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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為何比歐洲人勤奮

曹長青

近代學者寫美國的書可謂汗牛充棟,無可計數,但有兩個人的書,百年過去了,不僅沒過時,反而更顯示出其對美國觀察的準確性﹕一個是法國學者托克維爾,他在1831年到美國考察,隨後寫出的那本《美國的民主》,今天仍為美國大學政治系學生的必讀書。另一個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他在1904年到美國考察,隨後寫出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至今仍是瞭解美國社會人文精神的經典著作。

明年是韋伯到美國考察100週年,當年他在那本名著中提出,美國之所以產生了充滿活力、發展迅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從歐洲逃到美國來的新教徒(也稱清教徒)帶來的倫理道德、基督文明有直接的關係。在這點觀察上他和托克維爾比較接近,都看到了基督信仰所產生的道德力量在經濟活動(包括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建立)中所起的根基性作用。

近百年過去了,今天美國社會的現狀,更加證明了韋伯當年觀察的準確性。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6月8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為什麼美國超過歐洲(線索﹕上帝的因素)”中,就美國和歐洲的比較,再次強調了韋伯這種結論的正確性。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已是公認的事實,無論其軍事力量,還是經濟實力,全球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匹敵。北約中,除美國外的其他25國的軍費開支,才是美國的一半;歐盟15個成員國的全部經濟能力,才比美國一個國家多一點。在過去20年中,美國的經濟成長率是英國的兩倍,法國的三倍,美國波士頓一個地區的生產總值,就超過整個瑞典。兩年前結束的美國經濟擴展期,竟連續了113個月。即使這兩年美國經濟發展遲緩,上星期失業率昇到6.1%,但仍低於法國和德國(法德失業率多年高踞在9%以上;11個使用歐元國家的平均失業率,曾高達九點六)。

為什麼美國的經濟一直比歐洲要好?弗格森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很多數字證實,這和絕大多數美國人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的新教倫理有直接的關係。正如韋伯當年觀察的,正是美國人的基督信仰和倫理道德,使美國人更加勤奮、努力,包括自立、自強等,而正是這種精神力量在推動著美國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弗格森教授說,“按照美國人的標準,歐洲人則屬於懶散。”

這一點,僅從大西洋兩岸的工時長短就可看出,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發表的數字,平均每個美國人每年工作1,976個小時,德國人平均每年工作1,535個小時,比美國人少22%。而荷蘭人、挪威人等工作小時比德國人還少。即使是英國,也比美國少10%。從1973到1999年這26年間,美國人平均每年工作的時間延長了50個小時,即增長了3%,而同期德國人縮短了12%。在這個期間,美國人口在就業中的比例從41%上昇到49%,而德法兩國不僅沒有上昇,反而德國降到44%,法國降到39%。1999年,法國又把每周工時減到35小時,等於工廠每周減少四小時產值。法國企業家抱怨說,“這等於全球企業百米賽跑,法國要穿拖鞋,我們沒個贏。”

被稱為“密特朗式社會主義”的法國經濟在歐洲相當有代表性﹕高福利;大政府。美國《時代》周刊在報道法國的高福利時說,提起法國人,就意味著躺在家中的藤椅上喝最好的酒,吃最好的菜,窗外是大購物市場,鄰旁是酒吧和咖啡館。法國人的付薪假期長達六、七個星期,遭解雇,可獲60%工資,甚至長達五年。在全球七大工業國家中,法國的國營部分比例最高,佔24%(美國低於15%,英國低於20%)。

這種國營和福利政策,產生災難性後果。國營部門大多效率低下,虧損嚴重,結果導致法國的通膨指數和物價都比其他國家高很多。於是法國人又不滿,抗議、罷工不斷。據弗格森教授文章引述的數字,從1992到2001年,由於罷工,法國的經濟,平均每一千工人,損失了120天;丹麥、意大利、芬蘭則損失了80天以上,西班牙最嚴重,損失了271天,而美國損失了不到50天。因而有人說,歐洲的很多工人不是處於失業狀態,就是在罷工,根本不願幹活。

為什麼大西洋兩岸會有這樣的不同?歐洲主要國家原來都是基督教徒佔主體的國家,但現在整個歐洲在走向非宗教化,歐洲人對宗教的信仰已比六十年代大幅下降。據最近蓋洛普的調查數字,在荷蘭、英國、德國、瑞典、丹麥等國,每個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不到10%。在天主教的意大利和愛爾蘭,每月去一次教堂的人也不到三分之一。48%的歐洲人從來沒有去過教堂。一半以上的歐洲人說“上帝”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意義,其中在丹麥佔49%,在挪威佔52%,在瑞典的比例最高,達55%。而在美國,91%的人相信有上帝,82%的人說,上帝對於他們來說“非常重要”。以美國近3億人口計算,那等於持這種看法的人近2億半。

這次在對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美國和歐洲出現了不同看法,除了政治因素外,宗教因素也是一個重要的潛層原因。因為現在執政的布什總統屬於傳統派共和黨,更加看重和強調道德責任。克林頓政府時的對外政策核心是保持美國安全和世界穩定,現在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除了安全與穩定外,還加上了傳播自由這樣的道德責任。從布什提出“邪惡軸心”,不斷強調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是“邪惡”等,也看出這種宗教情懷,因為《聖經》裡就不斷提到“原罪”和“邪惡”。所以面對薩達姆對伊拉克人民的屠殺,不可能無動於衷(上星期伊拉克挖出一個有3,000名被殺害平民的秘密掩埋地,《紐約時報》報道時說,這樣的白骨堆,在伊拉克可能有幾百處)。

原布什總統演說撰稿人戴維.弗魯姆(David Frum)在他那本最近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榜的書《找對了人﹕令人驚訝的布什總統生涯》(The Right Man: 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中說,進入21世紀的美國正在出現巨大的社會變化。19世紀,美國被分成南方、北方。林肯總統所代表的共和黨,對付大莊園主的南方;20世紀,美國的兩黨被階級所分化﹕共和黨所代表的中產階級,和民主黨所代表的窮人、大都會富人的對峙;進入21世紀,則有了新的變化,美國的兩党則被信仰所區別﹕布什所代表的共和黨更加強調宗教信仰和道德的力量。例如,布什和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總統大選中,在每周至少去一次教堂的美國選民中,布什得到57%的選票,戈爾得到40%。民主黨一直攻擊共和黨只代表富人,但布什在大選中,在年收入10萬美元以上的富人選民中,所贏得的選票比例,遠沒有在上述每周上教堂的選民中多(少四分之一)。這至少說明並不是越有錢的人越支持共和黨,而是越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支持布什。因而弗魯姆說共和黨代表中產階級,而民主黨代表的是窮人和大都會的富人,因為美國有非常多的大企業家、大富豪,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我會在以後的文章中專門探討),而好萊塢的億萬富翁和富婆們,幾乎全部都支持民主黨。

雖然基督教有過長久的壓抑人性和科學發展的歷史,更有過中世紀的殘酷和黑暗,但在政教分離之後,則日趨走向更文明的階段;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下、物欲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基督信仰在道德層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目前看不出來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代替。

2003610 日於紐約(轉自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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