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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祖光的真話和錢理群的底線——悼念吳祖光先生

曹長青

吳祖光先生終於沒有見到他痛恨的共產黨在中國垮台就去世了,這真是令人難過和遺憾。我沒有看過他寫的劇,無法評論其文學成就,但我知道,在偌大的中國,他是極為少見的敢說真話的知識份子之一。他14年前的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那是19894月底在舊金山的一個文化討論會上,由於八九民運剛剛爆發,人們不約而同談起學潮,但在正式發言時,多都比較謹慎。只有吳祖光的講話獨樹一幟,他居然在台上大聲說﹕“現在是時候了,讓我們裡應外合推翻共產黨!”全場幾十名與會者鴉雀無聲,被吳祖光的話“震住了”,大概沒人想到這位中國劇作家敢這樣大膽直言。當時在座的不僅有中港台及美國學者,還有《紐約時報》記者等,而且吳祖光開完會之後還要回到中國。

最近看到青年作家余杰寫的追憶吳祖光的文章,其中也專門談到這位劇作家敢說真話這一特質,文章說﹕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個環保會議上,吳祖光當眾痛批毛澤東、鄧小平,他說,“我們今天談的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不過我認為中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人心靈的污染。污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誰呢?是毛賊!”“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將毛賊的屍體從紀念堂中扔出來,將毛賊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對於鄧小平,吳祖光也毫不留情﹕“鄧小平的雙手也沾滿了鮮血,‘六四’害死的學生比國民黨時候還多,我就親眼看到了學生們堆積起來的屍體。我認為,清算專制獨裁才是中國環保事業的第一步!”

余杰回憶說,吳祖光的這番話“讓在場的幾名官員面面相覷,而諸多聽眾則掌聲如雷。後來,人們知道吳老口無遮攔,舉辦會議的時候便不再邀請他參加了。但吳老卻說:不讓我去,我也不在乎。不過,只要有人請我去,我還要那樣說。”

也許有人說,吳祖光並沒有講什麼深刻的道理。但他的可貴就在於真實地指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戳破了虛假。當今中國的知識人,有的兜售靈魂,做專制的辯護士;有的用各種理由推諉說真話的責任;還有的以建構什麼“後現代、後後現代理論體系”等各種偽深刻來回避嚴峻的真正問題,其結果都在直接或間接地維護著那個謊言制度。

假話是對做人底線的出賣

吳祖光是個勇敢的異數,更是清楚專制本質的異數。因為在中國知識人中不僅像吳祖光這種敢說真話的太少,而且在是否要極力推崇、強調說真話這個常識問題上,在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中竟還有爭論。北大教授錢理群曾撰文提出“說話的三個底線”:一、做人應說真話;二、想說真話而不能時應該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環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難以做到時,我們不得不被迫說假話,至少應該不加害於人。

對於這種“三底線說”,北京作家劉曉波在《動向》上撰文批評說,“這三條做人底線,從說真話的立場一退再退,最後退到為說假話辯護……主動說假話和被動說假話,心安理得地說假話和良心不安地說假話,無論怎樣都是說假話……這決不是做人的底線,而是對做人底線的出賣和踐踏。”

北京的另一位作者張耀杰則在《動向》上撰文捍衛錢理群,並以他自己曾有過的向當局說假話的經歷來反駁劉曉波的“說真話是做人底線”之說,指責這個標準定得太高,等於是“存天理滅人欲”。在張耀杰看來,向當局說點假話,包括被迫做點政治表態,並沒有什麼大不了,並引證了一些名人如何沒說實話,來證明“說真話是底線”的標準高不可及,強調寬容比說真話更重要。

事實上,寬容和說真話根本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今天那些在一系列問題上呼吁寬容的人,多數都是在認同放棄原則、放棄人類最重要價值的做法。從吳祖光和錢理群的無形分歧中,從劉曉波和張耀杰的有聲辯論中,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錢理群和張耀杰的提法都是明顯錯誤的﹕

真實和虛假不能共存一個價值底線

第一,所謂說真話,就是強調誠實。它完全不是複雜的理論問題,而是常識,是人類千百年都存在、認同的價值。你不能由於自己或別人做不到、或很難完全達到這個標準,就來否定和降低這種高貴的價值,以及別人對這個價值的倡導和肯定。

沒有誰能保證一生不說謊,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絕對誠實。但如果由於做不到,就否定“誠實”這個價值,和對說真話價值的倡導,那就從根本上錯了。正如“不自由勿寧死”一樣,也是人類世世代代在追求的。但世界上千千萬萬生活在專制社會的人們,絕大多數並沒有去自殺。你不能根據這個現象去批評這個“不自由勿寧死”的價值標準定得太高,是“存天理滅人欲”。在中國這樣的專制社會裡,說真話很不容易,要付出很大代價;但這種情況下恰恰更需要強調說真話,推崇說真話的價值和意義,而不是像錢理群和張耀杰那樣以各種理由為說假話開脫,降低說真話的標準。那種降低說真話底線的做法,最後損害的一定是說真話這個價值本身,因為真實和虛假不可能共存於一個價值底線下。正如“如果同時侍奉上帝和財神,很快就會發現上帝沒有了”一樣,如果一再降低說真話標準的時候,很快就會發現,真話沒有了。

“人生的價值不在於生活中的勝利”

第二,即使是不傷害別人的假話,也有傷害,它首先踐踏自己的尊嚴,其次維護謊言制度。

張耀杰強調,他自己在昇學等需要填寫政治表格時,向當局說了假話,以此來反駁劉曉波,證明說假話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有時是必要的,沒什麼了不得。到底怎樣看待用敷衍性假話附合當局的行為,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對此有專門的討論,他說,在共產捷克時代,某個經理在他的蔬菜店櫥窗裡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哈維爾認為,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標語中的意義是不關心的,標語是上面批發蔥頭和胡蘿蔔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只是照貼不誤,這樣做等於向當局表示,我是順民,我服從你們的權威。而共產黨當局對蔬菜店經理不過問標語內容的行為也不很看重,他們看重的是你貼出標語本身,因為這個形式已證明,你是“唯命是從的”,你是服從我們的權威的。在這種心照不宣的“交換”中,蔬菜店經理用敷衍性的假話,首先踐踏了自己的尊嚴;其次幫助政權鞏固了標語所代表的謊言制度。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中也探討過同樣問題,小說中男主人公托馬斯醫生曾在報上發表過暗諷蘇聯的文章,後來醫院領導人勸他寫份“檢查”,並保證不讓其他人知道,只是放在檔案裡做個記錄,事情就可了結。但托馬斯堅決拒絕了。他知道違心寫這份檢查,說點假話,按照錢理群的三底線,不會傷害到別人;按照張耀杰的理論,敷衍當局,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對於張耀杰是考學;而對於托馬斯來說則事關他的飯碗,是否丟掉外科醫生的位置)。但為什麼昆德拉要安排托馬斯拒絕,寧可失去醫生職業,去擦玻璃,去鄉下種地呢?就是因為昆德拉明白了﹕即使別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嚴做抵押,不可以放棄原則。原則和尊嚴是人生最寶貴的價值。正如美國作家索爾.貝婁在《洪堡的禮物》中所說,“人生的價值不在於生活中的勝利,而是一個人的尊嚴。”但絕大多數中國文化人從來都是羨戀生活中的勝利——當了教授,進了政協——而不看重,甚至蔑視那些為了尊嚴而付出巨大犧牲的極少數人。

“中國人個個都是好演員”

台灣作家柏楊在六四屠殺之後批評說,“中國人個個都是好演員”。因為僅僅兩個星期前,北京有百萬人上街支持學生;但屠殺後卻個個都寫檢查,承認自己錯了。毫無疑問,絕大多數寫檢查的人都在說違心話,當局對這一點也是清楚的,那為什麼還一定要這種“形式”呢?關鍵就在這裡,通過這個形式本身,就可以完成共產黨想要的“你服從我”的權威。正像那個捷克的蔬菜店經理掛出共產黨的標語一樣,這個形式意味著你必須服從我,你仍是我們謊言制度的基礎。

10年前我曾就海外異議人士用給中共領館寫檢查、說軟話的方式謀求回國的行為,寫過一篇題為“有尊嚴地回家”的文章,抨擊這種用尊嚴交換利益的做法。從表面上看,向中共領館說幾句附合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違心話好像不傷害別人,又可獲得個人回國的利益;而中共方面即使知道你不是說真心話,也不深究,因為他們要的就是“你要順從我”這個形式。而接受這個形式本身,你就成了哈維爾描述的那個蔬菜店經理,成為維護謊言統治的一個組成部份。美國黑人女作家瑪雅.安杰洛(Maya Angelou)則把人的尊嚴強調到這種程度﹕“有人持槍威逼,不服從就開槍。而你在服從的剎那間生命其實就結束了,因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

“生活在真實中”

第三, 要想結束專制制度,只有從說真話開始,摧毀每個人參與說謊、貼標語、寫檢查的謊言基礎。不少智者早已經指出﹕謊言是一切暴力統治的最根本基礎,沒有謊言,暴力一天也維持不下去。

早在30年前,索爾仁尼琴就在“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中明確指出,“暴力並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它與虛假相互依存,暴力在虛假中找到了避難所,虛假在暴力中獲得了支持。”因而這位俄國作家發出呼吁,“一個純樸而又勇敢的人所採取的簡單一步,就是說真話,不參與虛假!”因為“一旦虛假被驅散,那麼赤裸裸的暴力就會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惡,暴力就會變得老朽,將會死亡。”因此他提出,“唯有人們停止說謊,才能從共產制度的枷鎖中解放自己。”

在捷克,知識份子反抗組織“七七憲章”的主要訴求是“Living in Truth”。它被直譯為“生活在真實中”,但中國社科院學者李慎之在評介哈維爾的文章中做了更好的解釋,他說,如果用大白話來說,無非就是“過說真話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而已。

為什麼強調“做一個說真話的人”?哈維爾認為,“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真話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真話,將逐漸浸透到謊言生活的軀體中,最終導致謊言制度的風化和瓦解。哈維爾強調,真話的力量是無法用幾個師、幾個團的兵力來衡量的,它是喊出“皇帝光著身子”,給了人們觀察問題的新視角之後,人們在心裡一瞬間對真實的共鳴和共識,這種力量是潛在的、無形的、巨大的,“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

“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

這種現象在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的垮台中都可明顯地看到。當年葉爾欽振臂一呼,俄國人揭竿而起,72小時結束了70年歷史的蘇聯帝國。這不是葉爾欽手裡有魔棒,俄國也沒有成熟的民運組織和反對黨,而是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眾多俄國知識份子一直堅持說真話、把“皇帝光著身子”的真實播種到了人民中間,在無數的民眾心裡轉換成了力量,一旦機會來臨,有人振臂一呼,人民就群起呼應,一舉結束了專制。

世界上再暴虐的政權,都無法單靠暴力維持,就連強大的納粹德國,也要有戈培爾;不可一世的薩達姆,也需要薩哈夫。最近獲奧斯卡獎的電影《鋼琴家》的原書中,那位救助過猶太人的德國軍官說,希特勒發動二戰前,德國已進行了為時十年的謊言宣傳,“謊言是所有邪惡之最。所有惡行都由謊言開始。我們一直被灌輸謊言。公眾一直被欺騙,沒有一張報紙不說謊……工人們都跟著納粹走了,教會沉默不語,中產階級嚇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識份子同樣。在過去十年來,任何個人都無法自由表達任何意願。”

上述這些事實都可以看出,專制社會其實是個貌似強大的暴力氣球,暴力只是一個外殼,靠裡面的謊言氣體維持。因此只有用真話的針頭去戳破那個巨大的謊言氣球,讓它不斷跑氣兒,最後才會有一天氣球轟然倒塌,摔落地面。因而索爾仁尼琴把說真話強調到這樣極端的高度﹕“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

“對靈魂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當然,錢理群和張耀杰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說真話要付出代價,可能失去昇學、當教授等很多個人利益。但比這更嚴重的代價俄國和東歐的知識份子早就付出過。天下沒有白得的自由。索爾仁尼琴說,“當然這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會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氣,失去莫斯科的戶口”的危險。他本人就為說真話被關進集中營,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後來遭驅逐在海外流亡20年。哈維爾則被剝奪劇作家的寫作權利,被迫到啤酒廠打雜,後又被關進監獄四年半。七七憲章的第二個發言人、布拉格大學哲學系主任、70歲的著名哲學家簡.巴參卡被抓到警察局連續審問11個小時後倒地昏厥,三天後因腦充血去世。第三個發言人基瑞.哈傑克在蘇聯入侵布拉格時,是捷克外交部長,曾在聯合國嚴詞譴責蘇聯入侵,結果因為說真話,不僅被免職,還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蹤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強烈刺激性液體噴入他的眼睛,使他的視網膜出血癥更加嚴重。

但這些智慧、勇敢的知識人並沒有退縮,更沒有像錢理群、張耀杰那樣,提出在一定環境下可以說假話,降低說真話的標準。索爾仁尼琴說,在這種謊言世界,“我們的人性已經被剝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至為了一點食物,我們就準備犧牲一切原則,犧牲一切靈魂……”但我們必須選擇“是繼續有意識地當謊言的奴僕,還是擺脫謊言,做一個值得同輩和子孫都尊敬的老實人,”“對於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那位在警察局被連續審問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學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還強調,知識份子“越是奴顏婢膝滿心恐懼,當局就越不把你當回事。你只有讓他們明白,不公正和專橫並不能暢通無阻,你才有希望使他們有所收斂。人們一定要永遠保持尊嚴,不怕威脅,不低三下四,只講真話。這樣做才能造成一種壓力,因為這一切與當局的所作所為尖銳對立。”

吳祖光們代表著中國的希望

當然,沒有人要求中國的錢理群和張耀杰們一定要做反抗專制的智者和勇士,他們有扮演任何角色、選擇各種活法的權利。在中國那種專制條件下,像張耀杰那樣在填寫政治表格時向當局敷衍性說幾句假話,既可以理解,也根本不值得批評和譴責,但你最起碼不能把這種行為理直氣壯地合理化、正常化、美化!不能強調說假話沒有什麼了不得,更不應批評那些對說真話價值的推崇。在俄國、東歐的知識份子幾十年前就勇敢地站出來捍衛這些人類常識,維護追求真實的原則之後,今天還有中國知識人,竟把勇氣放在了敢於公開站出來挑戰這些常識,降低這些人類價值的標準上,這實在是太具諷刺意味了。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畢竟還有吳祖光這樣敢於說真話的劇作家,還有劉曉波、余杰等一批強調真話價值的知識份子。吳祖光因為說真話,丟了黨籍,被趕出了“全國政協”,至死都遭到當局排斥。劉曉波和余杰因為說真話,一個北師大博士,一個北大碩士,都無法獲得錢理群那份教職,並冒著隨時付出更大代價的危險。但吳祖光們所體現的這種知識份子的骨氣、人格和精神,代表著中國的希望。從這些知識份子的真話中,人們可以聽到那個專制的氣球被戳破、正在跑氣的嘶嘶作響聲;可以憧憬到,那個謊言的底座轟然倒塌,自由和真實攜手來臨的時刻!正因為如此,人們永遠感激那些敢於說真話的人,吳祖光先生會被珍惜自由和真實的人們銘記。

2003420日於紐約(載《爭鳴》2003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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