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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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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與共識:在東西歐知識精英之間

茉莉

美伊戰事基本結束。在海內外中國人世界堙A戰前和戰時那種劍拔弩張、熱鬧非凡的大爭論,漸漸地烟消雲散。即使沒有薩斯疫情,持反戰和擁戰對立立場的辯論雙方,由于不具有共同的價值觀,相互之間沒有對話的基礎,因此也未曾出現深入的反思和交流。

歐洲則不然。對美伊戰爭持不同態度的人們在激烈衝突之後,開始冷靜下來。這場戰爭就像一個幽靈,在長于思考的歐洲知識分子心中久久徘徊,不少人試圖從這個事件中認識世界,也重新認識自己。例如,在朝野都反戰的瑞典,就有知識分子撰文痛苦地自問:當初我們的反戰是否只是一廂情願?爲什麽美國發動的這場明明是“政治不正確”的戰爭,竟然獲得伊拉克人的熱烈歡呼?爲什麽在西歐反戰運動如火如荼之時,東歐的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却表態贊成?

在西歐反戰運動的領銜者中,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著名作家格拉斯,法國哲學家德媢F,意大利政治學者內格堙A葡萄牙小說家、諾貝爾獎得主薩拉馬戈,以及英國劇作家海爾。他們异口同聲地宣稱美國是比薩達姆更大的危險,幷呼籲全世界一致抵制。

相比之下,東歐國家中那些帶頭支持美國的人也毫不遜色,他們中有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匈牙利的康拉德,以及保加利亞等國著名的知識界人士,這些人大都是以前的异議分子,或爲反抗專制入過獄,或受過殘酷的政治迫害。

圍繞美伊戰爭的爭執,是歐洲在共產黨政權消失之後,所産生的最深的裂痕。但是,由于“人權高于主權”是歐洲優秀知識分子的共識,由于他們都認同民主、和平等基本價值,因此,反戰、擁戰兩個方面的知識精英力圖溝通,努力探討他們之間的分歧,求同存异,一起規劃歐洲和世界的未來。

從鐵幕兩邊走來的杰出代表

在歐洲人戰後的深沈反思中,這兩位知識分子的對話,可能是具有代表意義的。

一位是柯恩.邦迪(Daniel Cohn Bendit),歐盟的德國綠党議員。父母爲德國猶太人,二戰時爲逃避納粹迫害曾一度流亡法國。邦迪出生在法國。因爲眷戀法蘭西文化,邦迪在回德國讀了中學後回到法國讀大學。1968年,他成爲巴黎“五月風暴”最著名的領導人,因此被法國政府拘捕,下令驅逐回德國。當時最爲激動人心的場面是,衆多的法國大學生在其領袖邦迪被政府驅逐後,憤怒高喊:“我們都是德國猶太人!”

當年的造反的野小子,金紅頭髮、藍眼睛的無政府主義者,如今已經大腹便便,成爲歐洲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幾十年來,邦迪在參與各種左派團體的活動後,擔任歐盟的德國綠黨議員,幷曾任法蘭克福副市長。他被認爲具有超衆的智慧和口才,驚人的政治嗅覺和魅力,屬于那些最積極地推動歐洲統一的代言人之一。

當西歐的邦迪在鐵幕這邊反抗資本主義體制被驅逐之時,鐵幕另一邊的東歐,大批知識分子因爲反抗共產黨制度被關進監獄。波蘭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在東歐,米奇尼克被視爲杰弗遜(美國開國元勛,獨立宣言起草人)式的人物,他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動家。他曾擔任波蘭工人自衛委員會(KOR)的創建人,團結工會的顧問。他的大量理論著作,對東歐反對運動的道路選擇具有重大意義,在非暴力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做出杰出貢獻。

1968年,米奇尼克由于領導波蘭民主派反對運動第一次被捕入獄,1981年到1984年再次入獄。1989年波蘭民主化之後,他曾當選爲國會議員,現擔任波蘭最大日報《Gazeta Wyborcza》的主編。三十多年來,米奇尼克一直是波蘭政治舞臺上的靈魂人物。

詭譎的是,這樣兩位當年的熱血青年,今天歐洲政界的前衛人物,出于同樣的人道價值觀,却在美伊戰爭中持截然相反的立場:米奇尼克支持美國的軍事干預,邦迪却反對這場戰爭,幷譴責美國的政策。他們之間的辯論,是相當精彩幷富有啓示意義的。

爲什麽東歐人不以西歐方式看戰爭?

這是一個令筆者震動的問題:爲什麽被共產黨制度蹂躪過的東歐知識分子,和長期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西歐人,在思考伊拉克問題時産生這麽大的鴻溝?

作爲西歐左派的代表,邦迪不停地譴責美國的霸權,譴責美國文化如何侵占歐洲市場,使得歐洲小國的電影不能獲得同等機會。對此,米奇尼克提出一個設想:

“我們可以設想,現在是1937年,你爲這堛漲漹〞x濫而苦惱,我却說這埵釦かS勒、斯大林。現在的問題不在于美國的霸權,而是産生了新法西斯,産生了使用自殺炸彈的新極權主義。”

“世界已經看到薩達姆使用酷刑的證據。”“我對于情勢的分析,最爲關注的是伊拉克的政治犯,是成爲薩達姆極權政府犧牲品的伊拉克人。”“對于成千上萬的囚徒,美國的軍事干預意味著自由,--。對于我,這是最重要的。”

這些話道出了東歐前异議者和西歐左派的根本分歧所在。這種分歧,源自東、西歐近半個世紀歷史的分裂。從共產黨極權制度下解放出來不久的東歐人,仍然記得當年被奴役的經曆。帶著切膚之痛,他們能想象伊拉克人民生活在薩達姆暴政下的悲慘,比西歐人更能理解伊拉克人長期的恐懼、屈辱和無望。東歐人因此不在乎美國是否霸權,甚至不介意薩達姆是否真有大規模殺傷武器,而是爲伊拉克人被剝奪了自由的處境而憤怒。

而長期在民主制度下享受自由的西歐人,很難設身處地體會伊拉克人的苦難,他們更多地考慮“政治正確”和戰爭的“程序正義”,擔心小布什的霸權擴大。他們因此老是談論布什,而不是去考察伊拉克人的處境。東歐人刻骨銘心的共産專制制度,對西歐人來說,不過是研討會或者示威游行的題目而已。不少善良天真的西歐和平人士幾乎完全無視現實,媒體上更是充斥反戰的言論,令那些主張“政治不正確”的少數主戰派呆在角落堙A沒法發出聲音。直到看到伊拉克人在薩達姆雕像倒塌之時激動歡呼,大多數西歐人才明白:有時候,自由比和平更可貴。

正如米奇尼克沈痛指出的:“我們在溝的另一邊,出于完全不一樣的認知。”“你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方式思考問題,我們的價值系統相似。但在我們之間,有一個清楚的區別,你是百分之百的歐洲人,我只是百分之十,我仍然有一隻脚留在共產黨制度堙C”“我們波蘭人有一個固定的看法,有些東西長期在我們的潜意識中,我們記得希特勒和歷史,1936年,本來可以對德國進行軍事干預,但歐洲的領導人如達拉第、張伯倫等人,選擇了‘和平政策’。”

在米奇尼克的言論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他的前异議人士身份;東歐人曾經被世界抛弃了幾十年,現在他們支持美伊戰爭,是爲了其他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人們不再被抛弃。

試圖給美伊戰爭一個定義

兩位立場相反的歐洲精英,由于都具有求真的品質,他們在討論中表達了各自不同的意見,也取得了相當的共識。

邦迪說:“我不否認伊拉克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但是,讓美國這樣一個超級霸權爲所欲爲,對這個全球化了的世界更危險。”他譴責布什政府爲石油而打仗,挖苦美國是“民主的布爾什維克。”。同時,邦迪也批評法德等反戰陣營的重大弱點:首先是反戰派沒有提出比戰爭更好的方式,其次是出現了挑戰,反戰陣營的同伴,例如俄國普京和中國,都有占領車臣和西藏的問題。

儘管支持美國對伊作戰,但米奇尼克幷沒有要做布什政府辯護士的意思,他說:“我不是特別贊賞布什和他的領導層的方式。他們妄自尊大,有强烈的統治欲。”但是,“今天世界最大的危險不是美國的霸權,而是恐怖的原教旨主義。布什政府處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他們不是我所喜歡的,我對他們的保守主義的、傲慢的言辭不抱好感。但是,他們在這場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屬于正確的一方。”

米奇尼克說,他不想看到薩達姆政權發展到像北韓金正日一樣强大,到那個地步,軍事幹預就不可能了。現在除了美國,沒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够保證我們這個世界的安全。因此,米奇尼克總結這場戰爭:“我願意這樣定義美伊戰爭:一個壞的國家領導層,帶著壞的、可議的計劃,執行了一個非常好的軍事干預行動。”

“爲什麽我支持這場戰爭呢?---不,應該說是一場軍事干預。這是因爲我知道,不存在戰勝薩達姆的其他辦法。在12年的時間堙A他一直在嘲弄世界輿論。”米奇尼克幷指出,俄國對車臣的戰爭和中國對西藏的壓迫,也是不可接受的。但沒有迹象表明,普京和中國想要染指其他國家。因此,薩達姆等恐怖主義更危險。

他比喻說:“如果我知道有一個强盜住在我的城市堙A我很可能會遭到不幸。如果他明天就要殺死我,這時我想要首先殺死他,因爲他是我面臨的威脅。從這個意義上說,薩達姆是我的鄰居,他明天就可能殺死我。--”

邦迪不能不贊同米奇尼克,說:“你是對的,打擊恐怖的原教旨主義是必要的,他們是一個巨大的威脅,但這個反恐怖,應該由國際社會來主導,應該考慮方式。”

米奇尼克進一步分析美國的干預政策說:“我認爲,美國占領專制國家的結局是好的,但美國占領非專制國家的結局不好。例如在拉丁美洲,美國人總是違背人民的意願去干預。一九五九年,美國干預危地馬拉,而不是去等待他們干預的布達佩斯。一九六八年,他們干預智利,而不是去盼望他們的布拉格。”

儘管東歐人對不曾干預他們國家的美國人失望,但今天他們總算高興地看到:美國的干預導致薩達姆暴君的垮臺。

需要一個共同的聰明的策略

邦迪不愧是胸懷寬闊的政治家,面對米奇尼克强有力的論證,他願意承認自己的反戰是失敗的,他說:“現在我們不要再討論過去了,你贏了,我輸了。美伊戰爭幷沒有像一些人說的那樣成爲悲劇,但也沒有另外一些人說的那樣美好。”

西歐反戰者開始學會從伊拉克受難者的角度看問題,他們更是把眼光投向全世界,投向其他仍然在極權制度下掙扎的人們。邦迪說:“在我眼中,這個地區的伊朗是一個問題,那堛漱H民像你們波蘭人一樣抗爭,那堛漣@家、學生被關在監獄堙A他們示威游行。爲幫助伊朗人從恐怖主義和極權主義下解放出來,人們做了些什麽呢?什麽也沒有做。”

米奇尼克認爲,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歐洲必須制訂一個聰明的策略,去與美國合作,以保障伊拉克的和平、穩定和民主。對于伊朗,可以考慮這樣一個策略:去支持伊朗的民主力量。美國人和歐洲的一個共同錯誤,就是沒有這樣的策略。當然,在伊拉克,政府是高度集權和恐怖的,沒有民主反對派活動的餘地,所以才導致戰爭。

爲什麽歐美需要一個共同的策略?米奇尼克說,他在監獄奡蕉g過幾千頁文章,論述爲什麽歐洲人必須支持波蘭的反對派,因爲這個代價遠遠低于戰爭。現在專制者在伊朗、利比亞、古巴的所作所爲,是損害我們的利益的。我們不應該僅僅闡述歐洲價值,也應該强調歐洲利益。

儘管希望美國政府把擊垮世界一切暴君作爲他們的首要任務,但米奇尼克看到,做出一個軍事干預的决定是如何困難。例如,當波蘭領導人决定參與伊拉克戰爭時,波蘭的民意却反對本國捲入這場戰爭,人們不希望波蘭士兵去爲了他們尚不清楚的事情,去到一個遙遠的國家送死。因此,要美國去爲其他國家爭取民主很不容易。

歐洲將在分歧和危機中進步

與邦迪的豁達相似,擁戰的米奇尼克表達了他對反戰者的欣賞,他說:“我對那些反戰的人們充滿欽佩,因爲戰爭始終伴隨人類集體意識軍事化的危險。唯一的保障是;人民的反對和實行民主。”

長期爲歐洲統一奮鬥的邦迪,更注目歐洲的未來,他說:“我們在對2003年的美伊戰爭上有分歧,我們爲歐洲的後院起火而苦惱。人們一再唱著同樣的調子,說伊拉克戰爭使得歐洲分裂,從而顯示出歐洲的巨大弱點。這樣看問題是太簡單了,歐洲從來就是在危機中進步的。”“問題是,我們明天的世界需要什麽?我們是否現在需要爲民主、環境和正義而奮鬥?”

作爲西歐綠党的領袖,邦迪提出環境問題的重要,他擔心我們的地球却由于氣候變化而毀壞。以致人們雖然贏得了戰爭,却不知道該怎樣繼續生活下去。他不願看到在戰勝恐怖主義之後,人們生活在沙漠堙C

東歐人米奇尼克却强調東歐的當務之急:“這老的麥芒仍然刺進我的鞋子堙C你是德國人,你坐在斯特拉斯堡的議會堙A你是被法國人推選出來的模範的歐洲人。我是拉丁人,我來到歐洲,就像拉斯蒂涅(巴爾扎克筆下的外省人)來到巴黎。當然,如果將我與普通的波蘭人比較,我就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歐洲人了。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努力從共產黨制度堜犍X來,使波蘭廢除檢查制度,自由選舉,成爲歐盟和北約的一員。”這個烏托邦仍然沒有成爲現實。在歐盟,你們討論火車上應該製造什麽樣的座席與厠所,而我們的目標是很簡單的:能搭上這班火車。”

無論有多少分歧,來自鐵幕兩邊的歐洲精英,都希望看到一個開放、寬容和睿智的歐洲,希望改革聯合國和北約等國際組織,去切實地維護和平,支持那些專制國家堛漸薔D力量,使世界不至于如新保守主義所言,發生冷戰後的第四次世界大戰。

歐洲還是歐洲,還是那個偉大的、多元寬容的歐洲,它幷不像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尖銳批評的“歐洲已經不再是歐洲。”美國人拉姆斯菲爾德曾把德法稱爲“老歐洲”,把東歐國家稱爲“新歐洲”,只是激憤之詞而已,他認識不到歐洲人自我反思和統合包容的能力。在經曆了這場分裂之後,一個帶有自己文化特徵的歐洲會重新統合,在世界上承擔起爭取和平和民主的重任。

03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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