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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當前的和平反戰運動

茉莉

一直對歐洲歷史上的和平反戰運動極爲推崇的筆者,在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後,面對歐洲再度興起的反戰示威,却裹足不前,困惑地沈默了。

和平無疑是人類追求的永琤媦苤A沒有人能够否定和平主義者的理想價值。但是,和平主義不僅僅意味著走上廣場喊口號,它是一種信仰生活的精神態度,一種試圖解决問題的良好願望。除了喪心病狂者之外,極少有人把戰爭當做一種正常的生活形態。從渴望和平的心理而言,和平與人性共存。基于此,筆者仍然認爲自己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只是不屬于今日游行反戰的人群,因爲使用怎樣的手段獲得和平,是有很大爭議的。

信奉和平主義却又主張自衛反擊的人,愛因斯坦稱之爲“戰鬥的和平主義者”。他說:“我是一個堅决的,但不是絕對的和平主義者。這就是說,除了面對那些蓄意以毀滅別人的生命作爲自己的目標的敵人,在一切事情上我都反對暴力。”他又說:“我幾乎完全認同甘地的那些觀點。然而,對于那些試圖殺害,或者剝奪我或我的同胞生存基礎的暴力,我(作爲個人,或集體一起)將會予以强烈的抵抗。” 這是一個真正面對現世的人道主義者的選擇。

在筆者看來,目前世界各地的反戰運動,與歷史上的和平運動有本質的區別。首先,它針對的對象,不再是過去那些一心擴大疆域和勢力範圍的政權,而是被害後行使自我防衛權利、竭力制止更多恐怖襲擊的美國政府。和平主義在歷史上最爲人稱道的一點,就是制止强國爲了利益爭執出兵攻城掠地,而不是阻止被侵害的人們行使自衛的權利。其次,911後參加和平反戰示威的人們,既有爲911灾難痛心、爲阿富汗平民生命擔憂的善良人們,也有借機挑起宗教民族仇恨的恐怖組織支持者,呈現出魚龍混雜的複雜形態。

做一個口頭的和平主義者,要求生活在恐怖威脅之下的美國人放弃他們的自衛權利,是容易的、輕鬆的,但却未必是道德的。爲此,筆者試圖回顧和平主義的歷史,審視今天的和平反戰運動,以求理清各種不同的和平觀,分析各種懷有不同動機的反戰呼籲。

一,絕對和平主義者:宗教人士

愛因斯坦當年所指的“絕對和平主義者”,主要是基督教的一支——教友派。由于基督教《新約》要求信徒“愛你的敵人”,不提倡復仇,早期和平主義者大多來自基督教的教友會和耶和華見證人。1815年,世界上第一個和平協會由教友會成員在紐約建立。他們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拒絕一切形式的暴力,出于道德良心而反對任何軍事行動與戰爭,因此又被稱爲“良心反戰者”。

從十九世紀起,歐美的和平組織成員就以傳播基督教義的巨大熱情,去傳播和平反戰的理念。愛因斯坦曾評價說:“教友會代表了最高的倫理道德原則。---特別是在國際生活中,他們的影響極其積極有效。”聖.方濟各的《和平祈禱詞》很好地表現了基督徒們的心聲:

上帝,請讓我成爲你和平的工具,讓我用愛去消除仇恨。”

911恐怖爆炸聲剛響過,人們的餘悸未了,歐美各地教堂都舉行宗教儀式,爲死難者做追思彌撒。面對人類一再舊病復發的獸性,面對把世界捲入灾難之中的人心仇恨,宗教領袖們都再三告誡人們不要以暴易暴,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多次呼籲:所有不同信仰的人民,切勿心懷仇恨,要爲人類文明携手努力共赴和平。

在反對復仇方面,佛教比基督教走得更遠。佛教教人珍惜一切生命,也包括恐怖分子的生命。藏傳佛教的領袖達賴喇嘛在911事件後不久,發表了給布什總統的一封公開信,强調以暴易暴只會令仇恨和憤怒加深。一位西藏佛教徒撰文痛苦地傾訴:“究竟是什麽樣共同的業力和果報降臨在那些平常人的頭上?究竟又會有什麽樣分別的業力和果報繼續在六道輪回當中流轉?綿綿不絕的仇恨,冤冤相報的下場,究竟什麽時候才會結束這一個又一個的灾難?在感同身受的時刻,我祈求佛教充滿人性和人道的光芒照耀全世界,不暴力,永遠不暴力,這樣我們才可能真正地擁有一個沒有暴力的人間天堂。”

在不信神靈的筆者看來,頌揚和平,反對戰爭,是基督的理念,佛陀的信仰。基督所賜福的是那些“寬容者”、“有憐憫之心者”、“締造和平者”:能達到涅盤境界的,是那些不殺生的佛教徒。宗教家們的教誨不可謂不美好,但是,他們能解决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嗎?

在評論美國與阿富汗的戰事時,教宗說:“紛爭必須透過對話以和平方式解决。”但是,怎樣才能展開和平對話?怎樣才能使窮凶極惡的恐怖分子自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來教宗也拿不出辦法。臺灣佛光山星雲大師也不主張美國報復,他認爲:“最好的辦法,是對回教恐怖份子發動‘慈悲之戰’--空投糧食與救濟品給阿富汗難民。”主張感化恐怖分子的星雲大師,一定不太瞭解,凶狠的塔利班是怎樣從阿富汗老百姓口中搶奪糧食的,而北韓政權又是怎樣把國際救助灾民的物質出售,換成錢用來製造核武器的。現實比宗教領袖們想象得要可怕得多。

爲了承擔和平的現實性責任,武力有時是不可避免的。《聖經》也不提倡缺乏正義的和平,因爲那將是更多苦難的哭喊。中國的古人說:“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爲之。”在西藏歷史上曾發生過喇嘛被迫殺人的事件,那是因爲,“若是佛法遭危害,即使比丘也持矛。”雖然佛教禁止殺生,但也有如下理論:爲了制止凶殘者者繼續造孽。殺死一個正在作惡的人,是對他的珍惜,使他不至于犯下更多的罪孽。

由于絕對和平主義者也有上述特許,最近,一些宗教領袖們發表的看法也開始現實。如南非大主教圖圖就和幾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起發表聲明,支持全面對抗恐怖主義。他們說,這些罪犯必須被指認、逮捕,幷予以嚴厲懲罰。他們也敦促任何行動都應在國際法之下執行。

不幸中的幸事,是這次恐怖事件促使了不同宗教之間的溝通和對話。不少伊斯蘭教領袖也公開譴責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的罪行,表達伊斯蘭教愛好和平的信仰。

二,“曼徹斯特自由派”的和平傳人

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漠說:“唯有和平才能書寫新的歷史。”和平主義在歐洲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追溯到歐洲近代的一批偉大作家:伊拉斯謨、伏爾泰、盧梭和邊沁。

最早的歐洲和平組織,是英國人理查-科布頓于1840年在倫敦開始創辦的。這位先生應該爲我們中國人所記住,因爲他曾在國會中强烈反對英國侵入中國的鴉片戰爭。作爲著名的曼徹斯特自由主義者,這位資產階級政治家試圖通過增加貿易自由、廢除糧食關稅等手段,將武力從國際政治中取締,以確保和平。

這一流派的和平主義者相信人類運用理智就能制止戰爭,當上個世紀毫無理性的兩次血腥大戰來臨,這些自由派的和平理想即宣告破滅。而後,聯合國成爲維護世界和平的權威機構,各國和平組織廣泛建立。自由派和平主義者主張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爭執,但他們幷不認爲應該指控那些被迫抵抗的人,幷不反對國際社會采取特別的武力措施,以促使和平權利的實現。

民間的和平反戰運動曾一度沈寂,直到六十年代越南戰爭時期才再度蓬勃興起。今天,面對蓄意毀滅人類文明的恐怖分子,歐美仍有少數自由派人士參加反戰集會,但大多數昔日街頭的自由鬥士因911事件改變了立場。在曾經同仇敵愾反越戰、幷具有反美傳統的瑞典,這次除了左派黨和環境黨之外,其他各黨派包括知識分子自由派的人民黨,全都贊同瑞典政府無條件支持美國的表態,爲此不惜放弃瑞典長期奉行的中立國策。在當年反越戰的大本營美國,三十多年前曾高挂北越國旗、火燒美國星條旗的激進學生領袖,如今也挂起了美國國旗。

這絕不是說今天的歐美自由派就不主張和平了,相反,他們比任何時候都痛感和平的珍貴。然而,這些自由派不同于具有宗教虔誠的絕對和平主義者,他們認識到恐怖分子的極端危險性,深知恐怖辭典堥S有"對話"這個單詞,一味“反戰”幷不能達成和平。

早在文藝復興時代,格老秀斯就提倡過“愛的萬國法律”,即通過武力限制戰爭。在前年的北約會議上,捷克知識分子總統哈維爾就表示:“應以摧毀邪惡的軍力保障和平,離開能够擊退邪惡的軍力存在,和平是無法獲得的。”目前歐美自由派的整體表現,基于他們對現實的理性考量。

二,反戰是歐洲左派的盛大節日

筆者一直在追踪瑞典各個城市舉辦的和平反戰集會。一個有趣的發現是,目前的反戰運動就如同又過了一次“五一國際勞動節”,廣場上紅旗獵獵人如潮。在法國、德國、瑞士、意大利等國,毫無例外地,舉紅旗喊口號的示威者大都是左派。如德國民主社會主義党主席齊默爾就公開呼籲,要求該党成員及同情者積極參加和平反戰運動。這樣,反戰游行成了歐洲左派登臺露臉的又一個盛大節日。

左派們喊出的口號,不僅有“反對戰爭支持和平”等一般性訴求,更有“不要戰爭,要全球正義”的特殊主旨,反對全球化的還打出“G8製造恐怖主義”的橫幅。德國著名作家格拉斯的言論可以代表歐洲左派知識分子的看法:“要想徹底消弭恐怖主義,就必須改變富裕國家和第三世界的關係。”他們因此大談南北衝突(窮國和富國之間的衝突)問題。

筆者在歐洲和左派有所接觸,對他們在本國內部事務中呼籲社會正義、盡人道責任維護弱勢群體的言行,一向很有敬意,但發現他們在面對國際問題時,常常顯露出他們的天真、片面和幼稚的一面。他們以爲解决南北衝突,實現中東和平,停止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恐怖分子就會從此洗手不幹,這些大都是不現實的和平幻想。

正如胡平先生論述過的,恐怖主義固然有其産生的社會根源,但也有人性根源。即使在全世界消除了貧富差距,仍然會有人性的嫉妒、貪婪、野心,以及由人性惡滋生的犯罪。貧困雖然是衝突的一個根源,但如果一味把恐怖事件歸結爲貧富階級的衝突,就會在無意中爲邪惡者開脫。

左派們把恐怖分子想象爲可憐的兔子,是因爲窮急了才去咬人,這完全是一厢情願的解釋。胸懷伊斯蘭天下大志的賓拉登,本人即腰纏萬貫的大富翁,按階級路綫劃分,應屬于大資產階級。這樣一夥富家公子,在阿富汗安營扎寨組織恐怖活動,却置阿富汗無數饑餓的兒童于不顧,從不嘗試去解决穆斯林兄弟的基本生存問題,甚至在那媕搊無辜平民。他們的活動完全不是爲了爭取平等富裕,更不是由于顧惜窮人而爲之抗爭。何况,在美國911事件中犧牲的無辜者,不少人來自貧民階層。可見,左派們以階級鬥爭理論解釋恐怖産生原因,是不太能够站得住脚的。在瑞典,他們被人譏諷爲“紅酒左派”和“沙龍社會主義者”。

至于一些號稱“中國新左派”的人,公開在網上充當恐怖主義辯護士的,不屬于筆者論述的範圍之列,他們不配和幼稚但却真誠的歐洲左派相提幷論。倒是臺灣的左派可以一提,如“臺灣促進和平基金會”(Peacetime),他們別開生面的做法是,以行動劇呼籲美國總統布什在阿富汗及時煞車,改由國際法庭審判賓拉登。在劇中,布什與賓拉登在法庭中激辯,最後兩人都坦承有錯,布什允諾人道援助阿富汗,賓拉登接受“終生監禁”的判决,從此,世界不再陷于不安之中。

這個劇情的結局可謂幸福之極,只是臺灣朋友沒法回答一個小小的問題:誰有這個强制能力,請賓拉登入瓮海牙接受法庭審判?

三,熱情青年的和平烏托邦

不管左派右派,走在歐美反戰運動旗山旗海最前列的,大都是年輕人。這是因爲,年輕人最具理想主義熱情,最願意在時代潮流中留下自己的足迹。在擁有個人充分自由的歐洲和美國,他們叛逆的激情、個性和勇氣,也需要有挺立于人潮之上的機會來表現。

由反戰運動引起的一個典型衝突,是正在英國留學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女兒切爾西,由于不能忍受牛津大學高漲的反戰反美情緒,一怒之下,她率領一群留英的美國學生,到英國學生反戰集會上大鬧了一場。親身經歷過911恐怖事件的切爾西,爲英國青年的反戰運動感到痛苦和沮喪。

沒有人能指責歐洲青年學生對和平的善意,但他們的單純、不成熟和缺乏對現實的深層思考,却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反對“以眼還眼”,高喊“戰爭不是答案”,殊不知,使用武力除邪治惡當然不是最好的辦法,但沒有人能找到完美無缺的方案。如果反戰的年輕人提不出更好的方案,他們是否樂見人們爲了“不以暴力抗惡”的信念,再次犧牲在恐怖爆炸中呢?

正如美國的一名國會議員所痛陳的:“上一次,他們來炸世界貿易中心,殺死了我們的六個人。我們什麽也沒有做。這一次,他們炸掉了世界貿易中心,殺死了我們的六千個人。假如我們仍然什麽都不做,那麽,下一次,他們就會拿著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核武器來,就可能殺死我們的六百萬人。”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可愛的年輕人無法清醒面對的可能後果。出于和平烏托邦的幻想,出于對弱者的天然同情,年輕人看不到原教旨主義末日情結的特殊性,看不到他們要實行伊斯蘭絕對統治、以殺死一切“异教徒”爲樂事的狂妄征服欲。這些“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的年輕人會發表漂亮的言辭,而不知承擔責任的艱辛。

最近,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學生正在組織一股更大的全球性反戰運動。作爲美國開戰後第一個發表反戰聲明的團體,他們豪情滿懷,想要聯合世界多國的學生,製造更大的反戰效果,從此“改寫學生參與和平運動的歷史”。因此有人把他們比做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享受前輩創造的文明安定生活,却一心要和務實的前輩唱反調,把反戰集會當做重新創造歷史的熱鬧派對。

四,這些人不是反戰是反美 

當年汪精衛在日本入侵中國時,就曾發動過一場短暫而臭名昭著的“和平運動”。今年夏天瑞典的反全球化示威,也有納粹分子混在其中製造暴力事件。和平反戰這面大旗,是可以被各種企圖的人們所利用的。

一些阿拉伯國家和穆斯林居住地區興起的反戰集會,其實只能稱爲“反美示威”,因爲他們把一切歸結于美國的“罪惡”,不但不反對賓拉登發動的恐怖戰爭,反而號召“聖戰”(其實《可蘭經》上“大聖戰”的真正意義是救贖自己的靈魂)。如何質疑被歪曲了的“聖戰”,走出民族悲情,關心人權,尊重生命,讓伊斯蘭教實現其和平的信仰,還得靠阿拉伯知識分子做出勇敢的自我反省。

和平反戰運動還有其有趣好玩的一面。一些在本國實行國家恐怖主義高壓政策的國家,這次也振振有詞大談起“和平”來了,如用坦克機槍鎮壓自己人民的中國政府,一再“關切”阿富汗人民的和平,鼓吹“超限戰”的中國網友也憤怒斥責美國的反擊;在驅使幾百萬難民投奔怒海的越南,其黨報也宣傳:“戰爭不是一項選擇權”;讓自己百萬人民活活餓死的北韓當局,也指責美國以“軍隊破壞地區和平”,造成“惡性循環”。

連這些恐怖國家也儼然成了他國“和平衛士”,夫複何言?他們每天都在迫害人權,置本國政治犯、良心犯于死地,和賓拉登恐怖主義沒有什麽本質區別。

五,反戰運動的正面意義

儘管捲入當前反戰運動的人形形色色,動機複雜,儘管這個反戰運動是苟延殘喘的賓拉登之流願意看到的,但總體而言,這場運動體現了自由社會的多元化,只要它的聲勢不至于大到影響世界反恐怖的决心,它對目前的反恐怖戰爭和未來世界的和平建設,都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

首先,各種不同的反戰聲音,能時時提醒正在進行自衛反擊的美國政府,敦促他們抑制過份的復仇欲。雖然戰爭在目前是別無選擇,政治家不是萬能的上帝,只能采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武力措施,但和平運動斥責戰爭,暴露它的可怕後果,能促使掌握權力的人保持高度克制,盡可能避免禍及無辜,幷幫助遭連累的難民重建家園。這樣,和平成了一個目標,一種框架,在這個框架堙A主流勢力必須盡可能克制,以减少暴力。

其次,廣泛的和平運動表達了人民參與現實的和平願望。和平與億萬人生命存亡攸關的問題,不能讓政治家獨自承擔。正如諾貝爾早就意識到的:“和平不能由一個人或一個民族來獲得。它是全世界人民寬闊視野和良好意願努力的結果。”爲了和平,我們不得不去深入瞭解衝突的起源,瞭解宗教狂熱的非理性,瞭解民族利己主義如何製造野蠻,幷研究如何約束人性之惡。反戰運動也有益于西方國家的反思,讓西方人學習從別人的生存立場看問題,從而建立一個觀照全球的新視野,掌握“和平的藝術”,加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相互理解,學會在這個星球上共存。

再次,這場和平反戰運動對歐美各國穆斯林移民的人權保護,也是很有作用的。在筆者居住的西歐,穆斯林移民基本上屬于弱勢群體。911事件帶來的一個後果是,反移民的納粹言論趁機出籠。例如在極右派囂張的丹麥,有人在911之後舉起納粹旗幟,叫嚷:“每一個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更有人公開要求把所有的穆斯林和外國移民都趕到一個荒島上去。在這種時刻,一向主張社會公正、關心弱者的左派挺身而出,呼籲寬容,無疑對極右的納粹勢力有一定抑制作用。

總之,筆者仍然肯定這場异常複雜的和平反戰運動,因爲真理從來就不是片面的、單一的,真理有它的多元性。筆者認爲,殘忍的恐怖分子必須借助武力去戰勝:筆者也相信,和平友愛的善意,能消除人類的敵視與仇恨。

200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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