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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上帝、擁抱災難的20世紀

曹長青

掀開2004年的日歷,人類跨入21世紀第五個年頭。回首過去的兩千年,剛結束的20世紀可以說是人類最血腥、最災難、最荒唐的100年﹕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共產主義蔓延大半個地球,結果導致125百萬人死亡。這個數字超過了20世紀前1,900年間人類非正常死亡的總和!

20世紀是人類物質文明高速發展、科技騰飛、教育普及、工業發達的世紀,但卻是人類最災難沉重的世紀,人類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他那本知名的專著《當代》(Modern Times)中,對此進行了總結。他指出,主要原因是人類在20世紀遠離了上帝,喪失了信仰,沒有了精神導引。和上帝之間的纜繩被砍斷之後,人類之船,就漂浮在迷茫的大海,於是列寧、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波爾布特、薩達姆們等各類狂熱者(zealot),成了各種“偉大舵手”,把人類之船,開向了革命、屠殺、浩劫和無邊的苦難……

20世紀初興起的三個思潮,是人類遠離上帝、走向災難的主因之一。第一個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1905年,在中國結束清王朝之前6年,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發表了“相對論”。本來這是一個物理學上的理論,但經過媒體的渲染,歐洲知識界的哄抬,使其成為可以詮釋人類社會各種現象的理論,並風靡了整個世界。

相對論的大普及,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它導致人們不再相信人世間有絕對的精神價值和道德準則;正確和錯誤,正義和邪惡,道德和不道德,什麼都是相對的。這種道德相對主義,首先腐蝕了人們對上帝的信仰,對基督文明的尊崇。人們舉著“道德相對主義”的旗幟,開始把原罪、原始欲望、貪吃禁果的一切行為合理化、合法化、公開化,開始了文明的瓦解……

愛因斯坦是個信仰上帝的猶太人,他對自己的理論被濫用,相當焦急。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就像童話中那個點石成金的人一樣,什麼事和我連到一起,都成為報紙渲染的對象。”在愛因斯坦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曾三次說,希望自己只是一個簡單的修表匠。

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風靡知識界的時刻,另一個德國猶太人的理論也開始走向世界舞台。1920年,在相對論被天文觀察證實之後的第二年,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開始大紅大紫。這位奧地利心理學家提出,主導人們行為的不是意識,而是潛意識,其核心是“性”欲望。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人的一切行為都來自“性”的衝動;人的夢中所有意像都是“性”的顯示﹕凸出來的形象都是男性生殖器,凹型的形象都是女性生殖器。而世界基本是由凸、凹兩種形象組成的,於是弗洛伊德的夢理論解釋了一切。當把“潛意識”說成是(並推崇為)人的行為主體動機,那麼人類最重要的辨識是非,判斷善惡,區別對錯的“理性意識”則被疏遠,甚至否定了。結果是,需要用道德意識、用上帝影像來遏阻、克制的原罪、原始欲望、性衝動等,則被合理化、合法化、放縱化了;於是人類脫離道德約束,遠離精神世界,和上帝的關係進一步隔絕、斷裂。

文學藝術界首先擁抱潛意識理論,各種推崇潛意識的小說、繪畫、戲劇應運而生。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否定19世紀的英雄主義文學,宣揚“反英雄”。古往今來,所有被稱為英雄的人,共同特征是﹕具有道德力量,承擔道義責任,揚善抗惡。而宣揚潛意識、反英雄,其實質就是反道德,反道義,反對基督文明中最重要的每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原則。把放縱、享樂主義合理化之後,人就不再看重信仰,不再有屬靈生活。而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有精神世界,道德力量。道德相對主義和潛意識學說,實質上是鼓勵人的動物化,而不是精神化、人化、上帝子民化。正是這種“道德無政府主義”(moral anarchy)導致了希特勒的興趣,納粹建立了奧斯威辛,把人類文明送進了毒氣室。

道德相對論、潛意識這兩股風潮還沒有過去,從倫敦大英博物館漂出的那個“歐洲的幽靈”馬克思主義開始彌漫世界。它比道德相對論和潛意識更來勢洶洶,因為它要用一攬子的烏托邦計劃,來改造整個人類。經過列寧的upgrade,馬克思主義成了屠殺、改造、極權的同義詞。僅在中國,根據西方學者的估算,就可能有8千萬人死於這種共產試驗。

馬克思等共產党人的根本錯誤是冒充先知,要重新設計人類和世界,提出計劃經濟,計劃軍事,計劃政治,計劃文化,一切都納入計劃的軌道,由此極端地擴大政府的權力,最後統治者成為掌握絕對權力的撒旦。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反文明、反上帝的;按照毛澤東們的“人定勝天”理論來改造世界和人類,結果一定是災難。因為人的能力是極為有限的,既無法掌握什麼歷史的進程和宇宙的規律,更無法按照某個模式設計世界的未來。人類,就像自由經濟理論奠基人之一的哈耶克所說,只能按照已有的經驗,一點點地向前小步挪動,並不斷地修正錯誤。連昆德拉也用“人類一發問,上帝就發笑”來表達人的有限性,和上帝的無限性。

但馬克思並不孤獨,在歐洲以至全球知識界,他有很多崇拜政府權力、試圖通過國有化來計劃社會的同路人。據保羅.約翰遜的數字,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國營成份只佔10%,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僅在西方民主國家,就上昇到佔45%,而在共產國家,有的甚至高達100%。僅在美國,就有羅斯福的“新政”,約翰遜總統的“大社會”等意在擴大政府權力、通過政治來改變人的烏托邦舉措。

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天文觀察證實的1919年,全世界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相信擴大政府的功能,能夠增加人類的幸福。即使今天,在那種政府萬能論被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和政治奴役推展到古拉格的程度,已經完全破產之後,西方的大學校園,還有數不清的左派教授們,在相信、宣揚政府的力量,計劃的功能,極力推崇高稅收、大政府、高福利的社會主義理論,還在向往《勇敢的新世界》那種烏托邦夢想。

保羅.約翰遜認為,在20世紀初,只有一個作家具有遠見卓識,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就是小說家康拉德。這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在寫給羅素的信中說,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個輝煌的胡說,只能導致魔鬼般的極權;而弗洛伊德的學說,只是一種“魔術表演”。針對羅素的最後一本書《中國的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康拉德寫到,“對中國人和我們所有人來說,唯一的救贖療法是人心的改變。”他這裡“人心的改變”只有通過修復和上帝的關係來達到。

20世紀的政治動物們,卻狂妄地認為,通過政治和革命,以及整體的一攬子計劃,可以改變世界和人類。馬克思的杠桿是“經濟”,弗洛伊德的杠桿是“性”,第三個是尼采,高喊“上帝已死”,宣揚“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保羅.約翰遜說,這種“權力意志”產生了一種新類型的撒旦,他們不受任何宗教的束縛,有著巨大的權力欲望,他們認為人類的疾病可以通過政治來治療。約翰遜列出了20世紀政治狂熱者的名單,第一個是中國的孫中山,最後一個是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中間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澤東,赫魯曉夫,胡志明,波爾布特,卡斯特羅,尼赫魯,蘇哈托,阿連德,納賽爾,巴列維,卡扎菲,薩達姆、霍尼克(東德)等。

約翰遜總結說,20世紀的教訓是﹕道德相對主義的興起,個人責任的下降,對基督文明的拋棄,導致男人和女人們,相信憑借人類的智力,可以解決整個宇宙的奧秘。而隨著上述名單中狂熱者的試驗一個接一個地失敗,已經證明了,人不能成為上帝,人的能力是極為有限的;人類必須修復和上帝隔絕的關係。20世紀作為“政治的世紀”已經被終結。21世紀,也許是人類“希望世紀”的開始……(www.caochangqing.com

20031230日於紐約(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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