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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戰爭推翻亨廷頓文明論

曹長青

日裔美國右翼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年以《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一書在知識界激起“千層浪”。該書提出一個觀點﹕共產主義的結束表明,自由主義打敗天下無敵手;“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社會模式被前所未有的數量的人類接受了;再往前看,已經沒有任何可見的人類社會模式被向往,所以說「歷史已經終結”。

1993年,福山的老師、哈佛大學左派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又譯杭廷頓)以“文明的沖突”一文挑戰福山“歷史的終結”的說法。該文的第一個主要觀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冷戰結束,人類的沖突主要是以西方為主的意識形態的爭鬥(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而在冷戰結束後的當今世界,意識形態和經濟上的競爭已經不是造成世界沖突的主要原因,代之的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所以區分國家異同的方式也從冷戰時的以政治和經濟體制為標準,變成了以文化和文明為界線。也就是說,以歐美為主的西方文明是一個體系;以中國為主的儒家文明是一個體系;伊斯蘭文明是一個體系,另外還有四、五個其他文化體系。他斷言﹕“如果再有下一場戰爭,將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是西方和所有非西方之間的戰爭……成功的政治、安全和經濟聯盟,更可能建立在相同文明內,而不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間。”

亨廷頓的第二個主要觀點是﹕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雖然在以基督文明為主的西方社會能夠實行,但這種模式在非西方文明的其他文化中——像中國的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就未見得能行得通。他甚至斷言﹕非西方文明的國家不僅不能適合西式社會模式,而且那裡的人民也不要西式社會模式。這種說法在美國學界引起長達幾年的爭論,於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也隨之爆出大名,傳向世界。

911事件後,亨廷頓的說法再次引起關注,他以上述文章擴展成的《文明沖突和世界新秩序》(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開始暢銷,被不少人認為是對世界新沖突具有預測性的著作。但是,這個“文明沖突論”不僅從理論上有兩個根本性的錯誤,而且從實踐上,亞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變化,一直都在否定著亨廷頓的理論。而冷戰後第一場最具爭議性的戰爭——伊拉克戰爭——則幾乎完全推翻了亨廷頓的理論。

世界主要沖突是民主和專制,而不是文化

“文明沖突論”的第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是﹕他用不同文化的沖突掩蓋了專制和民主的沖突。他通篇文章只字不提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世界各個文明之間的確有沖突,但這種沖突的程度遠低於專制和民主之間的沖突,而不是如亨廷頓所認為的是最嚴重的沖突。以伊斯蘭文化為例﹕在中東的伊斯蘭文化下的全部國家的確都在不同程度上和西方文明作對,但這明顯地是由於它們全部都是專制國家。民主的伊斯蘭國家土耳其,就不僅從不給世界製造麻煩,而且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致力於熔入西方世界。亨廷頓認為無論土耳其怎麼民主,它就是和歐洲有隔閡。但亨廷頓無視的是﹕由於歐洲的傲慢和左派的苛刻導致土耳其至今不能加入歐盟;而且最近寫出“歐洲合眾國”憲法草案的法國前總統德斯坦還要以土耳其橫跨歐亞兩洲為名,把土耳其劃歸亞洲,永遠不讓它加入歐盟。這完全是以地理和種族而排斥民主的穆斯林國家。在民主的印度的一億三千萬穆斯林人,也從未像獨裁國家的穆斯林極端份子那樣對抗文明世界。

亨廷頓認為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是一個統一聯盟;而其他非西方國家將以不同形式聯合起來,拒絕西方文明,抗衡西方勢力。亨廷頓當年給美國的建議是﹕“要加強與同類的西方文明國家之間的合作,尤其是同歐洲和北美(指加拿大)國家之間;其次,加強和西方文明接近的國家的合作,例如東歐和拉丁美洲國家;另外,推進和保持與俄國和日本的關係。”(亨廷頓認為俄國屬東政教文明,亦不屬於西方)

 而事實上,西方是嚴重分裂的。以這次伊拉克戰爭為例,完全是西方文明的法國和德國,就完全站在了美國的對立面,而東方文明的日本則完全佔在了美國一邊!就連雖然是獨裁國家,但經濟上走向私有化,政治上採取現實主義(而不再是意識形態)外交的、被亨廷頓認為是和西方文明沖突的儒家文明的中國,都沒有像法國和德國那樣跟美國作對。

 不是儒家文明而是專制在阻礙中國進步

 亨廷頓的另一個結論是﹕西方國家聯合主導聯合國,由於蘇聯垮台,今後所遇到的阻撓只會來自非西方文明的中國。而這次伊拉克戰爭,更否定了亨廷頓這個觀點。西方文明的法國,毫不妥協地一直宣稱要投否決票;俄國同樣也表示要否決;而中國並沒有阻撓,所有專家的預測都是中國頂多投棄權票。

 亨廷頓另一個更荒唐的說法是,在非西方文明聯合起來對抗西方文明的爭鬥中,“最強有力的一個表現形式是﹕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聯合起來對抗西方的利益、價值和勢力。”他舉例說,儒家文明的代表國家中國,向中東國家出售武器,包括核武、化學、生化武器等,以此和伊斯蘭國家聯合對抗西方軍事力量。

 且不說中國向中東穆斯林國家出售武器根本不是(!)由於儒家文化的原因,而明顯是由於中國是獨裁國家的原因,而西方文明的法國不僅向伊拉克等穆斯林獨裁國家出售武器,而且出售的是先進的現代化武器。而除了軍事以外,在經濟利益和其他價值取向上,儒家文化的亞洲國家(民主的獨裁的都算上)什麼時候、怎麼可能更傾向落後、封閉的伊斯蘭社會,而不更傾向西方?亨廷頓簡直是在痴人說夢!

 對中國和日本分歧的錯誤解讀

 亨廷頓認為日本是唯一能夠成功地接受西方文化的非西方國家,是個異數。但他又不想承認儒家文化的國家照樣可以成功地西化,所以硬是把日本排除到儒家文化之外,把中國和日本分成兩種文明,說日本是個獨特的文化,叫做“日本文化”,所以才成功地接受了西化。這完全不準確。雖然中日之間有一定的文化差異,但誰能否認日本主要是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亨氏的所謂“日本文化”到底在哪些關鍵地方和儒家文化不同?他一句都沒有指出來。二戰結束,日本在美國干預下成為民主國家後,不僅在經濟上取得了僅次於美國的巨大成功,而且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從來就沒有和西方文明的國家發生過任何重大沖突。日本可以成功地西化,明明是因為日本是非西方文明的國家中最早、最成功、最成熟的民主國家,這才導致它既成功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優秀之處,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亨廷頓還認為中國(還有其他亞洲國家)和日本一直關係不好也是由於文化沖突,由於日本是個和其他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亞洲國家不同的獨特的文明。這更是荒唐。中國等亞洲國家和日本關係不好主要是由於二戰日本侵略留下的後遺癥,哪裡是什麼文明沖突?

 亨氏還說,中國對西藏佛教和新疆穆斯林的鎮壓也是由於文明沖突而引起的。這簡直是睜眼否認專制制度對西藏和新疆的鎮壓,而硬賴到儒家文明上。我無意為儒家文明和中國文化辯護,但把首先是專制政權所作的孽硬歸罪到文化上(共產黨執政之前,漢藏之間的沖突從未像今天這麼嚴重!),明顯是要刻意回避專制制度的問題。

 “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它適合所有人”

  “文明沖突論”的第二個根本性的錯誤是﹕亨廷頓把世界一刀切成“西方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以地域、種族和文化劃分人類,把其他任何文明都和西方文明對立起來。他尤其認為非西方文明國家的人不僅不適合、也不要求西式民主體制,而且聯合起來抵抗西方文明。

 亨廷頓明確否認英國作家奈保爾的“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它適合所有人”的觀點;他說,“雖然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經進入世界各地,但這只是表面現象;而在根本上,西方的許多概念,諸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憲政精神、人權、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場、政教分離等等,在穆斯林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印度紅都文化、佛教文化等中基本沒有體現。”他甚至引用西方某學者的研究結果說,“最被西方看中的價值,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則是最不重要的。”

 這簡直是反動至極的觀點。雖然在非西方文化中,上述西方文明的概念可能不存在,但憑什麼說以前不存在的東西,今天我們就不能接受、也不適合呢?既然亨廷頓承認日本可以接受、適應得很好,為什麼其他人群不可以?!今天亞洲的南韓、台灣、菲律賓等地都由於走向民主而自然地、絲毫不艱難地接受了許多西方文明中的東西。亨廷頓說“非西方文化國家會走向現代化,卻不是西化。”既然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個人主義價值等都來自西方,並是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價值之一,那麼那些選擇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國家不是西化?什麼是非西化的現代化?

 西方左派和第三世界文化人的專制大合唱

 類似亨廷頓這種西方左派學者,表面上顯得尊重第三世界國家和文化,其實是最大的種族歧視者。他們骨子裡就認為非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人無法接受明顯是當今世界最高文明的西方文明。他們打著文明沒有高低,尊重地區文化、尊重不同文明的旗號,潛在地(其實是清楚地)表達﹕我們這種民主政治體制是建立在我們這種西方文明的基礎之上的,而你們的文明還沒有達到適應我們這種體制、我們這些價值的條件,所以你們那一群人不配享受我們這種社會。

 而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又最容易上這個圈套,一聽人家說尊重你的地區文化,就美滋滋的,馬上跟著西方左派喊。這樣既能表現不向西方低頭的民族自強精神,又受統治者歡迎,還能(具有諷刺意味地)從西方知識份子那裡找到理論根據。最後的結果是,西方左派和第三世界文化人聯合起來共同喊﹕第三世界國家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不適合西式民主。於是獨裁專制繼續統治。

 這次伊拉克戰爭,表面上是美國和伊斯蘭國家的戰爭,實質上是民主國家和專制獨裁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西方國家並不是聯合統一體,而非西方國家並不都是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價值的對抗者。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伊朗學生連日來的抗議游行,每天都在否定著亨廷頓的理論;都在證明著,無論是哪裡的人,無論是生長在哪個文化下,都是渴望自由的!只要給人們機會,都一定會選擇、一定會迅速適應西式文明那種更符合人性的社會環境。

 (載《開放》2003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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