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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vs野蠻主義－－談高文謙評毛之爭
茉莉
在毛澤東110周年冥誕之際，美國之音12月24日新聞天地節目導演了一場激烈辯論，他們邀請美國天普大學教授、全球反獨促統聯盟會會長程君復，和《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就毛澤東功過得失評論進行討論。
在筆者這樣的旁觀者眼里，僅僅就個人風度而言，高文謙先生就勝了一籌。長期旅居西方、又身為大學教師的程君復，捍衛毛澤東的心情過分強烈，以致拋棄紳士風度，好幾次不顧禮貌，以“胡說八道”、“胡言亂語”等火爆言辭教訓高文謙先生。面對粗暴指責，高文謙仍然不失謙謙君子之風，以講事實擺道理的態度和確鑿的數字回答問題。
風度還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兩位學者在評毛中所持的立場標準。程君服說“知識分子有共同標準”，實際上，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不同的人往往采取不同的價值標準，共同標準是不存在的。就從程周兩位的爭執來看，他們所持的價值標準即截然不同。程君服基本上屬于披著民族主義外衣的野蠻歷史觀，而高文謙卻是持堅定的人道主義歷史觀。
程君服看起來是一個“反帝主義者”，他在討論中談到中國被西方列強欺負，因此視毛澤東為“民族大救星”。反帝本身沒有什麼錯，但我們不能只是反對外來帝國主義的野蠻，就容許本民族統治者的野蠻。在程君服的眼里，被日本轟炸的中國人是悲慘的，在毛澤東時代遭受政治迫害和大饑荒而死的中國人，卻是活該，可以閉著眼睛不承認，那些同胞不在他的同情之列。
程君服的觀點不是個別的，他代表相當一部分海外“愛國華僑”。這些享受著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同胞，卻不認為國內同胞也應該有同樣的個體權利，為了身後有一個“大中國”為海外華人揚眉吐氣，他們信奉民族至上，無視幾億中國人所遭受的苦難，漠視毛澤東制造的無數家庭悲劇，一味吹捧救世主毛澤東“把中華民族拯救出來”。程君服作為這批“愛國華僑”的典型人物，就以他的典型手法，以民族主義為圭臬，為本民族統治者的野蠻制造合理性。
在思想領域里，始終是人文主義和野蠻主義之間的沖突。古羅馬人可以從觀賞斗獸場的野蠻中，引出人文主義的思考，可悲的是，不少中國人包括海外華僑，卻不能從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歷史中引出人文關懷來。今天，我們反對野蠻主義－－－不管是那個民族的野蠻主義，其批判的武器，只能是人文主義。在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上也是如此。
與持立場的程君服相反，在國內大半生和中國人民共患難的高文謙，采取了一種符合歷史進步趨勢的人性立場，一種歷史倫理標準。高文謙以他豐富深入的知識，客觀求實的精神，表達了他的人文主義歷史觀，他說﹕“我是一個親身經歷過毛時代的人，我經歷過3年饑荒，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經歷過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按照程先生所崇拜的毛主席的講話，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你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親口嘗嘗梨子。我希望程先生能夠真正聽一聽、感受一下中國普通老百姓對毛時代中幾十年是怎麼過來的看法。”
高文謙先生準確地概括說﹕“那是一個貧窮和饑餓，恐怖和血腥的年代。毛是現代中國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毛在中共立國時，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其實是毛一個人站起來了，億萬中國人民趴下去了，匍匐在毛的腳下，頂禮膜拜，任其為所欲為，其中包括象周恩來這樣的人。”
感謝高文謙先生，他的話讓我們懂得﹕離開人文主義信仰，沒有基本的人性和正義感，就無法正確評價歷史人物，而可能掉進野蠻主義的的陷阱中去。那些漠視千百萬犧牲品去贊賞暴君的人，實際上是在與冷酷的強權共謀。
0401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