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當然有。可是也不完全是民族性的問題，是基本的人性的問題。所以台灣的問題、中國人的問題不能夠完全用民族性來解釋，基本上人性就是這樣子吧，比如說﹕喜新厭舊，好逸惡勞，希望發財，喜歡有成就等等這些都是很正常的人性表現。只是政治上的糾纏，這種表現發展的不正常而已。

　　湯﹕是。在您的著作中好多次在後記中寫到，李敖寫於中國台灣。您最近發表在《亞洲週刊》的一篇文章中寫了，死也要死在中國我的家園，這些很感性的語言，令海內外華文讀者感動得要流眼淚。您能不能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您個人對於國與家的思想、國與家的區分和國與家的關聯？

　　李﹕國與家基本上他是衝突的。因為個人的利益跟國家的利益有時候很難完全一致，我認為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我在文章裡也談到，我提到了一個故事，那是我在坐牢的時候看到的一個故事。是講大陸的一對青年情侶他們覺得在祖國太苦了，就跑到香港去，游泳偷渡到香港，游到一半男朋友淹死了，結果這個女孩子一手抓住男朋友的尸體最後游到香港，意思就是說死也要死在我們要去的地方。對於一對小情侶而言，他們覺得祖國對他們太苦了，譬如說他們要生小孩子，不要只生一個，一胎化嘛，他們希望多子多孫。這個觀念能說錯嗎？不能說錯。可是人人都是多子多孫的話，那不得了啦。現在我們祖國已經一天就生出五萬個人，加上私生子已經不只五萬了，這樣生的話，那就不得了。一切進步都被吃垮了，所以國家的利益跟個人的利益，跟家庭的利益有時候是衝突的。我們要瞭解，這個政治家的看法跟平夫貧婦、愚夫愚婦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有時候他們也知道，可是不知道的時候，政治上只有強制執行，有甚麼辦法呢？大陸的一胎化就是這樣來的嘛。

　　湯﹕剛才講到您的作品《北京法源寺》，您能否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您在《北京法源寺》體現甚麼樣的精神和情操？我覺得這部小說有一種非常悲壯的情懷。

　　李﹕我主要提出來，現代人類有沒有那種人了？一百年前的那種人，他們為了信仰，為了理想可以作犧牲。現代人已經不以那種方法作犧牲了，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人類之所以能夠代表一些光芒，一些所謂的可歌可泣，就是因為有那種人。好比說文天祥這個例子，文天祥的死，那理由現在看起來是不成立的。可是有這種人，我們覺得這種精神是可貴的。同樣，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也是這樣，現在看起來會覺得他們好笨呵，年紀輕輕的就這樣死掉了，是不是很可惜？可是當時有這種人，我的《北京法源寺》重新申訴了人類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理想主義。這一次我在諾貝爾文學獎獲得提名，也是因為他們所重視的也是這種理想主義的精神。我認為，雖然現代的社會如此發展，大家在感情上變得很粗淺，可是我覺得還是應該向往最光明的一些人，和他們代表整個人類的光明面。居里夫人就是一個例子，她搞出來的鐳以後，她放棄專利權，她的專利可以發很多財，可是她不要。要專利是很正常的，她經過了那多年的辛苦，從一個下女出身，最後變成一個大科學家，搞出鐳來有點福利搞點享受大家會覺得是人之常情。可是她放棄了這個福利，放棄了這個專利，不是更偉大嗎？人類有這種人，比你想象中更偉大的人。我覺得這些人及他們的故事，應該把他們表揚出來，這就是我在《北京法源寺》這本小說裡想表達的。

　　湯﹕李先生，有這樣一個問題，我想請您作一個比較，從您現在生活的台灣的政治社會和二十年前、十幾年前台灣的政治社會比較，當時警總跟蹤您甚至以各種各樣的行為來監督您，您覺得目前您的言論發表的自由和思想表達的自由，以及政治參與的自由，這個自由度怎麼樣？

　　李﹕我認為台灣的民主是假的。雖然從比例上來看，你有很多自由。可是，就是從這種比例上看，我覺得我的自由比以前少了。為甚麼？我舉個例子，台灣電視台四個無線電視台，三個是台視、中視、華視國民黨控制的，你李敖進不來。另外一個開放給民進黨的民視電視台，現在被那些台獨份子像蔡忠（？）他們把持，我也進不去。我只能在那些其他開放的七十幾個台裡面找一個落腳點，所以我找來找去只能有兩個台請我來作節目。他們還要出來打壓，說起來，我李敖是台灣言論自由的標杆呵，不是嗎？我寫了一百多本書，九十六本被查禁。我這種標杆，別說是在台灣、在整個、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想想看，有哪一個人的書有九十六本被查禁的。所以我在台灣不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他打壓你很簡單，你講話可以我們不抓你，可是你沒有機會講，沒有工具講，沒有台給你講，你等於跟沒有自由一樣嘛。這就是我所說的，台灣的言論自由是假的，像李敖都不能得到充分的言論自由，證明台灣的言論自由是假的。

　　湯﹕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有一天您和江澤民先生坐下來對談，談您的理想，談您對時事的看法，以及您的人生觀，世界觀，我相信江澤民如果真正為中華民族強盛而考慮的話，應該在中央電視台給您一個舞台，讓您發言，讓您縱論天下，指點江山。哈，哈………

　　李﹕哈，哈……

　　湯﹕您有沒有期待這一天？

　　李﹕哈，哈。我可能要的更多吧。我不僅是要在中央電視作秀。我給你講一個有趣的事情，我在《李敖回憶錄》裡談到一個老同學，我在北京的時候跟他一起唸書，他是個神童。在小學我們兩個人拜過把兄弟，我一輩子沒有跟人拜過把子，只有跟他拜過把兄弟。在四九年，我初一的時候我來到台灣，他在北京參加了共產黨，他現在等於是中國大陸CIA的頭子，你懂我的意

思吧？

　　湯﹕呵…。

　　李﹕呵，呵…所以我如果在中國大陸的話，我也可能會變成一個中國大陸的CIA的一個頭子。但我現在卻在寫文章。哈，哈。

　　湯﹕我們期待您的這種既批判傳統又繼承傳統、既吸收西方又批判西方的精神，因為西方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是在改革中發展。您的這種精神，能不能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這裡沒有奉承的意思，因為越看您的作品，越是感動，您確實是中西文化結合的這麼一個瑰寶。只要是有識之士的領導人，不僅是要珍惜您，而且應該讓您有一個非常廣闊的天地，讓您的思想和才情縱橫發揮。

　　李﹕我想，我的目標也是這樣子。所以林語堂當時有一個對聯，甚麼“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貫宇宙東西”。我們現在做的這種事情，就是在思想層面上，知識層面上，並沒有分哪一個是中國的，哪一個是外國的。我們總是覺得，能夠把它們融合出來還是很好的。可是，你發現真正做起來，還是需要一些本領。這麼多年來，像我個人就是在做這個事情啊，寫了一千五百萬字，幹的就是這個事情。

　　湯﹕您還有一句很自豪的話，寫白話文的第一名是您，第二名是您，第三名還是您。哈，哈…

　　李﹕哈，哈…。

　　湯﹕我覺得，實際上中國大陸的青年聽眾朋友，中青年聽眾朋友，有一種不痛快、或者不舒服的感覺，或者說不是很暢快的感覺。他們不是說要找一個文化偶象，而是期待著有一個頭腦清醒的，有冰雪智慧的人，能夠摧枯拉朽的大喊一聲，中華民族應該向何處去。中華民族暨不應該過分的自傲，又不應該過分的自卑，這裡邊當然學問太多了，您的書講了很多很多這方面的內容。我想如果現在讓您在北京大學作演講的話，您最想講的一個主題是甚麼？

　　李﹕這就又回來了，象我這次在台灣所謂的總統選舉裡，有一行字叫填寫經歷。我的經歷就寫了這段話很有趣，大概你也注意到了。我寫道﹕勃起台灣，挺進大陸，威爾剛世界。哈，哈…。

　　湯﹕哈，哈……

　　李﹕勃起台灣，挺進大陸，威爾剛世界。結果他們這個政府衙門看到我的這個政見經歷以後呢，他們覺得這個不雅，這是在描寫一個器官，可是他們又不敢拒絕，所以就這樣登出來了。所以最後的選舉公報我印出來這幾行字，台灣的每張選票上都有這幾行字。這就是用我的這種語言，表達這種意思。如果我在北京大學跟學生們講話，基本的態度就是，我希望你們作李敖第二，如果你願意付代價的話。這個代價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