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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流血的現實中提煉文學--2003年諾獎得主庫切的創作

茉莉

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是歷史上最殘酷的制度之一。然而,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國家不幸詩家幸”,不少作家在這個惡劣制度中成長,卻因為觀察和描繪這個制度下非人的生活,從而寫出杰出的作品。如同在腐臭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植物,吸收了養分,其花朵非同尋常地燦爛奪目。

在南非作家群里,有三位聞名世界﹕獲1991年諾獎的南非女作家戈迪默,據說已被提名為諾獎候選人的安德烈.布林克,還有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J. M. 庫切。這三位作家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屬于“白人自由主義者”,在反種族隔離的抗爭中,曾給予黑人各方面的支持和聲援。但三人也有顯著的區別﹕戈迪默女士堅守心理現實主義寫作,不但其作品具有強烈政治傾向,而且還直接參與反抗活動,因此成為大名鼎鼎的黑人曼德拉所敬慕的白人英雄。布林克是一個真誠的人道主義者,他在作品中揭露社會矛盾,公開抨擊種族制度,因此曾被南非白人種族主義者叫罵為“叛徒”。

從美學和哲學角度否定種族制度

本文要談的2003年諾獎得主庫切,可以說,是這三位作家中更為激進的一個。他不是像前兩位那樣大量卷入現實的政治活動,而主要是從美學和哲學的角度,去深入解剖、徹底否定南非種族制度。瑞典文學院在新聞公報中指出﹕“庫切小說作品的一個基本主題,是南非種族制度所導致的價值觀和行為,在他眼中,這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現。”

在庫切的《鐵器時代》里,柯倫太太患了癌癥即將去世。這位一生反對種族制度的老教授,因為隔離,平時沒能看到真正的恐怖狀況。就在她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她目睹了南非政治變革前夕的黑暗﹕被焚燒的黑人小鎮,女僕的兒子那遍布彈孔的尸體,無所不在的警察暴力和黑人的奮起抗爭。柯倫太太給她在美國的女兒寫了一封信,敘述她的感受和頓悟﹕“讓我告訴你,當我在南非這塊土地上走過時,我的感覺仿佛是走在黑色的面孔上。他們已經死了,但是他們的魂靈還沒有離體,他們沉沉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腳踩過他們,等待我離開,等待復活的機會。”這位白人女性覺悟了,她最終成為一群黑人孩子的監護人。

庫切的小說大都是流暢好讀的,但給人一種沉重的感情壓力。他不像戈迪默那樣經常描寫戰斗在反抗第一線的黑白男女,他喜歡寫“非英雄”一類的小人物。正是他筆下那些邊緣人物的命運,讓人們認識到南非種族制度下生活的全部悲劇性。例如,在第一部獲得布克獎的小說《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的故事里,庫切寫一位白人園丁,想要尋求田園生活的安寧,帶著他生病的母親離開城市回鄉村老家去,母親在半途中去世,把他孤零零地留在一個充滿了暴力的混亂世界上。後來他被追殺,被監禁,備受折磨。

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實行種族隔離制的南非,是所有人的精神煉獄,沒有人能夠過一種具有人格尊嚴的生活。這是庫切通過他的悲劇的審美眼光和深沉的哲學思考,試圖在其作品中告訴人們的。戈迪默為《關于J.M.庫切的批評視野》一書所作的序言中說﹕“批評家們習慣于糾纏在庫切的小說是否部分屬于殖民主義話語的問題,而看不見庫切運用精心構制的寓言所描繪的嚴峻的社會問題,實際上,他的主題都是從流血的嚴酷事實中提煉出來的。”

小說家在行刑室門前安營扎寨

在文論《黑暗的行刑室﹕小說家和南非》里,庫切引用別人的話說﹕“小說家是一個在一扇關閉的門前安營扎寨的人,這扇門里面便是不準觀望的黑暗禁區---行刑室。”為什麼南非作家會被行刑室吸引,要守在行刑室門前安營扎寨呢?

只有了解當時南非殘酷的現實,我們才能理解他們的作家。那時,大量的政治犯遭到刑求,身上烙下數不清的傷疤,很多人不能活著走出行刑室。庫切在文中提到南非的兩個特殊案例,一個是是黑人活動家斯特維,死于警察手中;另一個是黑人貿易會的白人官員內爾•阿格特,他在監禁中自殺。庫切形容說﹕“監獄,霍桑稱之為文明社會的黑色花卉,是突然在南非的土地上綻放的。”

像“黑色花卉”一樣遍地綻放的監獄和行刑室,卻不準人去參觀和拍照。當時的南非,有一條特殊的法律禁令﹕只要攝影機對準某些場所就必須打碎其鏡頭,過路人不能用任何方式來確證他親眼看見過的某些建築物,否則嚴懲不貸。無人能夠救助那些受害者,作家們卻無法對這一切血腥視而不見。于是,他們守在不得入內的黑門外,想像里面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行刑室成為他們想像和創作的源泉--藝術的子宮。

庫切解釋說﹕“數年前我寫的小說《 等待野蠻人》,涉及到行刑室對一個良知未泯的人生命的撞擊。酷刑,對許多南非作家有很大影響,已經形成一種黑色的迷戀。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我而言,似乎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行刑室的關系提供了一個隱喻,極權主義與它的犧牲品之間的關系,在這里達到赤裸裸的極端地步。在行刑室里,在違法與否的模糊狀態中,濫用暴力對個人的肉體存在進行威脅的目的在于﹕即使不毀滅他,至少也要摧毀他抵抗力的內核。---。行刑室作為極端的人的體驗的場所,可以導致無人救助受害者的這一事實,是何以值得小說家迷戀的另一個原因。”

因此,當庫切一類有良知的小說家在全景描繪南非生活時,行刑室佔有一席之地。一個受難的該詛咒的場所被揭露,人性因此有可能得以恢復。魯迅曾在分析陀斯托耶夫斯基在創作《窮人》的意圖時,認為作者是“穿掘著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愈合中,得到他們苦的滌除,而上了蘇生的路。”

承擔“抵抗歷史”責任的自由戰士

被西方媒體廣泛喻為“自由戰士 ”的庫切,在一些中國讀者看來,有點像我們當年的魯迅。現在南非的中國作家愷蒂,在《南非作家庫切﹕自我放逐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文的結尾指出﹕“讀庫切,最讓我想到的是中國的魯迅,一樣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樣地不向任何人妥協。”

自由,並不像當今一些膚淺的中國作家所想象的那樣,只是下半身的自由。從哲學角度來看,自由是人的天賦權利,是一種人際關系,是與必然性相聯系的。從政治角度來看,自由首先是一項基本人權。庫切曾指出,寫在南非憲法上的自由,往往只是一紙空文。因此,小說家與歷史的關系,有“抵抗歷史”的一面,這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庫切深深懂得,在種族隔離的鉗制下,作家個人的自由選擇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但作家即使不參與政治,也不能放棄他在美學的和倫理上的抵抗。這種 “抵抗歷史 ”的責任,並非外來強加給作家的負擔,而是來自內在的良心的呼喚。像戈迪默一樣,庫切則把這種責任稱為 “一道命令,一道先驗的命令 ”。他說,“嚴肅性,對于某類藝術家來說,是一道與美學和倫理相統一的命令 ”。借用魯迅的 “聽將令 ”的表達法來說,庫切不是聽從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治派別的將令,而是聽從自己審美觀的召喚,聽從自己的 “良心 ”的 “將令 ”。

有人曲解魯迅的話,把 “聽將令 ”作為魯迅跟黨走的證據。實際上,魯迅1922年在《吶喊》中說 “聽將令 ”的時候,跟剛剛創立的共產黨根本沒有什麼關系。魯迅要聽的 “將令 ”,與庫切聽從的 “命令 ”,與古今中外一切偉大作家的嚴肅性和獨立性是相一致的。正如魯迅被中國人稱為“民族魂”一樣,庫切也被他的祖國稱為“南非的驕傲”。

(原載《開放》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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