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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極權﹕諾貝爾文學獎的本質

茉莉

當年蕭伯納在談到諾貝爾文學獎時,曾經半開玩笑地說﹕「諾貝爾發明炸藥倒可以原諒,而設立文學獎則像一個魔鬼的主意不可以原諒。」不過,這位專寫社會沖突的英國劇作家最終並沒有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他把1925年的獎金捐給了英國與瑞典的文化交流事業。蕭伯納的幽默只是說明,文學這東西不能用磅稱,不能用尺量,設一個文學獎太難辦了。

為諾獎的高貴而堅持

一千個人可以有一千種文學觀念,一萬個人可以有一萬種審美趣味,眾人的口味難以調和。但是,諾貝爾所設的文學獎,要說困難也並不困難,它其實只須遵循一個觀念--諾貝爾本人的文學理念。在有關中國人獲獎的議論紛紜之時,我鑽進瑞典圖書館,不依不饒地去解讀諾貝爾規定文學獎的「理想傾向」,因此被一位朋友戲謔為﹕「原教旨主義者」。

在什麼立場也不必堅持,什麼理念也不必信仰,什麼都講實用而「無可無不可」的時代,被人封為「原教旨主義者」,當然說明我本人的頑冥不化與觀念陳舊。然而,我明白自己的堅持與執著,根植于對諾獎本身品格的極大尊重與信賴。

去掉大慈大悲的「普渡眾生」,佛教的意義就值得懷疑;丟棄「超越國界的救死扶傷」,無國界醫生組織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同樣的道理,如果不再執著于「人文主義的理想傾向」,諾貝爾文學獎就不成其為諾貝爾獎,而可能貶值為一個「純文學」獎,甚至淪落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學游樂場」,讓東方人西方人一起玩得就是心跳。在這里,所謂的「寬容」和相對主義的文學鑒賞觀,反而是使諾獎失去高貴與尊嚴的最大威脅。

誠如金鐘先生所說,政治因素的考量是諾獎的「應有之義」。如果我們更深入地考察,便可以發現,以自由民主博愛為旗幟的反極權傾向,既是諾貝爾設立文學獎的初衷,也是這個獎的目標。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諾貝爾文學獎的全部權威性、全部歷史聲望,其實就靠政治性的「理想傾向」來維持,至少,在極權制度沒有完全從地球上消失之前,它的聲望也只能靠這種傾向來維持。

目的是給予人們反抗的勇氣

為了說明反極權是諾貝爾設立文學獎的初衷,我們首先需要考察諾貝爾本人的文學傾向。

以發明家和工業家著名的阿弗雷德•諾貝爾,在青年時代的夢想卻是成為一位作家。當時,精通法語的諾貝爾經常出席巴黎的文藝沙龍,他最崇拜的文學家是積極浪漫主義作家維克多•雨果,最欣賞的是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對社會底層人們的人文關懷。在雨果八十三歲壽辰時,諾貝爾曾拍發過這樣一封電報﹕「偉大的大師,願你長壽以使這個世界陶醉並傳播你的博愛的理想。」這句話可以視為諾貝爾對文學獎的一個注釋,他最心儀的獲獎者應該是「傳播博愛理想」的人。博愛的另一面是抗爭,雨果曾經因為參與政治而流亡。盡管雨果本人不贊成巴黎公社革命,但在公社失敗後竭力維護被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員的人權。

此外,諾貝爾終生傾慕的老朋友--奧地利女子貝莎•馮•蘇特納、1905年的和平獎得主,曾經撰寫過一部題為<<放下武器>>的反戰小說。1890年諾貝爾致信貝莎,稱那是一部「值得景仰的杰作」,具有「風格的魅力和思想的崇高」。在這里,諾貝爾提到「崇高的思想」,是理解他後來在設立文學獎時強調「理想傾向」的一個標桿。1893年,諾貝爾在逝世之前,曾經和貝莎在一封信中談到他設立諾貝爾獎的目的,明確提出他希望改革現存體制,避免社會滑向野蠻主義。

身處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徘徊的時代,諾貝爾早就預料到二十世紀將要產生的兩大災難--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撰寫《諾貝爾傳記》瑞典人勒尼•範特視諾貝爾為「一位新的恐怖政體的預言家」,因為諾貝爾早就預言﹕「一種來自社會深層的新的恐怖政體正在開展活動,以求從黑暗中狂暴地崛起,人們早已從遙遠的方向聽到了這種空洞的噪音。」

由此我們可以肯定,諾貝爾對極權制度將要產生的不幸預言,表現了他設立諾貝爾獎時的期望--給予人們以反抗極權的勇氣。諾貝爾遺囑規定,所有的獎項都要授予「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在千百萬人死于極權制度的時代,還有什麼人能比反抗極權的勇士更配獲得這份禮物呢?

今天有人說﹕「文學獎又不是和平獎,它不需要那麼多政治傾向。」說這些話的朋友不可忘記﹕文學獎與和平獎來自同一個遺囑,它要求授予的同樣是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唯一的不同是,文學獎只授予用筆創造人類最大福祉的人。

「文學良心」鑄成諾獎權威性

但是,諾貝爾沒能預料到,一百年後,在一些早已擺脫極權制度的國家,會出現新的後現代問題,因此產生後現代人的文學心理需要。然而,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最後一個極權制度沒有完結,諾貝爾文學獎就沒有理由放棄它反極權的使命,為此,發達國家應該顧及仍處在專制下的人們的文學需要。事實上,自筆者流亡瑞典這些年來,目睹各位得主來瑞典領獎,表現出他們反極權的人文關懷,這里只舉兩位在諾獎講台上為中國人權呼吁的獲獎者。

1994年12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瑞典發表獲獎演說--《我在曖昧的日本》,充分體現了他本人一再推崇的「積極的人道主義與積極的文學觀」。在演說中,除了對日本的戰爭罪惡表示痛苦的贖罪之外,大江還特意呼吁﹕「我對中國那些自天安門事件以來被剝奪自由的小說家們的命運表示關注。」演說結尾時,大江說出自己的信念,「將以自己的羸弱之身」,于鈍痛中接受一切被害者的苦難。

去年的獲獎者、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演說,更可視為一篇反極權的宣言﹕「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驅逐了多少作家,查禁了多少語言文字?多少作家成為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恐怖統治的犧牲品?今天,在諸如中國、肯尼亞和克羅地亞這樣的國家,作家處在怎樣的高壓之下?」對于在奧斯維辛之後如何寫詩的問題,格拉斯豪邁地回答﹕「我們仍然在寫作,我們靠心中的承擔來寫作。」

就是一個個這樣堅定的「文學良心」,百年來如同一長串寶石珍珠,把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瓖嵌得閃閃發亮,鑄成它不可企及的權威性。為了維護諾獎的高貴與尊嚴,為了一些不能入選的寶石,百年中,瑞典人民曾經發起過好幾次抗爭﹕由于托爾斯泰、斯特林堡等杰出作家不能獲獎,瑞典媒體曾經集中火力,對當時瑞典文學院的保守和偏見進行猛烈的抨擊。因此,筆者認為,不管中國人是否得獎,我們中國的作家不可忘記英國詩人濟慈的忠告﹕「只有將世界的苦難當作自己的苦難,才能登上文學的巔峰。」請相信,反抗極權的文學終將因為它貼近被欺凌的弱者而與世長存。

2000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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