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ng Ben Forum
|
中山思想與今日中國之命運 --應李德舜秘書長、許引經常委之邀 在洛杉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常委會上的演講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湯本 在父輩的教誨下，我們從小就銘記了孫中山先生的格言“天下為公”，“革命就是博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長大後，在史料閱讀中，我們發現，激發孫中山先生放棄醫生的職業，立志醫國、救國的起因，是腐敗顢頇的滿清政府，無視前方清軍與法軍作戰的已經獲勝的現實，卻將藩屬國安南(越南)割讓給法國。正如黑格爾有關格言的論述，衹有歷練和年歲的增加，才能真正感悟和理解中山先生的格言以及中山總體思想的深邃和偉大。中山思想是融合當時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的產物。可惜得是，貧弱的中國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勞頓生疾病，使中山先生身體貧弱，使他在政治家應該是風華正茂的年歲遽然去世。 世事多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可以這樣講，面對今天的海峽兩岸的現實，面對今天北約組織轟炸南斯拉夫的現實，面對今天的世界，重新學習、重新認識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意義深遠，這不僅將影響著中國的命運，這也將影響世界的命運。 研究中山思想，緬懷孫中山先生，首先，不能脫離歷史反思。大陸的民眾與臺灣的民眾都應該從民權主義、民族主義的層面，進行十分必要的歷史反省。 大陸民眾曾經熱情追隨過大躍進、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階級鬥爭，創深痛巨。大陸全體人民都應當為過去專制的悲劇而反省。這正如我在文章和演說中多次強調的，正因為有了絕大多數民眾的盲從和無知，正因為有了絕大多數民眾的共產烏托邦夢想的狂熱，才有了獨裁者的肆虐和猖獗。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每一個大陸人都必須反省。中國大陸的文革時代，當時，人人都覺得自己是歷史的創造者，新時代開辟者，這種革命狂熱遮蓋不了這樣一種事實﹕文革時代，正是中國自民國以來，中山先生所強調的“民權”被徹底踐踏的時代。因此，對於每一個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包括演講者本人(當時被迫害者的角色遠遠超過革命者的角色，文革第一年演 講者年僅十四歲)在內，對那個時代的反省越是深刻，越可能將歷史的災 難變為今天的精神財富。 臺灣民眾也要反省，在臺灣淪陷時期，臺灣民眾經歷亡國之痛。但不能無視臺灣相當人數的民眾的亡國之盲從，相當一部分民眾參加日軍或者參與了軍工生產、空軍基地維修和后勤輔助性工作，這，直接幫助了日本侵略軍在菲律賓南部對麥卡阿瑟將軍領導的美國空軍及陸軍的襲擊，致使美軍在太平洋戰爭早期重創慘敗，數以萬計的美國官兵傷亡，七萬名美軍官兵被俘，美國官兵在戰俘營中受盡日本民族也就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折磨，這是人間地獄的折磨，致使戰俘死傷極為慘重。臺灣民眾對那個時代的反省是極為必要的，今天的反省是為了避免明日的災難，今天的反省是為了避免再度盲從死灰復燃的日本軍國主義。 在反省之餘，我們也應看到這樣的事實，換言之，以極為理性的審視眼光看待大陸的革命時期和現階段時期以及臺灣的日據時期某些社會另類因素。 例如，從1949年至今，中國大陸先主張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線的成就，後主張改革開放。他的精神是民族主義的，但內核的創造力，則仍然是美國、英國的現代科學技術(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科技的核心力量是在英 美留學過的專家)，則仍然是西方的現代創造精神，如鄧小平大刀闊斧改革，力主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江澤民提出科學教育興國，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大陸的基礎科學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幾年前，訪問考察過大陸中國科學院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在即將接待中國科學院代表團時，遠曾經十分感嘆說﹕“我們拿什么給人家看呢﹖” 在臺灣日據時期，盡管出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極為微弱的時期，臺灣也出現了現代理性和近代的科技，殖民地帶來了相對的工業進步和相對的社會文明。日本明治維新的進步也折射到臺灣。 這種逆向思維，雖然不能影響上述我本人對於對大陸及臺灣兩個時期的社會總體主流態勢基本評價，但是，卻提供了新的視角﹕一是，狂熱的民族主義也不能否定現代的科學技術。二是，衹有在健康的民族主義的精神指引下，一個國家由現代科學技術、現代教育推動的民生建設才能具有真正長足的發展。 因此，以史為鑒，可見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一個總體，民族主義、民生主義、民權主義之間存在互動互生的循環關系，沒有獨立自主的民族，個人何談尊嚴與權利﹖但沒有個人權利的保障和個人強力的自由發展，何談民族的強大﹖如果，沒有現代科學、現代教育推動的民生的發展，又何來個人的強大、幸福和民族的強大﹖ 歷史發展證明了中山思想的正確。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和政治家是孫中山。其後，在海峽兩岸，真正在改變歷史并發揮過偉大的作用的愛國者和政治家是鄧小平、蔣經國。海峽兩岸在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社會文化建設，都有相當差异。但海峽兩岸的共同點很多，其中，兩岸都敬稱孫中山先生為國父。以國民黨領導的臺灣，以共產黨管轄的大陸，都尊中山先生為國父，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終結點，這也將是極為重要的啟始點。 例如，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建設之首要是民生”又說“民生是歷史的重心”，而鄧小平則提出，“經濟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心工作”。拋除政治口號的色彩，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三民主義的訓政時期，有著相當大的相同之處。再例如，大陸引用外資，開放建設超級大港，鐵路、高速公路的建設，顯然，都在實現著孫中山總理的《建國方略》。鄧小平其後是江澤民，在實行民族主義、民生主義方面很有成效，也達到了經濟層面、社會層面、農村基層政治權利的一部分的民權主義。正如臺灣哲學學者、政治活動家朱高正先生所指出的，鄧小平的思辯精神，將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我以為，已經深入人心的鄧小平的思辯精神，若能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這將是鄧小平對于中華民族精神遺產的真正意義。 蔣經國先生在臺灣的民意對臺灣領導人的評價中，迄今一直居於首位。他對臺灣的發展，他的對於中華民族的進步，貢獻卓著。五十年來，臺灣完成了平靜的革命。臺灣從千年帝制，百年日本鐵蹄下的殖民地，破繭而出，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指引，完成了“軍政、訓政”，實行民主的憲政，使得臺灣開始了經濟繁榮、人民富裕、政治民主的時代。臺灣的成就，舉世矚目。 作為美國的盟友，臺灣在開拓自由的疆域。 臺灣的成就，是中華民族以孫中山、蔣家父子、李登輝等為首的幾代先進者的精神的、政治的成就，他們向西方學習，又不照搬西方模式。雖然臺灣在政治民主化的途中，弊端很多，但畢竟總是在前進。臺灣成功的意義是深遠的，如果我們具有一些地圖的想象力，正象我在一篇文章所指出的“臺灣，不是一個狹長的導嶼，而是中華民族躍入現代化、民主化的起跳臺”。 以臺灣領先，中華民族躍入現代化、民主化的大海昂首遨游，這是一個我們共同的的理想，也是具有必然性的歷史進程。在這一偉大進程中，蔣經國先生起到了歷史轉折的重大作用。 無論是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帶有很強烈的所謂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恢復。還是國民黨領導的三民主義的實現，兩岸都各有側重的實現了孫中山先生部分理想，有些方面還達到超越方面。 那麼，今天還承認孫中山先生是國父的江澤民先生和李登輝先生，將如何承繼前人的業績，完成自己一生的功業﹖真正為海峽兩岸人民作出他們一生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貢獻﹖ 在評論他們之前，以本人的研究，我以為，對美國戰略界、政策界近幾年形成的一個理性的美國的戰略意向、戰略態勢，有必要作一個概述，這是經由哈定(Harry Harding)、傅高義(Ezra Vogel)、拉迪(Nicholos Lardy)李侃如(Kenneth Liebathal)等人的努力所長期形成的﹕ 一、一個穩定、繁榮、強大、不斷走向現代化、民主化的中國大陸將有利于世界和平。 二、21世紀中，美中(大陸)關系將比美日關系更為重要，正向前美國總統布希先生所斷言的，美中(大陸)關系將成為美國在世界上最重要的關系。 1.美國中國大陸兩個國家利益所在﹕戰略利益、經濟利益、軍事、文化利益。 2.美國人是有記憶的﹕在美國歷史中，首先攻擊美國并使美國海軍遭受重大的傷亡損失的，是日本民族﹔美國與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可以用常規武器戰勝德意法西斯，用正義原則已經很難有效的教訓，衹有用原子彈，而且必須用兩顆原子彈的爆炸，才能使他投降的，也是日本民族。日本民族囿於島國文化的狹隘性，日本民族嚴重缺乏懺悔及報恩精神。 3.俄羅斯一蹶不振，很難在短期內復蘇，中國大陸作為經濟迅速發展、國力日益提升的大國，在太平洋地區事務上具有平衡、協調的作用。 4.最優秀的美國國際事務、亞洲問題專家，大多數是中國問題專家，而非俄羅斯、日本問題專家，他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好感，他們的這種學術興趣及人文感情的傾斜，有利於美中關系。但他們自然崇尚自由民主，在政治感情傾向和文化感情上，雙重地有利於美臺關系。 三、美國有責任保衛臺灣的民主政治、經濟的成就。和平處理兩岸關系，是美國長期堅持的準則。 四、美國長遠的戰略是不會希望看到臺灣再度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成為美國向西太平洋地區發展的天然屏障。 五、以演講者本人的研究，中國大陸應該對美國這一理性的戰略有所了解，我們觀察到，印度俄羅斯已經宣布結盟，中國大陸尚未有明響動作。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民族主義高漲的現狀下的理性決定和耐心的等待。 近一兩年來，美國無論是以官方還是非官方的，都傳達了“和平處理海峽兩岸”關系的準則，這個清晰無誤的訊號，從通過前國防部部長裴裏，反復強調。而最近前負責亞太事務的副國務卿羅德的看法，對1996中共試射導彈前後時期，“美國、中國大陸、臺灣的表現都很差”，則是一個十分冷靜的反省。 可以預估，隨著獻金案及間諜案的落幕，美國中國大陸的關系將會回到一個穩定發展的軌道。原因很簡單，美國資本的力量是強大的，美國的資本需要發展，勢必流向利潤最高的地方。美中雙邊利益的強力互吸是無法阻擋的。當然，從目前兩國的政治情勢來看，絕非易事，美中雙方要作出艱苦的努力。 面對如此美中關系為核心的世界格局，對於大陸官方保守派來說，無視臺灣人民對於現代民主、繁榮生活方式的追求的權利，一味強調歸屬權，主張急統，無視五十年來兩岸分治的現實，并以少數落後於時代的人的意志試圖決定兩岸的未來，這不僅必然將引起臺灣人民的強勢反彈，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和海內外智者的反對。顯然，時代落伍者的夢囈是不可能實現的。 對於一些個別的臺灣政治人士，一直期待美國對“臺灣獨立”的軍事保護。最近南斯拉夫戰爭一發生，演講者就強調，兩岸尤其是大陸，對於科索沃危機及戰爭不應充滿政治想象力。果然，近日，正如美國副國務卿謝淑麗所強調的，美國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不能成為美國處理海峽兩岸事務的先例。 不能否認，在臺灣有極端性主張的人士中，大多數是極度熱愛臺灣者。但極度熱愛臺灣者，都應該有清明科學的思想，有冷靜無情的戰略思考，否則，您的極度熱愛臺灣的感情，如火如荼，作出不智的決定，您將不是給臺灣帶來幸福，而是給臺灣帶來禍害。 可以慶幸的是，演講人所談到的上述兩種人在海峽兩岸都并不是主流。 再回來談江澤民與李登輝的現實境遇和歷史抉擇。兩岸中華向何處去，經由長時期的思考，演講者本人似可以歸納成一句極其簡單的一句話，“回歸孫中山先生，回歸中山思想”。我們呼吁海峽兩岸追隨孫中山先生，而不是背離孫中山先生。這并不是口號的追求，而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和平之所在，而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幸福之所在。 對於中國大陸執政者們，應該聲音響亮地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和忠告，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中和社會主義政治的高度控制下，產生了社會普遍的意識形態錯亂。現行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的蒼白和相當多數怠“紅色政客”在實際行為上對自己政黨的叛逆。舊的意識形態已在人們心中和拜金主義盛行的現實中消亡，而新的能夠統轄社會主流的精神的意識形態、精神力量尚未產生，底層民眾，顯然對於社會正義的追求，對於貪腐、霸道官吏、對於許多政府官員言行不一的不滿，對中國社會存在的虛偽政治的不滿。中國社會底層正在經歷最為嚴峻的“政經分離”，即政治理念與經濟行為的分離﹔即政治口號與正義精神的分離。而解決中國大陸的“政經分離”，解決大陸社會的信仰危機和精神危機，衹有孫中山思想。避免目前大陸的盲目高漲甚至有些狂熱的的民族主義，衹有中山思想。 面對眼前一時太平洋兩岸十分高漲的“中國威脅論”、“美國陰謀論”，面對著充滿惡性因素的國際環境，誠如臺灣學者蔡瑋先生所指出的，海峽兩岸領導人應該不受影響，仍然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強者的智慧，展開良性的交流和會談。 我們必須發自內心的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按照孫中山先生的理念，國民黨是孫中山先生創造的黨，是中華民族的黨，而絕不是囿於一地一島的黨。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主權在民，民，不是一個島或一個大陸的民，而是包含大陸人和新臺灣人的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 因此，爭取大陸的民心，是中國國民黨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事業。臺灣應該大力展開務實內交，是當務之急。 臺灣的兩岸關系的戰略，在接受建言，打出民主牌之後，不應該以為可以一勞永逸。臺灣領導人和大陸政策界，應該是努力推動研究嘗試性的、穩步發展的民主化方案的具體建議和措施。臺灣的領導人和智囊機構，應該重視打出民主牌之后的下一步，不能再次人為地錯失兩岸良性互動的重大時機，給大陸民眾帶來“臺灣打民主牌不是誠心助人，而是別有用意”的誤解。甚至給中共保守派帶來強硬態度的借口，使臺灣處於不利之地。同時，臺灣領導人和政界在大陸高漲的民族主義和現代的民主理性中，應當保持平衡，保持張力。研究大陸民眾歷史、現實整體的性格和心理，制定因應的口號和方案，為臺灣博取印象分和好感分，是臺灣兩岸關系政策界的相當重要的任務。 歷史的抉擇是無情的，絕不會帶有任何玫瑰色的感情。什么是海峽兩岸人民的最佳歷史機會﹖ 江澤民與李登輝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錯失歷史的機會，如果，他們能把握今後的屬於人民也屬於他們的歷史機會，他們也將獲得使他們自己成為歷史偉人或者杰出者的機會。他們極有可能獲得海峽兩岸中國人第一個諾貝爾獎。他們極將可能獲得政治家最為可貴的、跨越時間的政治生命力。 客觀的評價，江澤民的“一國兩制”，可以成為一種方案，展開討論研究，但絕不能成為一方強于另一方的唯一藥方。在我準備這個演講稿的這幾天裏，一個極為確切的消息令人驚异，也使人振奮，當江澤民先生在北京會見辜振甫先生時，談到中華民國國歌是他小時候經常唱的歌曲，他唱起了《中華民國》國歌第一段“三民主義，吾黨吾宗。以建民國，以建大同。”人們希望江澤民先生心口如一。可以說，世界大勢不可忽略。其中，他主動唱歌的舉措所含有的政治意味，值得研究分析。 對於李登輝先生最近的主張，在此，我十分感謝著名評論家、新黨義工於摩西兄和我分享他的見解和看法。他認為，李登輝新著《臺灣的主張》，他的“一國七區”產生的爭議，也許，由於對於真理的過於執著而不免固執，由於對大陸情況缺乏了解而不免草率。但整本著作體現了李登輝先生的相當的善意和誠懇，例如，他認為明朝時期，臺灣就屬於中國的版圖。根據蘇起先生的解釋，所謂一國七區是管理層面的意義。兩岸政策界應該看到李先生的積極和良性的意義。 筆者在去年六月提出的，“開辟政治特區、實行兩岸合作”就是承繼、完成中山的理想的可行性構想。 可以把這個構想簡述為﹕在這個政治特區內，中共邀請國民黨、新黨、民進黨參與民主政治運作﹔選舉產生市長及市議會。在特區內，全面實行民主政治，健全法制，保障個人產權所有、政治言論自由、個人的參政、從政自由﹔全面開放報刊以及電子媒體﹔建立一系列法制，保障公民的政治和經濟的權益，保障私人企業(包括臺資)的權益。中共若能邁出這一步，將是一個偉大的變革，將是根本上改變國家是黨的為﹕國家是人民的。將是在真正意義上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這才是真正的人民服務員。由臺灣三黨進入大陸政治特區，可以一個市為單位，是因為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在臺彎的政治運作富有經驗，皆是較為成熟的黨，不會因為以反對黨的身分不擇手段，引起政治特區的混亂。當然，吸取臺灣民主化建設的正負兩方面的經驗，為避免黑金政治，在政治特區內，對於賄選，可成立嚴格的監督機制和嚴厲的懲處機制。 實施一區多黨制，每一步驟都必須進行極為慎重的研究。是否能實現，端看國、共等黨的領袖是否具有21世紀的智慧。政治特區是否有直接成效是看其經濟效益及社會發展指標情況。因為是區域性的實驗，若發生問題，不會影響全大陸。待到政治特區有了成果和經驗，再逐步慎重向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推行。選擇廣東省東莞地區成為政治特區的試點，有如下優勢﹕ 一、東莞地區經濟發達，商業繁榮，民間富裕，受港臺影響良多，中產階級日益壯大，教育普及，富而有禮，公民的社會覺悟、個人自律精神相對較高。 二、臺商對該地社會經濟發展貢獻很大，形象端正。臺商之影響不僅是在經濟上，而且是在社會文明風氣上。 三、該地臺商協會活動頻繁，成員基礎扎實。臺資企業擁有占總勞動力人數百分之五十的人員的大陸雇員，可以成為基本的支持者和選民。 如此，可以避免中國大陸仍面臨的歷史最可怕的結局，即貪腐官僚激化社會貧富兩極化，從而導致打著民主旗號的貧民革命。如此，可以避免中國大陸重蹈“一治一亂”的歷史惡性循環。 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向中國特色的民主化國家逐步轉型，如果采納將這一“政治特區”構想，將是緩性民主化。這個轉型期可能長達二三十年，但這一努力奮鬥現在就必須開始。這就是大陸臺灣合作競賽，這就是在海峽兩岸實行孫中山先生的理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回歸中山先生，中國共產黨必須逐步采納完整的民權主義，讓人民真正享有監督僕人、撤換僕人的權利。 學習孫中山先生的博愛精神，北美華人無論來自臺灣、港澳、還是大陸，都應互尊互愛，互相幫助，齊心協力，共謀大業。而海峽兩岸，也要發揚中華民族的“孝悌”精神，敬父尊兄。 面對中華民族這個大家族，國民黨首先應發揚“孝悌”精神。國民黨應該有大哥樣，共產黨應有小弟的謙和，如果國民黨堅持大哥的責任，既對國父有真誠孝敬，又努力承擔全家喪父後大哥對全家的責任，小弟若想作惡也會失去天下民心。如果國民黨放棄大哥的責任，既不對國父有真誠孝敬，又不願承擔大哥喪父後對全家的責任，小弟的惡臉便是很難避免的。 兩岸中國人應當各自拋棄傳統的思想教條或者近年滋生的狹隘地域觀念，認清兩岸的共同的已經完全結合在一起的經濟利益和不可回避的歷史命運，大陸與臺灣，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衹有聯手合作，才能共存共榮，共同開辟民主發展新時代，這將是唯一的和平理性之路。 可以慶幸得是，海峽兩岸中生代領導人的正在崛起。(連戰、章孝嚴、宋楚瑜等﹔曾慶紅、胡錦濤、趙啟正等)。 以孫中山先生的理念，臺灣的政黨尤其是中國國民黨，如果強化自己對於中國大陸的責任感，就擁有偉大的前途﹔如果強化中山理想，就會具有跨時代的遠見。因為，強化責任就是強化歷史機會，強化理想就是強化自身的生命力，再說得直截一點，今天或者明天的國民黨如果能強化自己的責任感，就能把握歷史機會，提升生存發展的巨大延伸力，就將成為帶領中華民族實現現代化和民主化的黨，就將是一個炳彪世界歷史的偉大的黨。 作為華裔美國公民和居民，我們同時擁有兩個豐富的精神文化資源。國父華盛頓和國父孫中山。在多事之秋的海峽兩岸、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兩岸關系中，我們向自己發問﹕人民如何才能自由幸福﹖美國為什么能如此強大﹖海峽兩岸--中華民族強大了以后怎么辦﹖ 國父華盛頓曾經親身體驗到的大英帝國對美利堅民族的壓迫。國父孫中山曾經親身體驗到的列強對中華民族的壓迫。顯然，今天，從平均個人所得來看，中國大陸還是弱國，作為弱者的中國大陸就是要向強者的美國學習。而作為由弱變成中上強的臺灣應該提攜中國大陸向美國學習。 反省自身的歷史，改造自身，是今日中國之命運。 學習美國自由民主的精神，是今日中國之命運。 回歸中山先生，是今日中國之命運。海峽兩岸努力攜手合作，結合海峽兩岸的政、經、文、軍的各自優勢，共同創造，是今日中國之命運。 回歸孫中山，正是海峽兩岸所面臨的時代需要。 美國社會也正面臨向傳統回歸的關鍵時期，美國的立民之本，美國的立國之本，是美國的富強之本。衹有讓每一個公民強大起來的民族才能使民族強大。 美國的民主制度，在國內行之有效，十分成功。但美國的外交政策，卻屢屢失誤。戰略失誤及過度的政黨政治，正在傷害美國人民長遠的利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轟炸南斯拉夫，未能速勝，而曠日持久，耗資傷命，處於相持不下的狀態。即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勝利，達到目的，但傷害平民，留下後患(美國前參議員BOB DOLE 語)。正如筆者強調的，美國的專家學者也指出，而轟炸南斯拉夫，給世界、亞洲和平安全 戰略格局，給俄羅斯、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也帶來重創。 這一切，給我們帶來極其沉重的思考﹕ 兩岸共同努力，實現中山先生的理想，將是具有世界意義的。 首先必須以緩行民主化的方式解決中國大陸的問題，兩岸中華，即中華民族的第一階段的命運是﹕東方學習西方。大陸在威權社會下，不斷改革，發展經濟，養育中產階級和現代文明，兩岸合作，開辟政治特區，漸次實行民治、民有、民享，前面已作詳細說明。 深入學習孫中山先生對於民族主義的論述，我們還可發現，兩岸中華，即中華民族的第二階段的命運是﹕東西方互相學習。 孫中山先生以仁愛精神、以民主化的方式解決世界的問題，這是他的天才思想。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民族主義不僅是民族獨立，還是具有仁愛精神的民族主義，也就是一旦中國強大起來，不是以強欺弱，而是對弱小國家給于扶助。中國文化的正統思想，就是仁愛精神，不僅在消極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且，在積極方面，主張“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可見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是溫和的、博愛的、扶助他人的民族主義。 一個民族衹有強大了，他的文化精神才會有影響力。孫中山先生的自助助人、具有博愛精神的民族主義衹有在中華民族國富民強的狀態下，才會對美利堅民族的“富而強勢”、“富而霸氣”、“富而傲慢”的精神缺陷有所針砭、有所調養，有所彌補。 未來，重新發現孫中山，美國將從中山先生的東方式的民主思想中，重新獲得精神珍寶。世界將得到和諧。從而，進而建立一個世界的民主制衡制度，并獲得物質與精神強勢的平衡。 基於此，我們應該重視如下研究範圍﹕ 一、深入研究美國的立國之本的精髓，對於人類尤其是對於兩岸人民的普遍意義。 二、展開對於“開辟政治特區、實行兩岸合作”的系統的、全面的研究。 三、中山思想在今日大陸、在今日臺灣的之影響現狀以及今后影響可能性的比較研究。加深研究中山思想對于今日中國之命運﹔開展探討中山思想與今日世界之命運。 總之，我們在美的具有雙重文化背景的思考者、學者和專家所具有的使命是﹕ 一是尋求和開拓海峽兩岸創造性智慧的結合點，結合區﹔二是尋求和開拓太平洋兩岸創造性智慧的結合點，結合區。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今天，處於海峽兩岸兩種文化背景中以及兩種不同歷史所造成的現實，處於太平洋兩岸兩種文化背景中以及兩種不同歷史所造成的現實，這之間產生的摩擦、誤解、衝突甚至鴻溝，使我們所承受的痛苦分外尖銳和分外沉重。但是學習華盛頓總統勇敢創造的精神，學習中山先生的“博愛”的胸懷，我們若能深入痛苦，解析產生痛苦的社會現象，我們越能超越痛苦，發現一片能夠成就為偉大事業的空白。 一個時代的杰出者，他所能承受痛苦越是深重，他所能承受的痛苦能力越是強大，他的奮鬥意志便越是堅強，他在痛苦中感受到的理解和思考，所形成智慧越是能超越時間，將能提煉出蘊育時代精神的真理。 即便在自由的社會，發表自由思想，也會面臨巨大的壓力。因為任何一個時代的自由思考，都必定是對該時代以及舊時代已經存在的固定觀念，是一個突破，是一個反叛﹔而且，也一定會觸及現存的短視的從政者的利益。但是，為了長遠的美國人民的以及海峽兩岸人民的利益，為了世界和平、民主與繁榮，智者無懼。 因此，志同道合者應當相濡以沫，應當攜手共進。 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國父華盛頓總統給了我們“立人立國”的偉大遺產，國父孫中山先生給了我們“世界博愛”的精神財富。承前啟後，我們必須有所繼承，我們必須有所創造。上，對得起前輩先賢，下，對得起子孫後代﹔對得起曾經哺育過我們的太平洋那一邊的也曾經充滿苦難的土地﹔對得起現在滋養我們的這一片自由美好的土地。 上帝保佑美利堅民族，上帝保佑中華民族，上帝保佑全人類。 謝謝各位來賓，謝謝各位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