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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希望和人道主義--從中世紀看今天

茉莉

在馬爾克斯的小說《百年孤獨》堙A有一艘船因瘟疫而不能靠岸,正如我們海外華人的目前處境。因爲故鄉流行的薩斯病傳播到了歐美,我們在异鄉他國更感隔膜。瘟疫給我們帶來巨大恐懼和震驚,也帶來新的省思和希翼。

在潘多拉的盒子堜韖X“希望”

中國向世界傳播瘟疫似乎不是第一次了。據說歐洲十四世紀爆發的嚴重鼠疫,就是從中國途徑中亞、中東,到達東歐的。當時鼠疫得以傳播的客觀社會條件,是發達的海上商路和東西貿易車隊。

今天中國的薩斯如此迅速地流行到西方,也與現代世界各國航空交往頻繁分不開,但如果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沒有與之配合,這種瘟疫也許早就在國門之內得到了控制。正如世界各國媒體都指出的這一點:正是中國政府惡意壓制新聞,刻意隱瞞真相,才導致整個國際社會受害非淺。

這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疾病、灾難、禍害像黑烟一般冒出來,通過天空和海洋,日夜夜在人類中蔓延、肆虐,而“希望”却被留在了盒中。現在是放出“希望”的時候了,這個“希望”就是新聞自由,只有最真實、透明而快速的信息,才能使人類不被瘟疫毀滅。

我的一位年邁的香港朋友說,面對薩斯肆虐他每日流泪,盼望專制政府能够改變漠視人的生命的做法。不僅是他,被中國政府的謊言威脅安全的全球各國,都急切希望中國能够成功地進行政治改革。

黑死病曾使歐洲人文精神覺醒

古代中國的瘟疫橫行時,人們習慣搖著鈴鼓嚇退瘟神,這種儀式,和歐洲中古世紀的麻風病人搖鈴警告行人有相似之處。但與中國人不同的是,一次又一次從鈴聲中驚醒的歐洲人,把瘟疫變成改造社會的深刻動力。

當中世紀的黑死病使三分之一的西歐人死亡之後,其社會文明發生了巨大而全面的變遷:宗教産生了解釋苦難的新教義,農奴得以解放成爲自由勞動者,衛生革命一次又一次展開,就連著名的文藝復興,也是由黑死病蔓延的契機而産生。

在黑死病猖獗之前的中世紀,人的生命是不被重視的。在教會的嚴格壓制下,人不過是上帝的無足輕重的奴隸。由于黑死病造成普遍的死亡,一種新的人文精神也隨之覺醒。正如一位哲人所說:“死亡是作爲把人引導到生命的最高峰,幷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義的東西出現的。”

歐洲人文主義文學的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談》,其作者卜伽丘就是在中世紀黑死病的高峰期完成此書的。作品一開頭即描述1348年發生在意大利的可怕瘟疫,它要求人們重視現世的幸福和個體生命的存活。可以說,人類自覺地意識到自身生命的存在,就是從文藝復興開始。人性結構中的理性、非理性,人類追求的自由權、平等權,從“人文主義”到“人道、到“人權”。一切關于人、人類的探索,莫不始于此。

一場造成巨大死亡的黑死病,却迎來了人類歷史上輝煌燦爛的文藝復興時代。如果中世紀的瘟疫能够給歐洲帶來那麽多的改變,今天這場源自中國走向全球的薩斯,除了恐懼和死亡,還能給我們中國人帶來其他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麽?

醫生首先舉起人道主義旗幟

當中世紀黑死病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時,歐洲的醫生們找不到救治辦法,他們紛紛逃離瘟疫,只有獻身上帝的基督教教士留在城市,爲死去的人做祈禱,使病人在臨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而後,文藝復興帶來科學的發展,醫學倫理學隨之在歐洲産生,這種職業倫理學被視爲是“人性的知識”與“廣泛的道德責任”之間的綜合,醫院這種新興機構繼承了基督教的人道博愛精神。

加繆的小說《鼠疫》是一首人與瘟神搏鬥的動人哀歌,也是獻給人道主義醫生的一曲頌歌。故事發生在一個北非的小城,那媯o生了一場歷時一年的鼠疫之灾,人們在與世隔絕的恐怖氣氛下,經歷了恐懼、焦慮、痛苦以及生離死別的折磨。《鼠疫》中的主人公堣斨憟穻b絕望之中,以“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精神力量,奮力與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抗爭。最後,鼠疫消滅,小城重獲安寧。

正如羅曼羅蘭稱法西斯爲“褐色瘟疫”一樣,加繆這部寫于二戰期間的《鼠疫》,也是把法西斯暗喻爲“鼠疫”,他呼籲人們人不要坐以待斃,而應當積極投身到自由鬥爭中去。小說中的堣斨憟秅ㄛO孤軍作戰,他的朋友塔魯發起成立志願防疫組織,老醫生卡斯特爾的妻子本來已經外出,在封城以後又回到城堙A與親人共患難。這一切使人們認識到:只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才有一綫希望。

大半個世紀過去了,加繆筆下描寫的情景在亞洲的現實中出現。當薩斯疫情發生時,竟然也是中國和香港的醫生,首先舉起人道主義的旗幟。例如,香港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抗SARS隊,在醫護人員不幸染病的情况下,仍然面對危險不退縮,默默工作努力對抗病毒。

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却不只是和病毒戰鬥,他對抗的是一種更爲可怕的“政治病毒”--中國政府散布的巨大謊言。目前,蔣彥永大夫已經成爲中國人崇敬和感激的民族英雄,他的“關于SARS的證詞”已經廣泛流傳。在證詞堙A他呼籲新聞界說:“你們也能努力爲人類的生命和健康負責,用新聞工作者的正直呼聲,參加到這一和SARS鬥爭的行列中來。”

應該響應蔣大夫的呼籲的,不僅僅是新聞界,而是我們全體中國人民。這是一場决定生死的抗爭,現實已經證明:沒有新聞自由就等于死亡。如果一場如此可怕的灾難還不能震動我們中國人的神經,不能喚醒我們被剝奪言論自由的痛楚,不能鼓勵中國人一起在絕望中抗爭,那麽,我們就沒有葬身之地了。

原載《開放》

03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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