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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派是“為虎作倀的爪牙”——寫在911事件兩週年

曹長青

 911兩週年前四天,布什總統發表全國講話,在承認伊拉克戰後重建並非易事的同時,用毫不妥協的詞句表達了美國要繼續反恐,並一定要打贏這場戰爭的決心。布什此時講話,除了在911紀念日到來之際,重申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威脅之外,明顯是要回擊近日來西方左派越來越提高分貝的對軍事倒薩,以及戰後伊拉克不穩定的抨擊。

我一直納悶,左派們怎麼有臉抨擊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表現不佳?正是由於他們一直在拖布什政府和美軍的後腿,才導致這場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戰爭步履艱難。在阿富汗戰爭之前,左派們就喊,千萬不能打,因為如果惹怒了恐怖份子們,一個拉登倒下了,就會有千百個拉登站起來。在塔利班被抹掉,千百個拉登的影子都不見的時候,左派們又開始轉向反對伊拉克戰爭,在百般阻撓終於沒有能夠阻止70以上美國民眾支持的這場戰爭時候,左派又開始危言聳聽,伊拉克將成為第二個越南;當美軍開戰順利,迅速逼近巴格達之際,左派又開始渲染薩達姆的精銳共和國衛隊,將使美軍進入血肉模糊的巷戰。

當事實一切都和他們的預言(對有些人來說,甚至是期盼)相反的情況下,他們又開始轉向美國至今沒有找到大眾毀滅武器。可是他們為什麼看不到已被發現的20個“萬人坑”呢?(人權組織說這種萬人坑約有90個,30萬人在薩達姆統治時“失蹤”)他們為什麼看不到2,400萬伊拉克人民獲得自由這個事實呢?我一直刻意留心左派們對這兩個事實的反應,果然不出意料,左派們對此的感覺就像沒有發生一樣。如果是在七、八年前的話,我會非常吃驚,因為左派們不是顯得最關心第三世界的人權狀況嗎?他們不是好像最悲天憫人,成天為窮人、為弱者、為全世界受苦受難的人群吶喊嗎?那麼面對兩千多萬人民從薩達姆的暴政下被解放出來這個事實,他們怎麼一點高興的神態也不流露,一點也不為自由世界的又一個勝利而歡呼呢?

但今天我對這種現象一點也不吃驚,因為只要認真觀察西方左派的各種表現,就會發現,他們的偽善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北韓人民今天處於物質上極端貧乏、精神上全被洗腦成比中國的文革時期更可怕的植物人狀態;但總是表現出最同情專制下被迫害的人民的左派們關心北韓嗎?設想,如果美國由於北韓擁有核武器而想對它開戰,美國敢打嗎?誰進白宮都不敢,不是被邪惡的北韓政權和他們的核武器嚇住了,而是被最義正辭嚴、佔據道德高地的西方左派們捆住了手腳。

伊拉克戰爭開始後,我實在有些妒嫉﹕伊拉克人民真是撿了個大便宜,借美國反恐之光,擺脫暴政,將成為民主國家。如果把伊拉克作為根據地之一的恐怖主義不惹到美國頭上,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安全和利益,伊拉克人民再被奴役半個世紀,也不會有人採取真正的解救行動;就會像中國、北韓、古巴一樣,上百萬、上千萬、上億萬的民眾,就等一個獨裁者(他的兒子或他指名的繼承者)的死亡。一個多麼令人悲憤的現實!如果北韓也能借美國的反恐之風,推翻金正日的暴政,成為民主國家,那對北韓人民來說,是多麼大的幸運呵。但美國和歐洲的左派們能讓美國對北韓獨裁者動一指頭嗎?那些在暴政下掙扎的北韓人民怎麼就不出現在他們的視線裡面呢?

今天西方左派對反恐戰爭的阻撓,絲毫也不新奇,他們完全是在步越戰的後塵。在越戰的時候,左派知識份子就竭盡全力阻止美軍行動,他們一直拖美國的後腿不讓打,戰後又迫不及待地喊﹕你打輸了。一場不被允許打的仗怎麼能贏?左派們對邪惡的姑息,從來都大於他們對那些被邪惡碾碎的生命的同情。

20年代來自前蘇聯的最堅定反對共產主義、最熱烈推崇資本主義的美國偉大的哲學家(客觀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小說家安.藍德(Ayn Rand)曾寫道,“從道德意義上說,邪惡和對邪惡的姑息,到底哪個更糟糕?我傾向認為對邪惡的姑息更糟糕;因為那種膽怯的回避,使人們沒法指出邪惡、回應邪惡、挑戰邪惡。對邪惡的姑息才使邪惡成為可能。”她甚至斥左派知識份子是“為虎作倀的爪牙”(這個詞很難聽,原文是jackals,《新英漢詞典》譯為﹕走狗、爪牙、狗腿子)。

藍德的痛斥過重了嗎?一點都沒有。正像今天左派對美國尚沒有在伊拉克找到大眾毀滅武器、對伊拉克戰後重建不順利等頗為得意的勁頭一樣,當年左派們對美國越戰的失敗則到了幸災樂禍的程度。藍德寫道﹕“按照常理,戰後都有一個並不可人的階段﹕贏者洋洋得意;輸者則痛苦或推卸責任。但我不知道,戰後美國知識份子所表現出的景觀是否有歷史先例﹕對美國‘戰敗’、美國‘軟弱’的洋洋得意,對美國‘罪責’的追究,對敵人的讚美,對美國的侮辱和譴責等等的大爆發——就像一場往美國臉上吐唾沫的狂歡。”

左派們為什麼會為美國的失敗而高興?因為美國失敗了,才證明了他們反戰的正確;才維護了他們心中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所以,越瞭解越戰期間美國和歐洲左派合演的鬧劇,越能理解今天這一氣勢低了很多卻永不會劇終的“續集”。在伊拉克戰後並不順利的現狀下,這些“續集們”自然會加大美國在一個穆斯林國家建立民主制度的難度。

旅美意大利記者、作家法拉奇在她的《憤怒、自豪和懷疑》長文中就曾對戰後伊拉克的走向,表現出深深的懷疑,她以自己在中東實地生活、採訪的親身經歷,強烈感覺到,在伊斯蘭原教旨意識形態嚴重的中東地區,建立起一個民主國家會遇到多麼大的阻力;在伊拉克尤其要面對曾被薩達姆鎮壓,卻受伊朗支持的什葉派,他們一直期待著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穆斯林政權。這的確是一個嚴酷的事實。

但即使沒有什葉派,美國在伊拉克建立民主體制也不無艱難;且不說穆斯林的中東國家,和基督教的美國之間的巨大鴻溝,即使同樣在基督教的西方國家,二戰後美國也是花費了巨大代價來建立和維持民主體制。在德國和意大利的殘余納粹份子、在日本不甘失敗的軍國主義份子,都曾經以武力攻擊佔領當地的美軍。美國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才平穩了局勢,建立起初具規模的民主政府。

法拉奇在上述文章中也指出,當年意大利人民對美軍熱烈歡迎並充滿感激。但她只說對了一部份事實。沒錯,普通百姓是歡迎美國的,但知識份子不是。據美國兩位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和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回憶,戰後的歐洲知識界一片反美浪潮。他們兩位都在戰後的五十年代初期去了歐洲,並分別學習、工作多年,目睹了歐洲知識界的反美景觀。以常識判斷,美國在二戰中以巨大的犧牲從納粹鐵蹄下解救了歐洲,並一直在歐洲駐軍,保住了西歐沒進入另一個殘酷的共產主義紅色魔掌,歐洲一定是十分感激美國的。而事實恰恰相反。連對解放了自己的美國,歐洲左派都要反,對解放別人,就更注定要反個沒完了。

越戰美國由於左派而輸給了越南。今天的反恐戰爭是一場比越戰更艱難的戰爭,但不同的是,越戰不直接影響美國的利益,而這場戰爭不僅和美國的直接利益有關,甚至關係到美國人民的生死存亡。所以,無論國內和歐洲的左派們這次怎樣阻撓,美國都會把這場仗打到底,而且勝利必須是唯一的結局!

2003年9月9日於紐約(轉自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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