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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和自由背道而馳

曹長青

在美國要以軍事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裝、西方輿論有分歧之際,一批被稱為“左派學者”的中國人也連署了反戰信。這封信迅速被阿拉伯半島電視台(被稱為拉登的御用媒體)播出,該台特意說明這是“來自中國人民的聲音”。我不知道這封反戰信到底在中國知識界有多大的代表性,但看到報道說,有好幾位“署名者”已提出抗議,說他們的名字被盜用,他們根本沒有參與簽名(例如作家丁東、謝泳,山東師大教授王瑋等十幾人)。在這封反戰信上署名的有詩人北島,並沒有看到他出來否認簽名。如果北島的名字不是被冒用的話,我一點也不驚訝,從北島回國後的表現來看,他完全可能簽這種名。

原名趙振開的北島當年以組辦非官方刊物《今天》,發表具反叛性的詩歌而聞名,以北島當時寫的“回答”為代表。他的名句是代著反抗激情的“我信”。北島的詩強調向往自由者要站起來,不要倒下以顯出劊子手的高大,而擋住自由的風。這個時候的北島,對追求藝術自由的一代中國青年是有代表性的。

當然,對北島早期詩歌的藝術價值仍有爭論,例如哈佛大學華裔教授李歐梵曾在給北島詩集寫的序中對《回答》這樣評價﹕“我認為這隻是幾句口號,而不是詩。…這幾個字的挑戰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權威、反封建’的教條語境,但是純以詩的立場來讀至少從一個外界的旁觀者而言就有點索然無味了。”

 北島寫出詩就先送到馬悅然那兒

八十年代後期,北島出國了,一直到幾個月前返回中國,他在海外呆了十幾年,德國漢學家瓦格納(Rudolf Wagner)認為北島出國後寫的詩沒有長進,“基本上重復原來的意象,新的發展很少。北島沒有前進,許多中國作家也都是這樣重復自己。”(《開放》1999年3月號,茉莉訪瓦格納)

北島的詩之所以連早期的反叛激情都沒有了,很大原因在於他把創作目標定為“得諾貝爾獎”。中國作家的作品有無瑞典文譯本,幾乎就成了是否能得到諾貝爾獎的先決條件。據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懂漢語的馬悅然說,他翻譯了北島所有的詩,北島只要寫出詩,就先送到他那兒,讓他譯成瑞典文(而不是出版給中文讀者看)。北島曾對旅居美國的一位中國詩人說,寫作時要注意使用那些方便漢學家翻譯的意像。

北島為獲諾貝爾文學獎,曾住在瑞典游說。雖然馬悅然一直把北島列為推選首位,但有些評委就是不喜歡北島。雖然北島信心滿滿,“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說法任人皆知,我曾聽他親口說諾獎公佈之前,總有一群記者等著採訪他。結果沒想到讓高行健撞上了大運,北島的諾獎夢破滅。

熟悉瑞典文學院作業的人都知道,諾貝爾文學獎給了某國作家之後,一般在五年甚至十年內不會再給同一國家的作家,尤其是那種“諾貝爾照顧獎”。可想而知高行健得獎對北島的打擊。一位旅居瑞典的中國人當時還特意給在美國的北島女友打電話,讓她勸北島要想開,別尋短見。

北島的“悔過”深刻到什么程度?

得不到諾獎基本成了定局之後,十幾年來一直以“異議中國詩人”身份在海外謀生的北島決定回國了。當然,無論從懷念故土、和家人團聚等任何理由,北島選擇返回中國都是可以理解的,雖然得不到獎馬上就打道回國,不再做“回不了國的異議作家”的舉動太招眼了點。北島更招眼的行為是,他在回到中國再來美國後,就發表了一個聲明,宣佈退出“中國人權”,不再擔任這個經常批評中共人權記錄組織的理事。北島要回國、要退出這個組織都是他的權利;但他採取公開發表聲明的方式,明顯是要做給中共看;公開明確表示他和異議運動“劃清界限”。

近年從各種報道和周圍朋友的經驗得知,所有被視為異議份子的人回國,幾乎全都被中共當局要求寫悔過書,還得表示不再從事異議活動等。流亡美國的異議人士、中國人權另一位理事郭羅基曾撰文說,他提出回國要求後,紐約中共領館逼他寫“認識”,他連寫了三次,都被指為“不深刻”,最後他憤怒地不再寫了。可想而知,北島這位比郭羅基更高調地參與過異議活動的“中國人權”理事,起碼會遭到類似郭羅基的待遇,只是人們不知道北島的“悔過”深刻到了什么程度,才獲得了“通過”。

“狗熊所見略同”

北島回到北京後,很快就採取了“徐剛模式”。六四屠殺後以“民運精英”身份逃亡法國的大陸詩人徐剛,後來得到中共“寬大處理”回國。他回到北京後,給《人民文學》寫了長篇報告文學“夢巴黎”,把曾給他“政治庇護”、經濟補助的法國描繪成一個充滿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惡的黑暗世界,以此取悅中共當局。徐剛在文中說,他和法國流浪漢們一起聊天抨擊法國。但知情者指出,徐剛直到回國時還不會一點法語,而法國土生土長的的流浪漢們怎么會中文?這種“對話”本身就像編造的。

就徐剛等人以給中共寫悔過信的方式而乞求政府寬大,得以回國的行為,我曾在美國《世界日報》發表題為“有尊嚴地回家”的長文抨擊。構成難以置信的諷刺意味的是,北島曾在電話裡對我這篇文章高度讚賞,並跟我談起他對靠寫悔過書等回國行為的不齒。這是近十年前的事了。

今天,北島在發表聲明退出“中國人權”之前,是怎么悔過才得到了中共的寬大,人們暫時還不清楚,但另一點卻是顯而易見的。北島和徐剛一樣,回到北京不久,就在官方《讀書》雜誌(2002年5月號)發表了題為“紐約變奏”的文章抨擊美國。紐約在北島的眼裡,“黑鳥盤旋,好一副末日景象”;第一次坐地鐵,“我差點兒被尿騷味熏暈了過去”,並借用別人的口說,“紐約變了,以前紐約人是不談錢的,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正的紐約人拒絕溫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證人。”

北島在文中還引述一位所謂中國畫家的話說,他和紐約流浪漢們游行抗議時,遭到紐約警察鎮壓,警方使用馬隊沖進游行隊伍,“警察掄起警棍”歐打。我在紐約住了十幾年,每天看《紐約時報》,還從來沒見到警察可以使用馬隊沖進示威人群隨意歐打踐踏的新聞,因為如果警方敢這樣做,不僅會導致示威者受傷或致死,會被大小報紙報道、抨擊,而且還會被追究刑事責任。

紐約在這位“詩人”筆下,完全是個地獄。北島在文中每次引用不具名的出租司機的話,都是大罵美國。土耳其的司機說“他恨紐約,他咬牙切齒地說﹕紐約是地獄。”而對沒有罵美國的塞爾維亞司機,北島則描述說,“他兩眼發直,臉上既焦慮又得意,准是有種深入敵後的感覺直插美帝國主義的心臟。”紐約唯一讓北島感到滿意的是,他遇到了原和他一起在北京辦星星畫展的一位畫家,這位畫家“有倆老婆,不久又生了倆閨女,年紀相差沒幾天。”

美國像法國等所有西方國家一樣,當然有它的社會問題和黑暗面,但北島和徐剛一樣,悔過後回到北京,就寫文章抨擊曾給過他們資助、庇護的國家,顯然不是一個客觀評價哪個國家的問題,而明顯是要做給中共當權者看,邀得獨裁者歡心。據知情人披露,中共左將劉白羽當年接到徐剛的稿子後,臨時把已編發的其他文稿撤下,換上徐剛的抨擊法國之作,可見“狗熊所見略同”。目前已被左派掌控的《讀書》雜誌這么快地發表回到党的懷抱的北島文章,當然也不是偶然的。

異議作家中“討錢專業戶”

北島當年出國時強調,偌大的中國“容不下一張書桌”,他以“異議作家”的頭銜,在很多歐洲國家和美國游走、游說。雖然十多年來從沒寫出什么像樣東西,卻獲得了十幾個西方基金會和大學的經濟資助,是海外異議作家中最大的“討錢專業戶”之一。北島的成功討錢、失敗得獎,已經成為海外“異議作家”們的光輝榜樣,人們隔三差五總能聽到那些沒有作品出產的“作家、詩人”得到某某基金會的“寫作基金”。

英國作家奈保爾曾蔑視地說﹕“那些基金會的錢是給那些二流者們、那些玩藝術的人們的。”“永遠不要接受基金會的錢,它會毀了你。任何不是你自己掙來的錢都有繩索套住你…文學基金、獎金或任何不勞而獲的金錢都不能促使你創作出作品,只有真正的作家能。”福克納則在更早就說過﹕“我從未聽說由於接受了慷慨饋贈的金錢而寫出佳作這種事兒。好的作家從不申請基金,他忙於寫作,無暇顧及。”而以北島為代表的所謂海外中國作家們大概清楚自己不是好的作家,所以只有把寫“申請基金報告”作為他們的主要寫作任務。

北島和張藝謀都歌頌殺人魔王

北島在回國時宣稱,他厭倦了政治(大概沒有了得諾獎的可能,再以異議詩人名義討資助困難了)。北島當然有權選擇從事或放棄政治,但不可思議的是,北島這樣宣稱之後不到幾個月就和歐洲的左派作家們一起組團到巴勒斯坦慰問、支持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原是個恐怖份子,幕後主導過1972年在慕尼黑殺害11名以色列運動員等恐怖活動。到1988年阿拉法特宣佈放棄恐怖主義時,他已從事了長達20年類似拉登那種恐怖活動。現在阿拉法特領導的巴解組織中的“法塔赫烈士旅”,仍是公開的恐怖組織,曾多次派人用自殺炸彈謀殺以色列平民(包括當地中國民工)。阿拉法特從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至今已連續當了34年,獨攬大權,從不進行民主選舉。據《紐約郵報》報道,阿拉法特把大筆公款轉到巴黎個人名下,涉嫌貪污四億多美元,供他在法國的白人妻子揮霍(阿拉法特的妻女一直住在巴黎的豪華別墅裡)。

對這樣的獨裁者,北島卻當著他的面恭維說,“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北島童年的時代,正是阿拉法特公開進行恐怖活動,殺害以色列運動員的時代。北島這樣諂媚阿拉法特,和張藝謀歌頌秦始皇一樣,都是典型的價值顛倒,視個體生命如草芥,把殺人魔王當“英雄”。

北島在去慰問支持阿拉法特時發表宣言說,“任何人都不能以國家、宗教或文化的名義屠殺無辜者。”這次又在他們的反戰信中指控美國“濫殺平民”。美國什么時候、在哪裡“濫殺”平民了?!北島們什么時候譴責過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那種真正有意殺害平民的暴行?據《紐約時報》1月26日“侯賽因到底殺了多少人”中的數字,在波斯灣戰爭中,薩達姆軍隊殺害了1,000多科威特人。在薩達姆的統治下,可能多達20萬伊拉克平民被殺害,僅在1998年薩達姆就使用生化武器一次毒死了5,000多庫德人,怎么沒有看到北島和他的反戰伙伴們發出任何抗議的聲音?

做權力者的寵物,博主人歡心

北島等人在對待中國人民被屠殺和迫害上更是持雙重標準。江澤民政權逮捕異議人士(迄今關押150多有名有姓的異議人士),鎮壓法論功(據《紐約時報》近日報道,有1,600多多法論功學員被關押,340多人被迫害致死),連北京師範大學年僅22歲的女學生劉荻在網絡上發表幾篇讀書感想也遭北京公安局逮捕,至今關在獄中,面對這些暴行,這樣野蠻的獨裁政府,北島和他的反戰戰友們怎么不發出“任何人都不能以國家、宗教或文化的名義屠殺無辜者”的抗議之聲?

北島們的反戰信說穿了,就是因為它附合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是變相向政府獻媚而已,即大陸青年作家余杰所說的“寵物化”,做權力者的寵物,獲得主人的歡心。

但北島和簽名信上那些從來都是官方學者的“何新們”不同,他早年開始寫詩時,選擇的是挑戰文化專制、向往自由的道路;和當年那一代名聲雀起的作家詩人們一樣,並不是由於作品有多高的藝術價值(他們的作品今天已無人問津本身已說明問題),而是靠“異議”起家。但為什么短短二十多年,北島就和早年的追求“背道”而馳,在海外走了一大圈,最後回到党的懷抱,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維護者?這個答案恐怕得讀者們自己尋找了。

(原載《開放》2003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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