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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者對大陸體制霧堿搌

茉莉

臺灣是人杰地靈的地方。三月底筆者到寶島一游,與各政黨以及學界有所接觸,很高興地看到,臺灣朝野都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不少學者在大陸研究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遺憾的是,由于兩岸的隔膜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對一個巨大而畸形的專制政體,臺灣學者大都缺乏親身體驗和第一手資料,因此一厢情願地看好中國的民主化,存在著一些盲點和誤區。

對中共法制前景的一情願

不止一次地聽臺灣學者以樂觀的態度談到大陸法制。他們認爲,由于近年來中共修訂了一系列法律,中國的法制越來越健全,正在依法治國,這樣下去,法制主義就可以成爲一個好的基礎,從而推出中國的民主化。他們似乎把法制看成中國政治改革的唯一途徑。這種觀點可不是空穴來風,而是這些勤奮的學者根據中國目前大量的法律、政策文件研究出來的。

臺灣學者對中共法制進步的殷殷期待,使我這個從社會底層和牢房堸k出來的大陸人,不知該怎樣解釋才好。記得我在一次討論會上談到,儘管中共制訂了越來越多的法律,但那只是紙面上的東西,只要一黨專制的本質不改變,所有的法律條文都可以在瞬間成爲廢紙。

我說這些話是有相當根據的。在湖南監獄的幾年,我接觸了上千囚徒和大量案例。一邊自修法律課程,一邊研究各種罪案。我發現,絕大多數案子都不是打官司,而是打關係。許多律師不必依照法律條文爲當事人努力辯護,他們更需要賣力的,是偷偷把當事人及家屬準備的紅包、禮品順利送往公檢法部門。一個個扎實的紅包,幾乎可以使所有的法律條文形同虛設。

不光是腐敗徹底蛀蝕了法制,只能聽命于三個代表的司法機構,也完全沒有必要的獨立性。西藏活佛阿安扎西和不袗老鼠劉荻這兩個案子,就是政治介入司法的如山鐵證,無論海內外多麽大的呼聲,這兩位無辜的公民就是享受不到法律規定的基本權利。從這個角度看,在形式上已經健全了的中國法制,在實踐中不但沒有保護人民,而且走向反面。

因此,沒有民主保障的法制,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欺騙性。一位中國學者說,法制沒有民主,就是秦始皇的法制。事實上,秦始皇的法律雖然嚴酷,還算是有法必依、有令必行,不像中共的法律,共產黨自己就不遵守。真正的法治,是社會大衆與政府都置身于法律的框架下,都受到法律的約束,而不是執政黨以法律爲工具來壓制社會大衆,自己却淩駕于法律之上。

是的,中國的法制確實是在漸進改革,但改革的方向是什麽?這種改革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現今的中國已經不再是奧維爾筆下的《1984》,但仍然是專制。如今的改革既可能使中國逐步走向法治社會,也可能變成更精致的專制。應該說,從目前的情况看,後一種可能性更大些。一心指望這樣法治帶來政治改革,就很有點烏托邦的味道。

臺灣大陸兩種不同的私有化

記得去臺灣那天,飛機晚點,我在阿姆斯特丹機場候機,和一位健談的臺灣商人聊天打發時間。說起在中國大陸經商的情况,這位台商很看好在中國的賺錢機會,至于中國的民主建設,他似乎不認爲有什麽重要。我提起中國的六四慘案,他說:我們臺灣人等待政府爲二二八事件認錯,等了幾十年,你們大陸人也慢慢等吧。

這是一次令我震驚的機場經歷:已經爭取到民主權利的臺灣人,不認爲大陸人也有這種需要。到臺灣後發現,臺灣的一些學者也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信心,幷認爲: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中產階級壯大後,民主化是必然的趨勢,中國會出現一個開放的政治體制。

這是臺灣學界大陸研究中的另一個烏托邦。他們以臺灣自身的經驗,來作爲判斷大陸未來走勢的準繩。經濟發展的臺灣,是一個以私有制爲基礎順利走向民主的典型,它有一個强大的中產階級,一個獨立于政府權力之外的民間社會,因此,走向民主化自然水到渠成。

然而,共產黨的特點是政治制度决定經濟制度。只要專制統治存在,它就不會允許中產階級成爲一個獨立的、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就會竭力扼殺民間社會的存在。因此,儘管經濟發展了,但中國的私有化是壟斷式的以權搶錢,是少數人缺乏道義正當性的暴富,與臺灣民間社會自由競爭的財富積累,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由于中國的富裕階層大都和執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的表現,不但不像追求民主法治、具有社會關懷的中產階級,反倒更像共產黨霸權的維護者。

正如胡平在討論會上指出的:經濟發展有時會加强專制力量,成爲政治自由的替代物。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某種合法性,爲一黨專政奠定了强大的基礎。我們更憂慮地看到:這種畸形的經濟發展,正進一步導致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公,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驅使人民鋌而走險。暴民的産生導致更多的暴力鎮壓,中國離現代文明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

爲何臺灣學者如此高估大陸?

離開臺灣時,我們訪問團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感想,大家一致認爲:臺灣學界高估了大陸民主轉型與和平演變的前景,忽視了在經濟繁榮、軍事强大後,大陸政權仍然敵視自由民主價值的可能性。

爲什麽會出現這種認知差异?筆者認爲,這首先可能是信息來源的問題。臺灣學者在大陸一般做的是短期訪問,其研究大都依靠大陸官方以及同行提供的資料,或者間接接觸聽說來的。紙上得來終覺淺,如果不能超越自身經驗的局限,去真切體驗中國民間下層人民被時代抛弃的痛苦,是很難獲得真知的。

在臺北我遇到一位可敬的教授,他正在研究中國大陸的政協制度,意欲探討中國的政協發展成爲西方議會那樣的機構的可能性。我很吃驚,猜想他的研究大都來自中共官方的材料,因此建議他去瞭解一下中國政協委員的人事來源,看有多大比例的委員來自卸任的政府官員。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大都知道,政協和人大這一類花瓶機構,早就是中共政客的政治養老院官員俱樂部。政協委員根本不是通過民主選舉産生的,毫無公平競爭可言,也完全不代表中國各階層的利益,他們的任務只是爲執政黨出謀劃策而已。

其次,臺灣學者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考慮。比如說,爲了讓中共允許他們進入大陸做學術交流,他們不便過多地指責中國的制度。此外,統獨立場也干擾了臺灣學界的大陸研究,一旦懷有統獨情結,其研究就很難做到理性客觀。再次,由于中國大陸反對派不成氣候,使臺灣人轉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自身的改革上。

儘管看不到中共的法制和經濟發展有必然導向民主的可能,但這幷不意味,已經獲得民主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可以對中國發展的前景不聞不問。正如一些清醒的臺灣學者所認識到的:中國民主化是臺灣最大的利益。正因爲中國不民主,沒有新聞自由,連累臺灣人也生活在薩斯病毒入侵的陰影下。因此,臺灣人有必要更真實、更深入地認識大陸,幷盡力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關注大陸的人權狀况。

(原載《開放》雜志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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