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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愛國保釣到左傾擁共 茉莉 自從看到一篇叫做《非典與港台的反應》的文章，出乎意外地，我和此文作者－－昔日的“保釣驍將”俞力工在網上沖突起來。 這篇文章令我感到匪夷所思﹕一個喝台灣水長大的學者，居然嚴厲指責“台灣求入世界衛生組織遭拒所引起的激烈反中情緒”，甚至把中國性病（包括艾滋病）、毒品、黑社會、風化事業等問題，全都歸罪于港台同胞的“奉獻”，並斷言﹕如果北京政府把這些問題泛政治化，大陸人民的情緒會達到“一定要血洗港台”的高潮。 字里行間，此文對中共的劣行，豈一個“護”字了得；對台灣加入世衛的正當要求，豈一個“恨”字了得。如此變態的愛憎情感，到底從何而來？筆者當即在論壇上貼質疑﹕“俞先生似乎忘記了一個根本區別﹕港台同胞對大陸性病、毒品和黑社會的‘奉獻’，並不是由港台當局故意隱瞞造成的。據說俞先生是國民黨官員家庭出身，卻如此幫欺騙人民的共產黨說話，這種轉變如何會發生？” 就這樣，由筆者肇事開始，一場來自大陸的海外華人vs來自台灣的保釣左派的網戰爆發。一些原本在“海納百川”論壇潛水的文章高手紛紛露面，熱烈參與討論。但由于俞力工躲躲閃閃，不太正面回應，也不肯應筆者要求去邀請其保釣一代同仁前來助陣，因此，這場網戰大陸人雖勝不喜，但卻對我們認識保釣時代，認識歷史和今天具有相當的意義。 由愛國保釣走上左傾擁共 像筆者這樣在童年時代曾經目睹大陸紅衛兵運動的人，雖未親見1970年在台灣和海外發生的“保釣”，但完全可以想象出當時風雲激蕩、如火如荼的情景。這個運動如馬英九所言，基本上是“不分統獨、族群的愛國行動”，目的是堅持釣魚島屬于台灣，最初帶有純粹的民族主義色彩。 1971年以後，保釣運動達到戲劇性的高潮－－急速進展到中國統一運動。中共總理周恩來數次接見海外保釣學生，並將保釣運動同五四運動相比。由于中共地下黨暗中支持，保釣左派和右派從此勢不兩立。右派學生如馬英九等，成了今日台灣保釣主流。而在當時佔優勢的是來自台灣的左派留學生，他們後來把“中國統一”作為奮斗的最主要目標。 今天，保釣左派回憶當年心情，形容為“杜鵑泣血，李陵悲風”、“愛恨及強烈的家國之思”，雖有夸張之處，卻多少反應了他們投身運動的初衷。他們滿懷著對理想社會的向往，以宗教般虔敬的心情，去討論中共宣傳的文革新社會。受美國六十年代青年反越戰、反傳統生活價值的影響，他們不滿給台灣提供了安全保障的美國強權，更要反抗讓自己享受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 青年的單純、幼稚和熱情是可以原諒的，況且，保釣一代中很多人為此付出了代價。自共產黨在文革中的血腥罪惡逐漸被揭露出來，特別是六四大屠殺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發生，不少有良知的老保釣醒悟過來，原來自己多年的“愛國”追求，竟然是一廂情願的幻夢，他們感到痛苦和後悔。據說美國的一些保釣派現在“改邪歸正”，由原來激進的團體，轉而竭誠為僑胞服務。 然而，仍然有一些老保釣執迷不悟、擇惡固執，在中共統戰的陷阱里越陷越深，從單純可愛走向無恥可怕。在美國僑界，有著名的親共活動家花俊雄，此人當年被中共推薦到聯合國任職員，從此死心塌地做中共的馬前卒，其所作所為眾所皆知。 在歐洲，小有名聲的保釣左派，便是政論專欄作者俞力工了。此人原籍大陸，出身台灣，1964年隨其父俞叔平（原國民黨派駐奧地利公使）移居奧地利，後留學北美，現僑寓中歐。這些年來，俞力工以他的一枝健筆，在中共國務院僑辦主辦《華聲月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大談國際政治，以批評美國和台灣當局為己任，百般維護中共專制政權。俞力工目前擔任奧地利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活躍在歐洲僑界，和中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國民黨子弟不肯物傷其類 盡管長期旅居歐洲，並自詡為“自由主義左派”，俞力工卻少有歐洲左派的人權觀念，而是把中共篡奪的國家主權視為高于一切，把專制政權視為“祖國”，為之奉獻終生。 西方左派一般反專制，他們在本國往往是爭取民主的先鋒。冷戰之後，他們大都和斯大林毛澤東劃清界限。在理念上，西方左派大都講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所謂無產者無國界，志在解放一切被壓迫人民。而俞力工式的保釣左派，卻與中國大陸左派一樣，只講主權不講人權，只反美而不反專制，與具有社會關懷的西方左派判若雲泥，只能定義為中國式的民族主義“偽左派”。 這里有一個觸動筆者內心情結的問題﹕自小因“國民黨崽子”的身份，在大陸被視為賤民，被趕出校園，鄉下勞改，受盡歧視與欺凌，筆者因此信奉“不論政黨，只問人權”的原則。然而，這些年在海外，眼見那麼多由于父輩逃去台灣而生活優裕的國民黨子弟，如新黨的李慶華，一個個爭先恐後去大陸，贊美共產黨的統治成功。 前面提到的保釣左派，也是以外省人的子弟為主。那些人的父輩，不少是如俞力工的父親一樣，在國民黨政權里有一定官職，他們有能力把孩子弄到美國去留學，結果這些子弟卻心向北京。 這就超出了筆者的理解力。既然這些老國民黨子弟要如此親共，他們的父輩為什麼要在當年和共產黨你死我活地浴血奮戰呢？幾十年過去，共產黨本質未改，為什麼他們這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會對共產黨侵犯人權的罪行視而不見？台灣一方水土養育了這些逃來的外省人，為什麼俞力工們卻以仇恨回報台灣？正是美國的干預保護了這些國民黨敗將，為什麼他們的子弟反美國“侵略”會反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最讓筆者傷心的是，俞力工之類躲過了中共肅反、文革大劫的國民黨子弟，對我們留在大陸遭受苦難的同類，毫無物傷其類的惻隱之心。他們自己沒有苦難的經歷，習慣于把受苦的人和天生的賤民等同起來，把共產黨所做的一切看成是歷史的必然。 臭蛋、迷魂藥和失落感 幸好海納百川論壇有不少頭腦清楚的網友，他們幫我做了很好的分析。一些成長于台灣的外省子弟持一種很奇特的政治立場﹕比大陸的中國人還親中共，比中共還恨民進黨和台獨，是有其根源的。綜合網友們的看法，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點解釋老國民黨人子弟親共的原因。 一，這是民族主義偽宗教孵化出來的臭蛋。七十年代保釣左派的親共，固然與當時中共進入聯合國、台灣大勢已去的國際潮流有關，但從深層看，卻是中華大一統的民族主義情懷在作祟。保釣派把代表殘暴國家機器的中共，看成是中華民族的代表，因此和大陸網友產生沖突。在台灣保釣一代看來，國家統一理念至上，國土絕不可以分裂；在大陸人看來，人權民主理念至上，我們聽強權說要我們“愛國”的話聽得太多了，而我們作為個人從未被強權所代表的“祖國”所愛。 二，這是中共統戰政策的迷魂藥效應。前面提到周恩來當年對保釣派的鼓勵，事實上，中共一直都重視“統戰”工作，他們借助強大經濟勢力，通過駐海外機構和海外留學生組織，把“統戰”工作做到“水銀泄地，無孔不入”的地步，而統戰對象，則著眼于台灣高官的親屬及其後代。對于在台灣已經失去特權的國民黨貴族，“統一戰線”這貼迷魂藥，他們吃起來如同補藥一般。 由于國民黨曾經和共產黨一樣，也是專制主義政黨，所以二者溝通起來並不困難。例如俞力工就津津樂道他父親當年如何與共產黨私下溝通，以致中共統戰部幾十年後還提及其父對共產黨的恩情。因此，這些國民黨人的子弟無論如何認識不到中共的本質，不能像我們大陸人深切體會到﹕國民黨時代的自由是多少的問題，共產黨時代的自由是有無的問題。 三，這是台灣本土勢力壯大造成的結果。在國民黨子弟“義無反顧”地走向親共途中，台灣本省人勢力上升，以及少數台灣人對外省貴族的仇視，也是一個原因。國民黨在選舉中和平地讓出政權，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幸事，但卻傷害了一些外省貴族的特權利益，使他們產生很大的失落感。不甘心失去昔日輝煌的他們，便把“大中國”當做精神依托，于是，從“反攻大陸”轉變為“聯共制獨”。 正如網友們指出的﹕“俞力工現象”最值得討論的地方是，它反應出專制主義在中國社會是如何地根深蒂固，中共只是專制主義結出的一個大惡果。即使長期生活在西方自由社會，如果人們不去深刻理解現代民主生活的意義，只注重權力而漠視權利，也會成為專制主義的幫凶。網友余大郎認為，這一類來自台灣的媚共人士，他們不但是台奸，是美奸（如果入了美籍），而且也是漢奸－－－因為他們正在出賣中華民族最長遠的利益。 (原載《開放》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