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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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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混子

 

少君

 

  據大陸出入境管理部門統計,北京城常住的外國人有十萬余人。湯姆有三張護照,一人就佔了十萬外國人的三萬分之一。英國的喬治是他,巴西的路易也是他,他說他這兩張護照是從一個長有棕色胡須的人那兒花五百美金買來的。我是在北京飛往舊金山的飛機上認識他的。因為他坐我身邊。他說他這次是用他本國籍的護照離開大陸的,所以他現在是湯姆•杰克遜。他似乎無所謂地和我聊著天,但兩眼卻閃著一絲淚花。等我們從上飛機到飛機起飛的幾十分鐘里成了“老朋友”時,以後的十幾個小時里我便成了這個說一口流利北京話的洋鬼子的聽客了……

 

  我是一個熱愛中國的美國人。你知道嗎?我們家三代人都愛中國,真的。我的曾祖父老湯姆有一把棕色的胡須,頂早謝光了,可棕色的胡須飄飄灑灑的,象是永不枯萎的野草。我就是在這野草叢里長大的,就是在這叢野草里知道和熟悉了陌生而又神秘的中國。老湯姆每天醉燻燻的,他醉燻燻地做了一個傳教士的僕人,醉燻燻地涉洋去了中國。我的祖父在廬山的教會學校里受過教育,以後當過租界的巡捕,也倒騰過古玩,股票,賽馬票什麼的,還在國民黨軍隊搞過醫務。他幾乎是最後一批被戰爭的隆隆炮火驅回太平洋彼岸的,在只有福克納筆下才會出現的一座德州小鎮里安定了下來。他唯一的樂趣就是與我說說中國,說說他生活了近五十年的地方;我望著那張隱沒在棕色胡須里的黑洞洞的會說中國話的大嘴,時常生出一種莫名的奇妙沖動。

 

  我十五歲輟學,在達拉斯熱鬧鬧的電影院里兜售爆玉米花、棉花糖之類的小食品。剛滿十八歲那年,一個十四歲的少女因我致孕,在課以一千美元罰金和半年監禁的刑事處罰中,老湯姆毫不猶豫地為我選擇了逃跑。象是早有準備似的,象是早盼著這一天。老湯姆為我取出兩本護照,說是英國和巴西的,有效期為二十年,憑它們可以踏進中國的大門。那是一個讓人腳趾頭都癢癢的舒服地方,老湯姆摸著棕色胡須說。我揣起了護照,老湯姆嘟嘟囔囔地說這花了他五百美金,我摔給他五百元,還感激地揪了他那把棕色胡須,親昵地罵了句﹕“老頭子!”

 

  我先到日本、台灣闖天下,錢財和女人沒給我留下什麼印象,風一樣來風一樣去。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獲準了簽證,踏上了那熟悉又陌生的國度。一九七四年的中國,大陸人的敬而遠之甚至是懼怕以及千篇一律的政治術語,把我拒之于中國社會生活之外,就象水和電一樣不能交融。沒有財發,沒有屬于我的中國女人,只有從精神到肉體的壓抑,我覺得上了那個老頭子的當,厭惡透了這個除紅色崇拜再無其他色彩的國家。我只好在北京語言學院學漢語,和一些黑人、阿拉伯人、朝鮮人、日本人攪在一起,但我沒有正式學籍。後來我轉到北京大學讀書,同樣地無學籍又是混讀。我覺得家中那個老頭子教我漢語夠多的,夠用的,沒有必要花錢學語言。但我熱心聽課,交一群留學生朋友,也想結交中國學生,因為北京大學是個高干子女比較集中的地方。但這種努力的結果幾乎是零,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哪個家庭敢接待一個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老呢?但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交上了好運。我有一個叫瓦費拉的黑人朋友,接到建國二十五周年招待會的請柬後,興奮地提前喝醉了,醉成了一攤泥。醉中把請柬送給了我,我和一群被邀請的留學生被車拉到了大會堂,金碧輝煌的宴會廳。那天,周恩來正好主持招待會;當周恩來舉杯朝外國專家和留學生的桌子走過來時,那些傻冒兒們都鼓掌和傻笑,唯獨我微笑地迎上去,周恩來沖我楊了楊杯。我把杯伸過去踫了一下,恰被正舉著照相機的一位日本同學拍了下來。

 

  照片上只有周恩來和我舉著杯,而且我把背景印成了名片。有了這張特殊的名片,我在中國走了許多地方,都受到彬彬有禮的高規格的接待。還有幾次住進了接待過西哈努克親王的總統套房,免費吃喝。我今天是同情革命中國的左翼作家喬治,明天是南美叢林中的游擊戰士路易,後天又是美國共產黨的首席秘書湯姆。在革命革昏了腦袋的中國,我如魚得水,除了搞不到中國女人外,我在大陸幾乎沒有什麼遺憾的事。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踫見了風騷的安娜。她是我在語言學院的同學,如今成了漢學家,據說正在翻譯中國現代作家的詩歌作品,而且在使館文化處謀一件肥差。但她中文說得比我差遠了,這些讓我有些委屈。

 

  “你還在鬧革命嗎?”安娜問我,還未等我回答,又接著說﹕“中國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只得乖乖地聽她的訓誡,並且同她一道回到了三里屯的外交公寓。

 

  在安娜的公寓里住了一個月,吃光了食品櫃和冰箱里的所有食品,英國罐頭、瑞士起司、日本方便面、北歐的燻魚、天津桂發祥的麻花、意大利的通心粉等。那時我正好身上沒有錢,連北大芍園的租金也付不起,有這樣一個供我享受之地,何樂而不為?可她卻氣憤地要報警,我卻不以為然,中國的警方咋判得清一對老外的吊脖子事呢?後來國內來了一個訪華團,安娜給我活動了一個翻譯差事,白吃白住白坐車乘機外賺一千美元,我才撤離了佔領地,高高興興地做了翻譯。隨著大陸大門的大開,北京這個千年古都迎來無數的外國人,我的翻譯工作幾乎是迎接不暇,我幾乎是泡在建國、兆龍、王府、香格里拉這些高級飯店里,我這口地道的京腔為此帶來頗豐的收入,消魂的艷遇。大把地掙,大把地花,闊綽得就象阿拉伯國家的王子。盡管闊了起來,也沒舍得自己掏錢住一回總統套間。我總是留戀那些白吃、白住的日子。眼見大陸的世風日下,漸漸地翻譯業務清冷了起來。是那些光艷奪目的中國女郎操著流利的英語混雜在花花綠綠、黑白紅棕的外國人中間,毫不客氣地搶走了我的生意。而且,我不懂任何專業,凡是交流科學技術時,我翻譯的就是一團糟,只能應付一般的旅游者。我只得壓價出售自己的口語才能,最慘的服務一天只能收五六個美元,就是這樣有時好的生意還是被漂亮的北京妞搶去。而且各種費用總見漲潮,坐吃山空,又到了吃不起,住不起的地步。我只得又開始騷擾安娜了。

 

  安娜似乎對我的騷擾並不介意,頗為大方地供我吃住。後來才發現安娜這幾年的價也掉了下來。當我疲憊地拖著幾只皮箱,按響安娜的門時,她開門熱情地歡迎了我,我知道她是在做戲。她親情地吻著我,屋里的客廳里還有幾個中國男人,一臉謙恭地沖著我傻笑,似乎被我的激情澎湃驚呆了。安娜向中國男人們介紹我時,說是她的朋友,著名的漢學家,而且是剛從太平洋一個小島上的別墅度假歸來。又向我介紹了這幾個中國的“著名的大詩人”﹕馬先生、嚴先生、黃先生、石先生。握手時,先生們都使勁搖一下說﹕“久仰、久仰、幸會、幸會”等等。

 

  後來喝茶、喝咖啡,我早就耐不住饑腸轆轆,找了個三明治就啃咬起來。咯咯喳喳甚是瀟灑,安娜說﹕“你總是這樣胃口好。”我說﹕“這要感謝太平洋那醉人而又開胃的海風和陽光。”然後又議論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先生們開始抱怨中國的不盡人意處,我說﹕“開放把西方資產階級的腐朽沒落全開近來了,血紅的眼睛和外國佬搶生意,連外國人都在大陸混不下去了,還談什麼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呢?”

 

  一席話,把詩人們說了個目瞪口呆。客人告辭後,我問安娜﹕“你這兒淨這些貨!”她說﹕“為了出國,讓他們干什麼都行。”她為了攏住我,常給我找些事干,讓我掙些美金和人民幣。我教在華工作的老外們學漢語,又招了一些發了財的中國個體戶學英語,為他們出洋做語言練習。光開辦這樣的授課,每月收入就三千元左右,馬馬虎虎地過日子。一次使館文化處舉辦某國詩人的紀念會,邀請了不少文化名流參加,並有幾個每人不超過二十分鐘的專題報告。安娜邀請了我做報告,我連這位詩人聽都沒聽說過,可又舍不得一千美金酬金,便讓安娜找了些關于那位詩人的研究材料準備起來,竟也拼湊成一個專題發言。紀念會一開始,便由大使夫人朗誦了某詩人的一首詩作為開場白。接著紀念會開始,安娜拿著一個橡皮錘,擺出一副時刻要敲的樣子。錘響發言止,管你講完沒講完,偏偏發言的名流又不爭氣,大都是剛開了個頭或者是要講的三個問題還沒講一個,或是剛剛表示完對大使夫人、對安娜女士的尊敬及對某詩人的崇拜仰慕之情,就被安娜的錘響封住了口。輪到我發言,自然簡潔明了,全場掌聲熱烈,我又象當年與周恩來踫杯一樣風光。

 

  我這位唯一發言的洋人很為大使夫人爭光,大使夫人熱情地祝賀我。沒想到,北京大學一位年輕的博士站了起來說﹕“尊敬的大使夫人,剛才這位先生發言,是我在貴國做博士學位論文的導言。”當然,丟丑的是大使夫人,並沒礙著我什麼。我只是感到怪可笑的,一篇文章你念我念有什麼區別呢?我在會後冷餐上喝了二瓶我的朋友斯先生代理經銷的貝克啤酒,若不是那位博士早已拂袖而去,還要同這位博士喝一杯呢。

 

  我除了教教語言之外,總覺得還應多開闢幾個職業。但對外使團、中外合資企業又無法謀職,專業特長和文憑把我永遠地拒絕在白領階層之外。于是,我開始搜檢外交公寓及各個賓館的老外們削價處理的汽車、家用電器、自行車、服裝、香煙、名酒咖啡等轉手賣給個體戶,至于個體戶銷給誰我就不管了。一九九三年至九五年兩年多時間,光靠這個我就賺了近十五萬美元。我還到東華門附近和建國門的外匯交易黑市炒外匯,自然又發了一筆橫財。我跟安娜友好地分手了,買了汽車,租了套房,然後開始盡情地享受生活。我享受生活,當然離不開漂亮的北京妞,錢才是照耀世界的太陽。不管它美金、英鎊、馬克、港幣、日元或人民幣,這才是永遠閃光的東西。

 

  一九九七年我認識了個體戶徐岩。徐岩是我的學生,也是一個漂亮的女人。她並不圖錢,只是要我把她弄出中國去。只要不是蒙古、越南、朝鮮,是個國就行。我被她纏得麻煩,就把她介紹給英國的菲爾,菲爾是我的朋友,也是有辦法弄到假護照的家伙。我的一個學生劉萊,就是被菲爾弄出去的,代價是傾家蕩產。劉萊出國前在機場對我說﹕“我們是世界上最窮的人遇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騙子。”

 

  菲爾摸摸徐岩的臉蛋說﹕“西方的大門是永遠為漂亮的中國女人開放的!”于是,當夜徐岩和菲爾住在了我那里。第二天,徐岩在菲爾懷里撒著嬌要護照,菲爾捏捏她說﹕“你以為是貴國大躍進呀,上下嘴唇一磕踫就行了?”

 

  菲爾說﹕“我們幫你你也得幫我們!”

  徐岩問﹕“怎麼個幫法?”

  我說﹕“你為菲爾先生和我在一個月內找五個漂亮的中國女孩。介紹我們認識之前,把事情說得明明白白,就是上床。”

  菲爾說﹕“我們的事成,你也事成,不是說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嗎?”

 

  徐岩給我介紹的第一位是高鼻梁、細眼睛的高挑個兒,身材豐滿,在淡淡的燭光下顯得楚楚動人。這是建國飯店燭光咖啡廳,中廳一座假山往下瀉著一串扯不斷的瀑布,廳內奏著一支德沃夏克的鋼琴曲,琴聲蕩出一股說不出的感傷。徐岩領我走到姑娘的眼前說﹕“琴子,這是湯姆先生。”

 

  “可以嗎?”我動動椅子問。

  琴子微啟涂著藍眼影的眼瞼,沖我努了努嘴,示意我坐下。我仔細地打量著琴子,覺得她不會超過二十歲,于是非常滿意。徐岩問我﹕“怎麼樣?”

  “蓋帽了!”我點頭答道。

  徐岩咬著我的耳根說﹕“按你們的條件,這個絕對是個處女。”

 

  徐岩一笑走了。一位紅衣男侍輕輕走來問﹕“要點什麼?”

  我問﹕“人頭馬還是漢尼肯?”

  “不。”琴子搖搖頭答,“我還是來杯‘新加坡司令’吧,我喜歡喝雞尾酒。”

  “新加坡司令”端來了,我和琴子各自端起酒杯,踫了踫,我啜了一口說﹕“咱們開門見山,你我彼此都明白。我想,徐岩把話說得很清楚了吧?”

  “當然清楚,和你上床。”琴子清晰地說。

  “侃個價吧,”我說,“我願意出五百美金。”

  “再加一倍,”琴子歪頭道﹕“心疼了?”

  “一倍就一倍,”我給她五百美金說﹕“余下的明天太陽升起時再付。”

 

  我把車開在一個僻靜處,打開後蓋讓琴子躺了進去,然後火燒火燎地驅回公寓。但在公寓大門口卻被警衛擋住了。

  “打開後蓋。”

  我打開了後蓋,琴子跳了出來。

 

  我被帶進了警衛室,一看菲爾也垂頭喪氣地坐在沙發上。另一側坐著徐岩和一個濃妝艷抹的姑娘‥‥‥

 

  就這樣,我栽在一個北京姑娘的手里了,我相信那個琴子絕對是個“雷子”(公安局的),也許他們早就開始打我的主意了,因為從北大競選到八六年學潮以及這次八九民運,我都介紹許多記者采訪到一些他們找不到的人物,搞不到的消息。當然,錢是一分不少要的,新聞是具有價值的東西。我不可能白干。但這樣終于得罪了中共當局。我想,我嫖了這麼多年女人,怎麼今天他們到認真起來了呢?我最大的錯誤就是玩出邊了,不該涉及政治。我在大陸混了二十多年了,現在只有回美國繼續賣爆米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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