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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撿炮彈碎片的小男孩

--作為和平主義者的諾獎得主格拉斯

茉莉

1939 年的一個夜晚,波德交界的但澤灣。一個11 歲的小男孩在睡夢中被隆隆炮聲驚醒,那是德國納粹的軍艦向波蘭軍隊開火了。好奇不懂事的孩子不顧頭頂上呼嘯的戰斗機,跟隨著一群小伙伴去撿炮彈碎片玩。就在此時,他的舅舅被炸死了。

17 歲,這個撿炮彈片的小男孩被強制征召進德國軍隊服役。受傷並在後來成為美軍俘虜,對他竟然是一個解救的機會。在被人抬到戰地醫院之前,他看見各村莊路頭到處懸掛著年輕戰友的尸體。那些和他一樣稚嫩、一樣不願打仗的德國年輕人,死後的尸體上還吊著牌子﹕「我是可恥的逃兵……。」

于是這個孩子拒絕長成世俗的大人。他在他後來寫作的第一部小說《鐵皮鼓》中,讓那個胸前掛著一只紅白色兒童鼓的小侏儒,用激烈的鼓聲來詛咒戰爭的罪惡。今天,那個撿炮彈碎片的孩子已經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文學對他來說不是唯一的目的,他要的是用文學來承擔對這個世界的道義責任。不停地敲起人權和自由的鼓聲,他固執而永不妥協地去震動世人。

他就是君特•格拉斯---德國積極的和平主義者,戰後德國的良心。

啟蒙運動遲來的門徒

和平主義在歐洲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歐洲近代的和平主義作家,包括伊拉斯謨、伏爾泰、盧梭和邊沁,他們采取世界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立場,對戰爭---包括被稱為「正義戰爭」的一切戰爭表示深刻的懷疑,試圖將武力從國際政治中取締。和平主義者們相信理性,相信人類能夠通過發展理智進而在國際事務中消滅戰爭。這種希望在二十世紀歐洲的兩次大戰中宣告破滅。

仿佛是隔代遺傳,戰後的格拉斯宣稱﹕在一個厭倦了理性的時代,他是啟蒙運動遲來的門徒。小說《鐵皮鼓》里的反法西斯主題,不斷地重現在他後來的作品里。執著不休地對德國發動戰爭的罪惡做出反省,挖掘其深層原因,格拉斯因此被德國的極右集團所仇視。從五十年代開始,格拉斯就和他們那一批「四七社」的作家同仁們談論人權,一再詰難「納粹主義如何能夠在德國興起得勢」的尖銳問題。這個問題終于在六十年代成為一代德國青年的重大關懷,以至釀成這個民族廣闊的自我反省運動,從而使昔日保守和威權控制的德國,成為一個相對開放和寬容的社會。

1979年的中篇小說《在特爾格特的聚會》里,格拉斯讓一批作家從各地趕到特爾格特,在德國戰後30年的日子里,他們一起討論發動戰爭而造成毀滅的祖國的歷史悲劇。

「多麼混蛋,德國是什麼東西?」這樣的質疑,促使格拉斯堅決反對德國軍隊介入世界其他地區的事物,例如波斯尼亞戰事。他說道理很簡單,因為巴爾干半島今天的問題,就是德國在二戰時侵略他國留下的後遺癥。作為一個激烈的和平主義者,格拉斯不相信戰爭能夠解決什麼問題。他認為,即使是正義戰爭,也只能暫時地制止暴行。

和大江健三郎互訴衷腸

格拉斯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通信集《我的日本,我的德國》,讀來感人至深,是當代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面對曾經是殘暴侵略者的祖國,這兩位當代偉大作家的心靈有太多的共鳴。

兩位作家都屬于曾經是戰時兒童和青年的那一代人,都飽受戰亂之苦。即使戰後多年,戰爭在他們心理上仍然沒有結束。在二戰過去50年之際,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德國人和日本人制造的戰爭罪行,至今仍留下沉重的陰影。

不管在公開還是私人場合,他們的會見總是迅速進入談話主題。昔日的傷口從未痊愈。那荒蕪的青春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兩個由國家專制控制的人民和軍事機器挑戰世界,終告失敗。

格拉斯不平地詢問道﹕德國和日本在戰後都成了經濟巨人,難道竟是它們贏得了戰爭?他質疑世界是否從審判德、日兩國戰爭罪犯中獲得了警告,並例舉了巴爾干半島的種族屠殺。他感嘆說﹕「我們都越來越衰老,但仍然保持著兒童的急切。我們被迫成為獨立的觀察者。對于日本和德國,我們表達批判的觀點---這是對自己祖國最深切的愛。我們倆有太多的共同之處。……」

大江健三郎則告知格拉斯,戰爭時期他還是一個10歲的兒童,住在日本一個偏僻的島上。直到他長大成為一個文學作家,才得知殘酷的戰爭真相---日本軍隊在許多亞洲國家犯下的令人發指的罪行,特別是在中國。他說﹕「你的《鐵皮鼓》中的人物---奧斯卡總是站在我的面前。他不停地大喊大叫。……我為他而悲傷。他就如同在我的體內,我背負著他。……這本書是半個世紀以來,對我最有價值的一本書。」

戰時逃兵是真正的英雄

格拉斯在向大江健三郎回憶他作為納粹士兵的見聞時,談到二戰快要結束時,有兩萬多名德國逃兵被臨時的戰爭法庭匆匆判取死刑,他們因此一直被視為「可恥的懦夫」。格拉斯反問道﹕難道他們不是真正的英雄?他們不肯盲目服從上司的指令,具有反抗的勇氣,拒絕執行犯罪的戰爭行為,難道不應該給他們恢復名譽?

那懸掛在許多村頭的逃兵尸體,永久地銘刻在格拉斯的腦海里。他說,作家的使命是記憶,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義原則。那些被處死的逃兵值得後人去敬佩和尊重,以使他們那痛苦的靈魂安息。

大江健三郎則說,他被格拉斯有關逃兵的回憶深深震撼了,他完全同意格拉斯的有關恢復逃兵名譽的要求。在大江健三郎童年時,他也曾聽說過這樣一個事件﹕一個日本年輕人逃離他服役的軍官學校,回到他的家鄉,結果被日本憲兵抓住,他就在父母親住屋旁廁所里上吊了。在他死後,那些憲兵們竟然當著他父母的面狠踢他的尸體。這件事一直留在年幼的大江健三郎的記憶里。後來,他把這個逃兵的命運寫進他的第一部小說。

「親愛的格拉斯,我非常希望您那關于恢復逃兵名譽的建議能夠獲得超越國界的贊同。」大江健三郎再三強調,日本人必須為發起侵略戰爭的罪行請求亞洲人民的寬恕,必須制定有關法令來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他說﹕「我們爭取和平的努力不是去相信國家機器,而是相信全世界的人民。」

避免民族主義煽動戰爭危機

許多人都不能理解格拉斯對兩德統一所持的反對立場。其實特立獨行的格拉斯雖然總是發出不同聲音,但他不變的觀點是認為民族主義制造禍端。從反對一切民族主義出發,他對兩德統一持反對態度。格拉斯不厭其煩地告誡歐洲人,歐洲的歷史是和戰爭聯系在一起的,歐洲的富裕源于多元化,因此要尊重多元化,以避免民族主義煽動戰爭的危機。

秉持和平主義者的道德、良心和勇氣,格拉斯在德國廣泛論政。對德國向土耳其提供武器屠殺庫德族人民,他提出激烈的批評,並一直為遭土耳其政府迫害的庫德族作家克馬爾呼吁。這里,筆者譯出格拉斯于199710月在法蘭克福演講中的一段話﹕

「多少年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已經不追究向土耳其共和國提供武器一事,而這個國家正在進行一場反對它自己的人民的殲滅戰。1990年之後,當一個順利的時機帶來了德國統一的可能性時,坦克和裝甲車從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人民軍隊的武庫里取出來,轉讓給這個被戰爭撕裂的國家。我們已經成了同謀犯,並且在繼續充當幫凶。我們縱容了這種骯髒的交易。我為我的國家感到羞恥,我的國家已經墮落為一個純 粹的經濟實體,其政府竟然容許由死亡帶來的貿易,更有甚者,它駁回了被迫害的庫德人要求得到庇護的權利。」

60年前在德軍轟炸機下撿炮彈碎片的小男孩,今天成為背負德國歷史責任的文學大師。雖然早期的他是作為一個抒情詩人和劇作家走進文壇,但他不肯做一個孤獨地坐在屋子里寫作的詩人,而是持久不懈地關注政治現實。他參與一切政治紛爭,毫不懼怕由此招來的批評和詬罵。最終,他成為一個時代的代表。

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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