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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學院 “不在乎”諾貝爾遺囑了嗎?

--與馬悅然先生商榷

茉莉、傅正明

馬悅然先生是我們敬重的漢學家與學術前輩。記得那年我們剛到瑞典時,茉莉在接受電視采訪時講述自己“六四”入獄的經歷,就是馬悅然先生親自做的現場翻譯。中國八九民運失敗這麼多年來,馬悅然先生一直以極大的正義感,不顧中共當局的壓力,參加我們中國人舉行的“六四”紀念並發表演講,表現了他令人景仰的人格風範。

然而,作為瑞典文學院的院士,馬悅然先生2001125日接受了記者曹長青的電話采訪,就高行健獲獎談了一些看法,其中有不少說法是我們無法苟同的。本著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極大尊重,本著學術自由的求真精神,我們在此與馬悅然先生商榷求教。

根據曹長青的采訪稿,在問到“諾貝爾獎有沒有‘理想主義’色彩”時,馬悅然先生這樣回答﹕“理想傾向,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諾貝爾,他的遺囑就說,文學獎,要贈予在文學界寫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的作家。但是理想傾向到底是什麼,那就不好講了。丹麥的一個學者,叫 George Brandes,他是 1972年去世的,他認為諾貝爾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解釋諾貝爾所謂的理想傾向,說這個詞來表達對宗教、君主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一種批評性的態度。”

當曹長青進一步追問﹕“你認為高行健作品有沒有這種理想主義傾向呢?”馬悅然先生回答說﹕“ 要是用一般的去解釋,那當然是有的了。表示對宗教君主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一種批評性態度,嘿嘿,那就是高行健了。但是對這個理想傾向,現在瑞典文學院就不大在乎,不大管這個了。”當曹常青談到高行健的作品與諾貝爾獎的理想精神不相符合時,馬悅然先生又強調說﹕“我們瑞典文學院對諾貝爾所說的那個理想傾向早就不管了,因為我們不太清楚他到底說的是什麼。要是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了,那高行健就是一個非常符合理想傾向的作家。”

我們認為,馬悅然先生這樣的回答不但是主觀武斷的、偏頗的,而且是不負責任的,與我們所了解的事實不符,與瑞典文學院的一貫的宗旨和原則相悖。下面,我們就此進行探討。

一、是“不管”遺囑還是“回到遺囑”?

根據我們對瑞典文學院的多年觀察及其有關資料的研究,我們發現,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作為一個接受委托執行遺囑的機構,瑞典文學院一直在理論上努力解釋遺囑中的“理想傾向”,並吸收他人解釋的成果,在理論上已經接近諾貝爾的初衷。尤其是近十幾年來,瑞典文學院對待諾貝爾遺囑,並不是如馬悅然先生說的“不管了”,而是進一步加強了研究,並一再重申“回到遺囑”的評獎方向。

1987年,現任諾獎評委主席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就以瑞典文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獎﹕選擇背後的標準研究》(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Prize. A Study of the Criteria behind the Choices,瑞典文本,1987年;英文本 1991年)中,就明確表示,文學獎的歷史似乎是一系列的不斷嘗試解釋這一道語焉不詳的遺囑。

1997年,瑞典文學院院士愛蘭德松(Ake Erlandsson)在法國雷恩大學就諾獎發表長篇演講,詳盡介紹了瑞典文學院從本世紀初接受諾獎評選的任務以來,如何不斷力求闡釋諾貝爾的遺願,調整評選標準。

1999年,文學院前任常務秘書斯圖熱•阿連(Sture Allen)在電腦聯網上發表的《能勝過莎士比亞嗎?--諾貝爾文學獎面面觀》(Topping Shakespeare? Aspect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一文中也明確表示,今天的文學院內部有一種 “回到遺囑 ”的傾向,他還對“理想的”(“idealisk”)這一有爭議的瑞文詞進行了詳盡的文本考察,他強調說,“理想”的特殊領域是由所有諾獎的基本標準限定的,換言之,全部獲獎者都應當是“給人類帶來最大福址”的人們。

2000年,埃斯普馬克主席又在網絡專欄上發表了《諾貝爾文學獎》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一文,重申“回到遺囑”的原則。他指出﹕“對于 ‘理想傾向’這一原則的愈來愈寬泛的解釋,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繼續在進行。文學院秘書勞斯•吉倫斯登(Lars Gyllensten)指出﹕今天,這一表述形式‘並不是從字面上來把握…… 總體來看, 值得獲獎的嚴肅文學促進了對于人類及其狀況的認識,並且努力豐富和改善了人類的生活,這一點已經被認識到了。’”

現任文學院常務秘書赫拉斯•恩格道爾(Horace Engdahl)在二○○○年諾獎頒發時,接受了中國作家萬之先生的采訪(見香港《明報月刊》 2001 1月號)。根據這一采訪,我們得知,在給高行健的頒獎新聞公報中,僅僅只有那句“評語”(“其作品的普世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道路”)是文學院集體通過的,其余部分是常務秘書一個人撰寫的“介紹”。

按照恩格道爾的說法,今天的文學院是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解釋諾貝爾遺囑的,“這個所謂‘理想傾向’的‘理想’,在我們看來,就是文學本身,就是文學本身的理想。文學成為不同文化間的橋梁,使人類之間有溝通的可能。事實上,好的文學作品就像沒有寫明收信人地址的信件,它不是固定給一個人看,而是可以給任何人看的。作家可以從自身的文化背景出發,而又走向他人,而能走多遠,你永遠也不知道。就是在遙遠的地方,一個好作品也總會有新的接受者。它也可能超越國家和民族的界限,而達到我們說的普世性。我認為諾貝爾遺囑中的‘理想傾向’就是這個意思。”

不管恩格道爾個人的解釋是否符合諾貝爾的初衷,不管這種解釋帶有多少片面性,這

畢竟是這位新任常務秘書重新解釋‘理想傾向’的一種嘗試,而不是馬悅然先生所說的﹕“我們瑞典文學院對那個‘理想傾向’早就不管了。”

二、“理想傾向”的解讀已經明晰

如上所述,近年來瑞典文學院一再在強調“回到遺囑”。如果我們進一步追溯以往,我們就會發現,一個世紀以來,人們對遺囑中“理想傾向”的解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歷屆諾獎公布時文學院給出的簡潔評語(Citation)、新聞公報(Press release),以及在頒獎典禮上一般由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或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宣讀的頒獎詞(Presentation Speech)中,經常涉及到諾貝爾的遺囑和文學的“理想傾向”的解讀,這些成果已經對“理想傾向”做出日益鮮明的解釋。由于諾貝爾本人留下了不少的讀書筆記和文學創作作品,不少諾貝爾傳記作家都在他們的著作中,介紹諾貝爾的政治的、哲學的、文學的觀點,同時,一大批高尚的諾獎作家的獲獎演說,也闡述了了他們對諾貝爾精神的理解。前人所做的這些解讀都有跡可尋,並非徒勞無功。

因此,只要稍稍研究一下諾貝爾的生平,認真閱讀一下上述資料文獻,就不難發現諾貝爾遺囑精神的有力證據。這些解讀並不是如馬悅然先生所說的那樣講“不太清楚”,而是越來越明晰。在這里,我們試圖歸納諾貝爾所說的“理想傾向”的內涵,向馬悅然先生和瑞典文學院求教。

我們認為,諾貝爾的“理想”可以概括為下述三個方面﹕

1、在社會政治理想上反壓迫和追求正義

馬悅然先生在訪談中提到的勃朗兌斯(1842-1927,訪談中說他是 1972年去世的,不知是馬悅然先生還是曹常青先生的誤記)的解釋,是勃朗兌斯在請教諾貝爾的一個朋友之後得到的回答。我們認為,這個解釋雖然沒有把諾貝爾的“理想傾向”闡述得很全面,但至少把握了諾貝爾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即反壓迫的社會理想。

無政府主義作為十九世紀興起的一種政治思潮,其要義即是反對極權國家對個人的壓

迫,其中公社主義一派所構想的新秩序是,建立自給自足和自治的地方社群,用來取代極權的官僚國家。

從諾貝爾的長篇政論草稿《燦爛的非洲》(In Brightest Africa, 1861年)來看,諾貝爾反對君主專制,懷疑君主立憲而傾向于共和制度,是因為他擔憂在君主立憲制度下的君主的最高欲望,可能仍然是對最高權力的欲望,這正好表明諾貝爾的政治理想在于建立一個沒有政治壓迫、人人具有同等的政治權利的民主社會。由于在西方歷史上,曾經有過長期的“政教合一”的統治形式,因此,諾貝爾的反對宗教的觀點,就是反對宗教迫害,這與他反對政治壓迫是完全一致的。如瑞典文學院一位早期的院士亨利克•蘇克(Henrik Schk)所言,諾貝爾是一個特殊的無神論者,深受英國詩人雪萊的影響,“他之所以反對佔統治地位的宗教中的神的信仰, 是因為在他的眼里,這樣的神無異于一個殘忍的非正義的世界主宰,應當對一切宗教戰爭和宗教迫害的背負罪責。” 由此推論開去,諾貝爾對婚姻的批評性態度也就可以理解了。他所反對的是男權社會對婦女的壓迫,也就是說,他反對家庭專制。

可見,諾貝爾的政治理想與他的社會理想密切相關。盡管諾貝爾本人有時也抱怨 “正義女神 ”總是遲遲不來,但他從來沒有放棄對正義的追求,他心中充滿了對一個文明世界的熱望。

2、在道德理想上提倡人文主義博愛

談到諾貝爾的道德理想,我們又得回到諾貝爾的宗教觀點上來。蘇克教授明確指出﹕諾貝爾一生的樂善好施是與他的特殊的宗教信仰相關的﹕“任何一種宗教,對他來說唯一值得信仰的前提就是對他人的愛。……他希望從精神的殘缺中把一個自由的人類的博愛之神解放出來。”為此,諾貝爾生前不但為其公司員工提供福利,而且投身社會慈善事業,資助和平運動,可以說,諾貝爾是當時的資本家的“良心”所在。

1885年,在諾貝爾給法國文豪雨果八十三歲壽辰的賀電中,就明確地提出“博愛的思想”(英譯作 ideas about universal charity)的措辭。由此可見,阿連院士把諾貝爾稱為“激進的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者”,是有充分的依據的,諾貝爾本人的道德理想,乃是他所設定文學獎的“理想傾向”一個初衷。

作為一個公認的人文主義者,諾貝爾對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和藝術家的景仰,對法國杰出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等人的景仰,是人所共知的。瑞典文學院創立兩百多年來,已經形成了一種優秀的人文主義傳統。前文學院常務秘書奧斯特林(Anders Osterling)指出,諾貝爾要獎掖的是 一種積極的有人文主義傾向的作品。他進而認為,只有這種最廣義的解釋,才能多有裨益。事實上,人文主義有時被視為一種“ 仁愛的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

由于對諾貝爾的道德理想的深刻認識,瑞典文學院曾經將此表述為評獎的“道德價值參照系”。根據埃斯普馬克的總結,1972年頒獎給德國作家伯爾,即是“直接乞靈于諾貝爾本人的遺願,它首先要獎掖的是第三帝國的廢墟上的這次道德復興的首席代表,然後才是這個國家的藝術復興的這位首席代表”, 既然如此,那麼,堅持這種“道德價值參照系”就是選擇候選人條件的題中之義。

3、在文化理想上,強調國際間的相互理解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法國文化界曾經發生過一場文學的民族主義與文學的國際主義之間的激烈論戰。當時身居巴黎、具有北歐文化和俄羅斯文化雙重背景的諾貝爾,很可能在報刊上追蹤過這場論戰,並受到影響。諾貝爾認識到,超越國界的文學可以像科學發明一樣為全人類服務。因此,他的遺囑規定不考慮候選人的國籍或民族問題,即希望通過文學達到一種國際間的互相理解。

為此,諾貝爾基金會確立了這一理想原則﹕“人類精神應當超越國籍而具備國際性的

共同理想。諾貝爾文學獎的精神,不容戰爭加以破壞。” 二十年代文學院倡導的 “崇高的風格 ”,實際上是以歌德的 “世界文學 ”的理想來闡釋諾貝爾遺囑。 但是,長期以來, 文學院實際上忽略了諾貝爾的文化理想,其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所矯正。近年來,文學院重申了“世界文學”的方向,強調文學作品的普遍的精神價值。愛蘭德松院士在他的演講中指出﹕“這是一種要覆蓋‘全世界的文學’的熱望”。埃斯普馬克也在《諾貝爾文學獎》一文中指出,1986年以來的“世界文學”的新的方針, 就是再次嘗試正確理解和實現諾貝爾遺囑的要求。

200011月,常務秘書恩格道爾曾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里做過一次關于諾獎的演講,

他進一步引證史料,談及歌德的 “世界文學 的構想對諾貝爾可能有過的啟發。但是,當恩格道爾在強調諾貝爾的文化理想時,卻忽略了諾貝爾的政治或社會的理想,尤其是忽略了道德理想的要求,忘卻了文學院曾經長期堅持的“道德價值參照系”。

我們贊同隆德奎斯特院士(Artur Lundkvist)提出的這樣一種人文主義態度,即,在考慮候選人時,不局限于純粹的文學創作, 而是看重作家作為一個整體的觀念。我們認為,做“最低道德”(Minima Moralia)的考量,就是阿諾德(Theodre Adorno)提出的在奧斯維辛之後如何寫詩的問題;在中國,就是文革之後和六四屠殺之後如何寫詩的問題。

總的看來,“理想傾向”是滲透在文學本身的形象世界中的與諾貝爾比較接近的政治或社會理想、道德理想和文化理想的總和。這三個方面互相聯系,缺一不可。而馬悅然先生則簡單地認為 “文學是唯一的標準”,恩格道爾也強調 諾貝爾的‘理想’“就是文學本身”,我們認為,這些說法都是片面的,顧此失彼的,與諾貝爾的精神不盡相符。

三、高行健的反“理想傾向”

很難有一個作家能全面體現出諾貝爾的“理想傾向”,但值得獲獎的作家至少應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表現。關于高行健是否符合諾獎的理想標準,茉莉在《高行健離諾貝爾理想標準差多遠》一文中已經論述過這個問題。在茉莉與傅正明合作撰寫的一篇英文文章《瑞典文學院誤導中國作家》(此文已于 2000 12 7日在高行健演講會後,由作者面交給常務秘書恩格道爾)中再次詳細論述。

當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我們發現,高行健的作品不僅是與諾貝爾的“理想傾向”差多遠的問題,而是在某種程度上,高行健甚至具有反“理想傾向”的問題。就政治態度而言,高行健的作品有對極權主義的批判,但是,他在以平庸的藝術形式與自身的逃亡進行這種批判的同時,沒有任何積極的有價值的建設性思考,相反,他不但沒有正義的熱情,而且對那些為了正義和爭取自由而勇敢抗爭的人們進行了犬儒主義的嘲弄。更可怕的是,他聲稱不必承擔任何道義責任,一再說教只要享樂不要理想。而瑞典文學院的頒獎新聞公報,則助長了他的這種反理想傾向,從而誤導了中文媒體對高行健的評價,誤導了中國作家,並將對引領世界文學潮流起到不良的影響。

由于高行健的極端的個人主義走到了冷酷的利己主義的一面,因此與作為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者的諾貝爾的要求南轅北轍。馬悅然先生在采訪中承認﹕“高行健不願意負擔這個責任,他是為自己寫,他不是去救社會、救人的,他是為自己生活,他自己說,他寧願飄然地來,飄然地去,不留下痕跡。他就是為個人生活的,為個人寫的一個人。”我們認為,作為執行諾貝爾遺囑的院士,馬悅然先生對這樣一種社會人生態度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現所抱的欣賞態度是令人失望的。

就文化理想而言,首先,高行健並未表現出中國文化的精華,例如,他的《一個人的聖經》中的利己主義宣言,與儒家追求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的社會理想構成了反諷的對比,在《靈山》中,他把道家的“ 視不見聽不聞妙哉希夷合玉清上清太清三旨”(頁 444)發揮到對他人的苦難無動于衷的地步,這對于西方的積極的人文主義傾向也是一種嘲諷。他否定個人應當對社會承擔的責任。其次,雖然高行健定居西方多年,卻很少接受諸如人道關懷、人權捍衛、民主政治等先進的現代西方觀念,更勿論向中文讀者傳播國際人道主義。

盡管高行健缺乏理想,他的“冷的文學 ”卻完全應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空間。正如高行健在獲獎演說中所言﹕“一個民族倘竟容不下這樣一種非功利的文學,不僅是作家的不幸,也該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但是,禁錮高行健的作品是中國的悲哀,獎掖這種缺乏理想傾向的文學則是瑞典文學院的悲哀。瑞典文學院這次做出的錯誤選擇,表明了瑞典文學院對中國人在極權社會下的生存困境、艱難抗爭和文革和六四屠殺後造成的道德真空、 審美需求的極不理解,對廣大中文讀者也不夠尊重,這也就使得許多中國讀者對他們原本景仰的瑞典文學院乃至對西方世界感到極為失望,因此,諾獎與其所要達成的國際間文化上的互相理解,似乎越來越遙遠。

1903年,有人曾經問瑞典最偉大的作家斯特林堡先生怎樣看待瑞典文學院,斯特林堡回答說﹕“對于瑞典文學院來說,形式和花樣已經成為詩歌藝術本身;次要的東西已經成了主要的東西,形式統帥了內容,因此,我們的文學院鼓勵的是那些芝麻小事,那些吹毛求疵的、裝潢門面的毫無意義的東西,作為裁決的衙門,它代表著偏狹的、膽小的、往往是平庸的東西,最近則代表著沒有良心的東西。”

在斯特林堡身後,多年來瑞典文學院在諾獎評選中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在二戰以後,一種偉大的人文主義傳統已經基本形成。但是,今天的瑞典文學院頒獎給高行健,仍然重犯了當年的錯誤﹕“鼓勵芝麻小事”,“代表著偏狹的、膽小的、往往是平庸東西”,甚至撰寫了一個不道德的 “沒有良心”的頒獎新聞公報。這可以說是文學院的一個 “大善意,大失誤 ”。 為了維護諾貝爾獎的尊嚴,為了維護瑞典文學院的聲譽,我們建議這個機構和馬悅然先生做出必要的反省與改進。

20012 21日于瑞典松茲瓦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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