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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開除這個「左派教父」嗎?

茉莉

海外中國人鄧後評鄧,或褒或貶,大都是各說各話,一點精彩情節也沒有。瑞典則不然,女外交部長耶姆•瓦倫在各國政要爭先恐後阿諛死者之時,嚴肅地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鄧小平對于中國人權狀況的責任。這之後沒幾天,瓦倫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的演說,被中共代表團兩度打斷。

此外,一個叫揚•米達爾(Jan Myrdal)的瑞典作家和他的太太,在新聞媒體上公開為鄧小平犯下的「六四」屠殺罪辯護,使得瑞典筆會的三十九位有正義感的作家不得不聯名簽署要求開除他們出筆會的公開信,由此引起一場關于筆會宗旨和言論自由的大辯論,一個擁有五百成員的國際筆會瑞典分會面臨分裂的危機。

「他們可以把我抬出去」

在二月二十一日瑞典的「早間新聞」里,瑞典著名專欄作家揚•米達爾的太太--職業攝影家古恩•凱絲麗發表評鄧高論,她認為鄧小平在八九「六四」屠殺學生是他當時唯一正確的政治抉擇,她並向瑞典聽眾公開表示她支持剛咽氣的鄧小平。這之後,專欄作家本人也出面在「新聞周刊」上聲援他的太太。

此種在中國已是陳詞濫調的言論,在瑞典如同一石激水,很快引起強烈反響。三十九位瑞典筆會著名作家(其中包括好幾位筆會前任主席)聯名致信現任筆會委員會,表達他們對米達爾夫婦公開支持中國領導人屠殺和平示威者的憤怒,要求將揚•米達爾夫婦逐出筆會。

聯名信建議筆會委員會首先動員米達爾夫婦自動退出筆會。如果他們拒絕自動退出,這個問題應提交下屆年會討論處理。三十九位作家寫道﹕

「我們這些署名者想要強調﹕我們不認為我們可以留在這樣一個筆會里,--這個筆會中有成員公開支持迫害人民,從而違背我們筆會為之奮斗的目標。」

瑞典漢學家陳安娜、羅多弼和翻譯家瑪利亞共同撰文說﹕「古恩•凱絲麗和揚•米達爾是瑞典筆會成員這種身份表明,他們是相信人的言論自由權利的。所以,當他們支持中國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向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開槍的決定時,引起了我們極大的震驚。」漢學家們寫道﹕「在凱絲麗表達她對鄧小平的支持之前,她曾關切地談到中國許多鄉村的窮苦人民沒有享受到經濟改革的成果,甚至至今沒有度日的食糧。這是否是一種高雅的虛偽?當人們表示願意為受壓迫者服務,而在同時,當被壓迫者表達他們的願望時,又支持用機關槍把他們像割韭菜一樣割下去。」

如果損害筆會形象的揚•米達爾夫婦繼續留在筆會里,一些作家說,他們打算交出他們曾經為之自豪的黃色的筆會會員證,從而退出瑞典筆會轉而加入德國筆會。

然而揚•米達爾本人對因他們夫婦引起的簽名信不屑置評,他稱要求他退會的建議是「他媽的欺騙」,是對瑞典傳統的言論、出版自由的威脅而不是保護,符合美帝國主義的意志。

「他們可以把我抬出去!」傲慢的米達爾堅定不移地宣稱。

毛澤東的瑞典老朋友

「揚•米達爾」這個名字對今天的中國讀者是陌生的。大多數中國人只知道瑞典有位叫馬悅然的西方漢學界領袖,不知道瑞典還有位「毛澤東的老朋友」、天津南開大學名譽博士--揚•米達爾。1962 年初,米達爾作為新中國建立後最早獲準去中國采訪和居住的歐洲人,在陝西延安地區的一個貧窮山村柳林生活了四個月。是年國慶節,米達爾作為外國客人登上天安門城樓上參加國慶觀禮,並和他所崇敬的毛澤東主席有過一段關于延安革命傳統的談話。

 當年的米達爾夫婦從延安柳林返到瑞典,立即出版了他們的調查報告集  來自一個中國山村的報告  。這本厚厚的報告集描述了延安地區的「巨大的歷史進步」,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正在進行的「偉大的翻天覆地的社會主義革命」。

直到今天,當來自中國山村的筆者站在瑞典圖書館一長排介紹「中國」的靜靜書架旁,仍然可以聽到二十多年前米達爾的中國山村報告在歐美整整一代左翼年輕人中掀起的狂熱「崇毛」浪濤的回聲。揚•米達爾,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一系列謳歌中國式「社會主義」的著作出版,使他成為不可否認的中國問題「權威」。這不但因此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而且使他成為媒體的寵兒,成為擅長于煽動年輕人的熱情的「左派教父」。

這個歐洲著名的「左派教父」在六十年代患上的「亞洲流感」似乎經久不見痊愈。去年十一月,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國家民族博物館搞了一個有關中國文革的宣傳畫展,題名為「一個美好社會的夢」。為了不讓辛辛苦苦籌辦展覽、眉飛色舞做講解的瑞典朋友難堪,筆者在那些畫著中國人捧著紅寶書其樂融融幸福無比的鮮艷年畫前只站了幾分鐘,便噙著眼淚一言不發地離去。這個「中國文革畫展」的七百幅「紅色」宣傳畫,便是無比忠于毛澤東的米達爾當年當作寶貝收集、如今奉獻給博物館的。由于這個畫展內容的虛假和崇毛的左傾色彩引起許多不滿,瑞典民族博物館為求平衡,事後特地邀請大赦國際組織在館內舉辦了一個「中國人權問題討論會」。

既然是特立獨行的狂躁「權威」,從中國紅色的戰斗歲月里走過來的揚•米達爾沒有什麼不敢說的話。他因此在瑞典筆會留下了一系列獨創的歷史記錄:他曾支持赤柬政權慘絕人寰的屠殺、贊成霍梅尼下達的對「撒旦詩篇」的作者盧西迪的追殺令、以至今天為北京天安門的屠夫辯護。

筆會的兩種原則發生沖突

揚•米達爾的種種行徑,令堅守西方人道主義立場的瑞典筆會頭疼不已,智慧的作家們陷入「揚•米達爾兩難」。這麼多年來,筆會內部幾次討論過開除米達爾的問題。盡管其他沒有一個筆會成員支持米達爾,但是仍然做不出開除他的決定,因為這牽涉到筆會所信奉的兩種理念。

一種理念是「言論自由」。持這種觀點的筆會成員認為,無論米達爾的言論內容如何荒謬,他有權自由地表達其立場。這個自由表達的權利是筆會在世界範圍里為之努力奮斗的。如果瑞典筆會不能寬容不同意見,筆會將失去人們的信任。持這種觀點的作家希望能用批評和討論等較為溫和的方式解決筆會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米達爾的問題。

另一種意見有關筆會的宗旨。國際筆會于一九二一年在倫敦成立,今天已在全球134 個國家設立了分會。其宗旨概要為﹕筆會支持各國自由思想的傳播,團結所有成員,反對任何國家和社會對于言論自由的侵犯限制和新聞檢查制度。這意味著,筆會是一個類似大赦國際的為受壓迫者工作的人權組織,他們將理想建立在保護異議作家和言論自由的基礎上,這也是每個筆會成員的道德義務。今天,列在筆會名單上的中國被囚禁的作家、記者就有四十五人。

因此許多瑞典作家認為,如果人們贊成酷刑就不能參加大赦國際,同樣,如果有人贊成伊朗和中國專制者對異議分子的迫害,那麼他就不應留在筆會里。筆會內部並沒有無限的言論自由,肆意違反筆會原則的揚•米達爾應該退出這個不適合他的組織。瑞典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米達爾的那些贊美中共文化大革命及擁護鄧小平暴行的言論,應該會有其他組織為他提供講壇。當然,如果有朝一日揚•米達爾本人在瑞典或世界某地遭受迫害,筆會仍然會竭盡全力去營救他。

被激怒瑞典作家和伊朗流亡作家在電視上和米達爾打開了對壘戰。前任筆會主席、女作家安戈麗達步步逼問米達爾:為什麼要留在這樣一個與你的宗旨不符的組織里?老資格的毛派分子米達爾如今已滿頭灰白,只有斯大林式的胡子仍然金黃,頑固如驢的性格絲毫未變。他囁嚅地不厭其煩地重復他的高論﹕北京流血的武力干涉對中國的存在和亞洲和平是必要的。

與米達爾接火交戰的還有大赦國際瑞典分部中國小組。他們一組長期為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義務工作的年輕人,被信口雌黃的老米達爾在報上罵為「西方帝國主義的隨從」。中國小組認為八九年時中國完全沒有分裂崩潰的跡象,天安門的學生也僅僅是要求與政府對話,中國領導人使用暴力手段是應該受譴責的。中文並不好的米達爾因此輕蔑地指責幾個漢語流利的中國小組成員「不懂中國的意識形態斗爭」。

在經過無數的爭吵之後。瑞典筆會委員會的十一位委員在是否討論開除揚•米達爾夫婦的問題上進行了投票。由于筆會的兩種原則之間有沖突,投票結果折射出筆會的猶疑﹕五票對五票,另有一票棄權。而開除一個筆會成員的議案至少需要六個委員的贊同,才能在年會上提起。揚•米達爾得以暫時留在筆會里。

但要求米達爾夫婦退會的一派作家不願妥協,他們聲言,他們將在五月的年會上要求討論﹕米達爾的一系列支持暴力的言論,是否已構成違反筆會基本原則的罪行?

中共使漢學家陷入兩難

說也奇怪,對這位民主社會的異數揚•米達爾,身為專制政權的受害者,筆者在觀看了這位老驢的一系列令人噴飯的表演後,並不特別氣憤,而是產生一種近乎悲哀的同情--歲月的流逝並未使這位極左毛派分子增添人生智慧,並未減少他的偏執與殘忍。

已入暮年的揚•米達爾本人不是不感到悲哀。近年來他撰寫回憶錄,敘述他的父母如何冷淡他的委屈往事。米達爾已故的母親阿爾瓦•米達爾(Alva Myrdal)是瑞典的一位偉大的和平使者,她在國際上致力于促進日內瓦裁軍談判,于一九八二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個崇尚暴力革命的兒子遭其母冷淡,想必可以用中國人的「不肖」二字解釋。

與揚•米達爾同時代的歐洲漢學家,在那個社會主義如火如荼的紅色年代,大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左傾狂熱癥。由于當年歐洲經濟蕭條,各種社會問題劇增,一批又一批前往中國學習中文的年青學者,他們不僅被輝煌的東方古代文明所吸引,而且也受到毛時代中國人強烈的政治熱情和社會理想的鼓舞。一旦鐵幕下的真相揭開,不少人為之心碎。

筆者接觸的漢學家,既有從左傾思潮回到民主人權價值觀上來的,也有至今仍稱自己是「共產黨員」的人。但是,北歐的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們更多地接受了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理論。在鄧小平死後,他們中有人深情地撰文回憶當年在北京留學,與和藹可親的小平同志交往的經歷,但這不妨礙他為筆者翻譯激烈的批鄧檄文--  殺人犯就是殺人犯  ,因為這兩者是同樣的真實。不管左派右派,一個真正的人追求的是真實。

從心理深層看,揚•米達爾之類的毛派分子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崇毛親共」,他們到底對毛共了解多少?他們有沒有和毛共統治下無數中國人 的命運認同?其實,他們真正崇拜的是一個「自己」--自己的青春、事業,使自己成名的喧嘩風光年代。他們早已將自己的感情和目標投注在一個「毛主義」上,如果否定惡名昭彰的毛共,他們的過去也就被否定。而他們既無願望也無信心重新去尋找新的自我價值,人生的悲劇性也就在此。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不義」。對于愛中國習中文的外國學者,凡是不聽話堅守人道立場的,中共以制造入境障礙相要脅,使他們在良心與事業之間陷入兩難;而對于揚•米達爾之類死死維護中共的漢學家,中共惡劣的人權表現,又使他們在本國如此丟人現眼。

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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