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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坦誠--也談漢娜.阿倫特

茉莉

人們在談論漢娜·阿倫特時,大都忘不了她和海德格爾那一段情史,不少人爲這位令人尊敬的女哲學家終生愛戀一個“講臺上的納粹”,而深感不值。其實,愛情是很私人的灰色地帶,是無解之謎,與“政治正確”不太有干系。尤其是像漢娜這種情感上具有巨大容量的特殊女性,他人的評價大都不足爲道。

一般陷入愛中的女人常常昧于是非善惡,但漢娜却不是。長于思考的漢娜,對海德格爾失足的錯誤,一直就有清醒不妥協的批判。但是,女人愛到深處,其潜在的母性就不知不覺地摻雜進去了,使得愛和憐憫、寬容混合在一起,對其所鍾情的對象更爲難捨難分。幼年喪父的漢娜,成年後也沒有自己的兒女,在她的感情世界堙A海德格爾不僅僅是博學的導師,不僅僅是纏綿的情人、共享思想樂趣的朋友,他甚至也可能帶有父親和兒子的影子。年輕的漢娜曾經下過决心,除了海德格爾不再愛任何人。這個誓言,幷不因爲後來漢娜有了如意郎君、海德格爾失足而完全改變。尤其是在海德格爾年邁倒黴、精神上差點被摧毀的時候,漢娜對他的那種“奇特的感情”重又複燃。具有强大愛的能力的女人,她們往往不是愛男人的成功,而更哀憐疼愛失意的男人。

在公共領域堮i露個性鋒芒

漢娜對海德格爾的愛情不但不讓人看小她,而且還讓人相信,無論這個世界發生什麽,愛,還是可能的。在思想深處,漢娜一直有一個不容混淆的劃分:純粹的個人領域和可視性的公共領域。在私人領域堙A人可以尋找意氣相投的生活圈子,可以有自己無怨無悔的愛情,他人無權干預。而在公共領域堙A涉及到公共生活,人們却需要交流,對這個世界承擔起共同責任。

和愛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漢娜,經常帶著春天般的微笑,熱情爽朗,和藹可親。但每當她在公共舞臺上出現,她便一點也不溫柔敦厚,說話拿腔拿調,讓人感到一股驕橫之氣,因此被人稱爲“厚臉皮漢娜”。對于這種指責,漢娜自己的解釋是:公共舞臺上演著正義與不公的激烈交鋒,任何參與者不應該由于不必要的謙遜,而收斂自己的鋒芒。爲了求得真理,人們應該勇敢地主動出擊,從而將真正富有意義的交鋒公之于衆。

不但不需要傳統知識分子的“謙遜”,漢娜還一反傳統哲學家埋首沈思的習慣,提出自己的“行動理論”,熱切地關注和參與社會。她經常公開亮相,在能被他人看得見和聽得見的地方發表言論。她認爲,公共場合不應該是人們磨平棱角,變得平庸的地方,相反,恰恰是在登臺亮相的公衆視野堙A一個人走出了自我,其智慧因得到碰撞而發展,更能展現自己的個性鋒芒。

在公共生活領域堭i牙舞爪的漢娜,儘管樹敵不少,却是光彩迸發,令人炫目。她始終不遺餘力地捍衛正義和自由,對現代社會進行批判,對極權主義展開透徹的剖析,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度和原創性,因而蜚聲世界,

觸動猶太人傷疤遭到圍攻

漢娜的學術研究碩果累累,其中不少已經成了世界經典。但重讀她的傳記,最令筆者震撼的,不是那些高深的學術理論,而是她在面對猶太領導人不光彩的歷史時,所表現出來的追問真實、尊重客觀的巨大人格魅力。

作爲一個曾經呆過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漢娜義無反顧地承擔了悲劇性的命運。她曾宣稱:“作爲猶太人受到攻擊者,必以猶太人身份還擊。”在流亡之前,她曾協助猶太組織工作。流亡美國後,她擔任過“猶太文化重建委員會”的負責人。這樣的出身和經歷,使她在思考極權主義的土壤時,有自己獨特的角度和體驗。然而,承擔猶太人的命運,是否也能直面猶太人不願談及的真相?在納粹逞凶時,作爲受難者的猶太人,他們自身的錯誤與問題,是否就應該掩蓋和回避?

1961年,以色列審判納粹頭子艾克曼,漢娜作爲《紐約客》的特派記者,飛往耶路撒冷觀察采訪。1963年,《紐約客》發表了漢娜的系列文章,第一篇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關于平庸的惡魔的報告》。在文章中,她提出的一個著名觀點是:“平庸無奇的惡。”她再次運用極權制度的意識形態性質,分析艾希曼這樣一個機器般順從的庸人,爲什麽會捲入深淵般的罪惡。

漢娜拒絕像其他人那樣將納粹描述爲怪物和惡魔,這就使得許多猶太人反感,覺得他們的苦難因此被放小了。但漢娜還不止這些,她進一步論證:沒有猶太領袖的積極配合,納粹有計劃的大屠殺不可能發展到那麽大的規模,因此,猶太人對大屠殺所負有的責任幷不比他人少。她的文章不但重新審判了艾克曼,也審判了歐洲猶太領袖的戰時行爲,暴露了“整個黑暗歷史中最黑暗的章節”。

從此漢娜不再安寧,她觸動了一塊最不能碰的傷疤。在猶太人世界中,她的文章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瀾。人們狂怒起來,美國的猶太組織、協會和媒體行動起來,集體對付這個口無遮攔的猶太女兒。一場論戰風暴愈演愈烈,漢娜被指控爲“反猶分子”,“納粹的支持者和艾克曼無耻的辯護者”。咒駡聲撲面而來:“冷血”,“沒有心肝”,“殘酷而且令人厭惡”。

知識分子純潔政治的典範

筆者驚异于漢娜靈魂的忠直,也不由得發問:爲什麽漢娜要那麽不留情面地戳穿本民族的隱秘傷口,使得那麽多人心懷怨恨,使得自己遭受一場如此慘重的政治圍剿?她本來可以像羅曼羅蘭那樣,把對蘇聯的真實認識拖延到五十年之後再發表;她也可以內外有別,只把猶太領袖與納粹合作的問題做內部討論,對外沈默以維護猶太人的聲譽。

儘管爲朋友們紛紛離去而痛苦,但漢娜從未後悔自己的近似“冷酷”的所爲。對她來說,不管什麽樣的猶太領袖,都沒有不被追問質疑的豁免權。有根有據地提出問題,進行尖銳的剖析,這是一個真正優秀的哲學家的責任。漢娜天性中的一個基本素質,是毫不懼怕真實的勇氣。正直和勇氣使她超越個人的利害,去正視歷史真相。她不認爲納粹的罪行僅僅是歷史的偶然,因此,不願認識真相的民族,悲劇還會重演。

漢娜屬于左拉式的歐洲傳統知識分子,他們堅持有權超越那些最神聖的集體價值--—民族主義的價值,永遠獨立思考,對社會政治持一種毫不含糊的獨立態度。福柯在論述知識分子的角色時,提到知識分子的任務:“通過自己專業領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對設定爲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問,動搖人們的心理習慣、行爲方式和思維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認可的事物,重新審查規則和制度,在此基礎上重新問題化(以此來實現知識分子使命),幷參與政治意願的形成(完成作爲一個公民的角色)。”

漢娜的丈夫海因利希---一位蘇格拉底式的教授,在評價他所鍾愛的妻子說:“她如同利斧一樣論及事物。”爲什麽天性嫵媚的漢娜,要在公共領域這樣生硬而怪异?她提出令人難堪和憤怒的問題,對抗正統與權力,到底所爲何來?儘管作爲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漢娜幷無自己的政治企圖,但她的言說絕不是毫無目的。她的公開批判,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干預模式,是一種以哲學入世的行爲。這種干預,能够産生純潔政治的作用。

遠方的姑娘與“無情的慈悲”

那麽,究竟是什麽樣的文化成長背景,塑造了漢娜如此光明的人格?筆者發現,出身于猶太中產階級家庭的漢娜,小時候接受的是多元文化的教育,幷無什麽特异之處。但她在大學時期,曾神交了一位叫拉赫爾-瓦倫哈根的女友,雖然那位志趣相投的猶太姑娘已經去世一百多年了,但漢娜讀她留下的書信,幷爲她寫作了一本書。從那位女友那堙A漢娜學會了:“面對自我的毫不遷就與真誠無欺,”“猶如無遮無避地面對風雨。”在海德堡讀書時,漢娜遇上一位她敬如父兄般的哲學導師雅斯貝爾斯,這位導師教會了原本害羞拘謹的漢娜一種處世之道:絕對坦誠,盡可能清楚,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凡事坦誠的漢娜,在一封信奡蕈g這樣寫到自己:“我覺得我就是我,那個來自遠方的姑娘。”這句話出自席勒的一首詩歌《來自遠方的姑娘》。漢娜就如同那個“遠方的姑娘”,“她的來臨帶給人們喜悅,讓所有人的心胸都變得寬廣。”“她帶來了鮮花和果子”,但是,“沒有人知道她來自何方。”

儘管與東方佛教無緣,漢娜的“絕對坦誠”,却類似佛教哲學堛滿孝L情的慈悲”,可見東西方精神常有內在的相通。一般人認爲,慈悲就是親切熱情,如“祖母之愛”,但西藏大哲人創巴仁波切却宣稱:真正的慈悲,從“我”的觀點來看,是無情的,因爲它不考慮“我”的力求自保。真正的慈悲是“狂慧”,徹底聰明,但也狂放,因爲它不跟“我”那一心一意求取自身安適的企圖打交道。

“無情的慈悲”基本特點是,沒有局限的純粹,無畏地敞開,沒有對人和藹講話及裝出可愛笑容的必要。這種真慈悲令你童心未泯,就像月亮在天空敞開照耀,月影則反映在一百個水碗之中,它自己幷無所圖。在藏傳佛教堙A修學者若真的修行“無情的慈悲”,他一定要經歷漫長、艱難的過程:禪修、研究、突破、發覺自欺和幽默感等。

那個來自遠方的姑娘猶太漢娜,她的前世,也許是一個東方的修行者。

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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