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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家》是奧斯卡唯一亮點

曹長青

一雙修長、優雅的藝術家的手,在鍵盤上瀟灑地起伏、流動,肖邦那令人沉醉的小夜曲,隨著電波,穿過凝重的波蘭上空,撫慰著那些被迫在眉睫的戰爭而繃緊的心。納粹德國的飛機、大炮聲越來越近,藝術家的手在倔強地飛舞著,音樂在試圖壓倒隆隆的炮火聲……但它終於被一顆炸彈淹沒、窒息了。

波蘭導演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y)用藝術的美麗揭開了納粹血腥屠殺的序幕。這部描寫二戰時一位波蘭猶太藝術家倖存經歷的電影《鋼琴家》(The Pianist),風靡了歐洲,震憾了美國。它被法國、英國電影協會都評為“年度最佳影片”,並獲坎城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在23日又贏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劇本改編等三個重要獎項。《芝加哥論壇報》評價它是“一部史詩般的杰作!”《洛杉磯時報》讚譽說,“《鋼琴家》達到了偉大的程度!”

《鋼琴家》並不是虛構作品,它是根據波蘭鋼琴家斯茲皮爾曼(Wiladyslaw Szpilman)的紀實回憶錄改編,像《辛德勒的名單》一樣,是個真實的故事。

斯茲皮爾曼的父親是小提琴家,姐姐是律師,哥哥是喜歡文學的英語教師,母親是家庭主婦,他是波蘭國家電台音樂部首席鋼琴家,在戰前的華沙已相當有名氣。這是一個典型的猶太知識份子家庭。他們也像無數的波蘭人一樣,不相信德國人會真的入侵,就像911事件之前,美國人絕不相信有人會用民航飛機撞毀兩座世貿大廈一樣,人類的天真是永恆的。

在德國軍隊已攻佔了華沙之後,斯茲皮爾曼全家還在爭論,到底把家裡那點現金藏到哪裡,姐姐說應藏到花盆裡,父親要把錢塞進提琴盒,那位酷愛文學、喜歡幻想的哥哥則堅持放在大廳餐桌上,覆蓋一張報紙,理由是最顯然的地方反而最安全。但他們絕沒有想到的是,納粹佔領波蘭後,迅速要求所有猶太人戴上標誌,把50萬猶太人趕到只能住20萬人的隔離區(ghetto);不僅他們的一切財產都被沒收,而且一場種族滅絕的屠殺開始了。

這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劇本改編獎的電影,真實地再現了斯茲皮爾曼書中記載的那些他親眼目睹的人間慘劇﹕在隔離區中,家家戶戶都提心吊膽,不知哪一刻會被槍殺。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飯,突然納粹的警車來了,手持沖鋒槍的蓋世太保沖上了隔街的樓房,他們全家擠在窗戶前,驚恐地看到,對面一家猶太人也在晚餐,納粹軍官喝令他們站起來,其中一位做輪椅的老人由於病體和驚恐,怎么也站不起來,於是他被連人帶椅一起從窗戶扔了出去。老人和輪椅在半空中才分開,然後摔落在石頭街道上。被帶到樓外的十幾個猶太人,被喝令沿著警車的光束奔跑,在半途中,突然全部被射殺……

如此瘋狂的屠殺每天都在進行,據《鋼琴家》原書,一個瘦弱的猶太孩子,正在大街上走著,忽然踫到了蓋世太保,他由於恐懼和緊張忘記了按規矩給這幾個德國兵脫帽致禮,立刻被一槍打死。不僅如此,人們還被饑餓和疾病吞噬著。,在19411942年的那個冬天,在隔離區裡僅是死於傷寒病者,每月就達5000人。

斯茲皮爾曼全家在隔離區近三年之後,在一個晴朗的早晨,和其他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一起,被集中到火車站;沒有誰知道下一步的命運是什么,雖然毒氣室的說法已有流傳,但人們仍不相信。鋼琴家的哥哥居然還在看牛津版的莎士比亞。在烈日暴晒和驚恐等待中,一個想乘機發財的孩子竟兜售糖果,斯茲皮爾曼的父親湊了全家人身上所有的錢買了一塊糖果,把它切成六份,每人一塊,這成了全家“最後的晚餐”。

鐵罐車終於來了,在納粹槍托的毆打下,擁擠的人群被塞進了運載牲畜的車箱。在上火車的一瞬間,一個被納粹雇用的猶太人警察突然把斯茲皮爾曼從人群拉出來。斯茲皮爾曼掙扎著要回父母兄妹身邊,他高喊著﹕“爸爸……”但那個警察實在是憐惜這位全波蘭知名的藝術家,死死地按住他,喝令他快點逃離,保住自己的命。斯茲皮爾曼在書中寫道﹕“父親向我走了幾步,猶豫一下,站住了。他臉色蒼白,嘴唇發抖。他試圖微笑一下,但是無奈地、痛苦地舉起了手,向我揮動著告別,猶如我要走向生命,而他則在墳墓邊向我致意。”父親和全家就這樣永遠地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失去家人之後,鋼琴家被強迫在隔離區做苦工,那雙彈鋼琴的纖細的手,要去挖土、砌牆,做雜役。有時在結束勞役收工的路上,看押他們的納粹士兵隨意從隊伍裡拉出幾個人,然後用手槍一個一個地把頭顱打開花。驚恐的猶太人還在大街上被強迫跳舞、唱歌,供納粹娛樂。他們讓拄著拐杖的瘸子跳,讓最胖的和最瘦的、最高和最矮的、老人和孩子配對。他們在拼命地跳,因為只要倒下,就會被欣賞這種惡作劇的德國兵打死。

50萬隔離區裡的猶太人被一批批拉去奧斯維辛,最後只剩6萬人時,斯茲皮爾曼被波蘭地下音樂家反抗組織營救了出來,躲藏到一個公寓裡。這個空蕩的房間裡竟有一架鋼琴,已在隔離區裡渡過三年,第一次見到樂器的鋼琴家欣喜若狂,但他不敢彈奏,怕有人發現他藏在這裡。坐在鋼琴前,他遏住自己的欲望,只是默憶樂譜,做模擬演奏,讓起伏的雙手,在鍵盤上空揮出無聲的音符,飛翔在想像的自由世界……

在做苦工的時刻,在廢墟搜尋食物的日子裡,鋼琴家從沒忘記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雙手。正是這種有一天還要彈琴、還要回到音樂世界的信念,使他堅強地活下去。在朋友無法送來食物的日子裡,他曾靠一條麵包,維持了整整10天的生命。後來他躲到殘牆斷瓦、四處濃煙、幾近空城的一個樓區。從殘存的碗柜中,他尋找任何可充饑的東西,曾靠用過的浴池水,維係生命。在那個被毀滅的樓區中,他是唯一的像鬼魂一樣存在的生命。

在經歷過無數次險情,全都奇跡般地躲過滅頂之災,終於熬到蘇聯紅軍進攻波蘭的1944年底時,有一天,鋼琴家正在全神貫注地試圖打開一個發現的罐頭,忽然聽到聲響,一轉身,一個德國軍官站在面前。他頓時覺得一切全完了。在追問下,他承認是猶太人,是個鋼琴家。這個德國軍官把他帶到一個有鋼琴的半倒塌公寓裡,讓他彈一段。他用那雙被戰爭摧殘得已僵硬的手,再次流暢地奏出肖邦的小夜曲。令他驚訝的是,那個德國軍官既沒槍斃他,也沒有帶走他,反而幫他在廢墟般的一個閣樓中找到更安全的藏身處,並幾次給他送來食物。當蘇聯紅軍逼近華沙,那位德國軍官最後一次來看他時,不僅給他帶來食物、報紙,還把自己的軍大衣留給他御寒,因那時華沙已進入嚴寒。斯茲皮爾曼不知怎樣感激這位德國軍官,只有告訴了自己名字和在波蘭電台工作的信息,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回報。

最初從電影中看到這個情節,以為是導演改編時增加了一個人性閃光的結尾,就像雨果在《悲慘世界》中虛構的那個警察最後人性复歸一樣;這是藝術家對人類的一種希冀和理想。但隨後讀了《鋼琴家》的原著才得知,這不僅完全不是藝術虛構,而且原書比電影描述的更加詳細、感人﹕當鋼琴家幾乎無法相信這個軍官的善意,問他是不是德國人時,他回答說,“是。我為發生的這一切感到恥辱。”然後他們握手告別。後來他每一次送食品來的時候都鼓勵鋼琴家“要堅持住”。在最後一次,鋼琴家問他﹕“我在這裡能躲過(蘇聯紅軍來後)街上的戰火嗎?”德國軍官回答道﹕“如果你和我都熬過了這地獄般的五年,那就是上帝的意願讓我們活下去。”他不僅帶來了很多食品,留下軍大衣,還帶來一條鴨絨被。

這位德國軍官不僅救過這位鋼琴家,還救過其他猶太人。他後來被蘇聯紅軍俘獲,關進蘇聯集中營。他在被關押時給妻子寫過信,提到幾位他救過的猶太人名字,其中就有斯茲皮爾曼。但由於德國軍官被關在蘇聯,雖然鋼琴家找到波蘭政府最高官員,懇求幫助尋找這位德國軍官,但波蘭當局說他們無法干預被關到蘇聯的德國人。

這真是一個荒誕的人間慘劇﹕在經歷了將近六年、九死一生的磨難之後,最後由於這位德國軍官的幫助,鋼琴家得到倖存。但這位德國軍官卻在被關進集中營六年多後,由於幫助了猶太人而被折磨致死。因為他說救過猶太人,激怒了蘇聯人,認為他撒彌天大謊,反而把他摧殘死了。

在這之後,鋼琴家才和德國軍官的妻子聯係上。在新版的《鋼琴家》一書中,列了幾頁這位德國軍官在戰爭期間寄給妻子的戰時日記。如果說電影“鋼琴家”是近幾年來我看到的最好電影之一的話,《鋼琴家》一書同樣是近年來我讀到的最令人感動的書之一,而這本書中最讓人震憾的是這個德國軍官的日記,他當年的思考簡直超過許多今天的所謂知識人。他不僅反對納粹,同時早就對發生在蘇聯的紅色暴政有清晰的認識。我在這裡僅摘錄幾個片斷﹕

 “這裡正進行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性的屠殺……法國的斷頭台,蘇聯紅軍的秘密警察都無法與之相比。……這是一個政權教給那些本來不會傷害別人的平民這樣去做的。我們所有人都在犯罪……我們不能被饒恕。謊言是所有邪惡之最。所有惡行都由謊言開始。我們一直被灌輸謊言。公眾一直被欺騙,沒有一張報紙不說謊……工人們都跟著納粹走了,教會沉默不語,中產階級嚇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識份子同樣。在過去十年來,任何個人都無法自由表達任何意願。對那些謊言製造者必須以武力制服。”

這位真實的德國人的故事,更使我堅信,人絕不是以種族分類,無論在哪個種族中都有人性的美麗和人性的邪惡。斯茲皮爾曼的這部紀實作品早在1945年戰爭一結束就寫出了,並在次年出版,但書很快被波蘭當局查禁。因為他的書不僅寫了納粹的殘忍,同樣描寫了烏克蘭人、立陶宛人做納粹幫凶的殘暴;還有那些向納粹出賣猶太人的波蘭敗類。同時也抨擊了猶太人本身﹕那些被納粹雇用的猶太人“在穿上警服、戴上警帽、拿起警棍的那一瞬間,他們的天性立刻變了,馬上煥發出蓋世太保精神。”這樣的內容當然不被共產黨的波蘭當局容忍。

斯茲皮爾曼的書直到三年前才被重新發現。1999年底被譯成英文後,立即成為暢銷書,進入倫敦自傳作品前五名,登上《洛杉磯時報》暢銷榜,並獲“全球猶太人文學獎”。也是浩劫倖存者的猶太導演波蘭斯基去年把它搬上銀幕之後,《鋼琴家》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榜。

《洛杉磯時報》書評家富蘭克(Michael Frank)說,“它是傳記文學的偉大貢獻,是永恆的歷史和人類價值的記錄。《華盛頓郵報》評論說,斯茲皮爾曼的回憶錄是一個清晰的聲音,昇起在這種聲音消失的世界。我們幸運地有他這位見證人。”影評家說,“音樂是他的激情,而倖存成了他的杰作。”

雖然《鋼琴家》今年沒有獲得最佳影片獎,但我絲毫不懷疑,它會像《辛德勒的名單》、《人生是美麗的》一樣,被列入世界經典影片的行列。

影片開始時,是19399月納粹進攻華沙,斯茲皮爾曼彈奏的肖邦小夜曲成為波蘭電台播出的最後一支樂曲。影片結尾時,是1945年波蘭獲得自由後,波蘭電台播出倖存的斯茲皮爾曼彈奏的6年前被迫中斷的同一支樂曲(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過的!)﹕

那雙被磚頭磨出老繭的手,那雙扒開冒煙殘牆的手,那雙被嚴寒凍僵的手,那雙捧起漂著死蚊蟲的水送向嘴邊的手,那雙從德國軍官手裡接過麵包果醬的手,再次奏起肖邦那輕柔、美麗的小夜曲——它是音符取代子彈,文明戰勝邪惡的宣言……

2003324日於紐約

作者注﹕

中國大陸把“The Pianist”譯為“鋼琴師”並不確切,無論意譯還是直譯,都應譯為“鋼琴家”;正如不能把小提琴家譯成小提琴師一樣(“師”好像有修理鋼琴的意思)。而台灣把它譯為“戰地琴人”則更荒唐離譜,“琴人”好像是生造名詞,而“戰地”兩字完全是強加的,原文根本沒有這個意思。而且以戰地記者等習慣說法,“戰地”兩字給人以隨軍作戰、報道的印象,而實際上這位鋼琴家和軍隊毫無關係,只是浩劫的倖存者。

(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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