁羅爾斯,強調人的「權利大於善」,反對國家和社會用「好心」,即「善」的名義剝奪別人的財產和自由,堅持人的自由和權利高於「善心」。這就好像捐款,一個人是不是捐,這種決定權大於必須捐的「道德要求」。他自己自由做決定的權利,比那個強行要求的「善」更重要。而在共產國家,向來都是國家以「善」的名義,以什麼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等理由,搶劫人民財產,剝奪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

羅爾斯繼承的是馬克思、凱恩斯,這「三斯」憧憬的仍是那種均貧富的烏托邦;而諾齊克則繼承了哈耶克,這「二克」重視的是個人自由和選擇權利。羅爾斯為了強調平等和均貧富,甚至把人的天賦都視為公共財富,不屬個人所有,也要「均」。諾齊克對此詰問說,如果一個人踫巧幸運地擁有兩只明亮的眼睛,是否應捐出一只給盲人才是公平?按照羅爾斯的理論,像二米高的中國籃球明星姚明的腿就應該鋸去一段,移植到矮子的腳上。

諾齊克看重市場經濟,強調人們在這種制度下的自由交換權利,除非產權獲得和交換使他人狀況惡化。對此諾齊克舉例說,如某人獨佔了沙漠中唯一的自然水源,然後以任意高價售水,才算造成人狀況惡化;但如果某人發明了治療致命疾病的藥方,為此任意開價,則應被允許,因別人只是無法獲得他的發明,不是他造成別人狀況惡化。諾齊克的這種定義主要是最大限度地保證個人權利和自由,由此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在充分實現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情況下,社會富有和相對平等。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強調,「對經濟的管制」必然造成「對自由的壓抑」,它是左派知識份子的「致命的自負」。正是這種「致命的自負」,導致二十世紀整個世界向左轉,都要建立從搖籃到墳墓由國家來管的「父權式政府」。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全球的國營成份只佔百分之十,但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僅在西方民主國家,就上昇到佔四十五,而在共產國家,則高達百分之百。僅在美國,就有羅斯福的「新政」,約翰遜的「大社會」等意在擴大政府權力、通過政治來改變人的烏托邦嘗試。

這次布什要改革養老金制度和大幅減稅、簡化稅率,不應該被認為只是一個關係到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事實上,布什這種要糾正羅斯福以來的擴大政府權限的做法,是在重新回到實踐亞當.史密、哈耶克、諾齊克的自由優先理論。以美國主導的這場二十一世紀初的經濟革命如果成功,不僅將奠定美國未來經濟繁榮的底座,而且將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一個樣板,促使世界更走向自由,而不是朝向福利社會主義烏托邦。

2005320日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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