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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同性戀一瞥 茉莉 當我們說瑞典是一個“性開放”的國家時，並不是指瑞典人在性活動以及性對象方面毫無節制，而是指這個國家對于有關性的議題，持一種坦然、開放和尊重的態度。1988年，瑞典人通過調查和討論，制訂法律條文，賦予同性戀伴侶權利，當時為世界首例。後來北歐各國都步瑞典後塵，承認同性婚姻合法。 我初到瑞典時，對同性戀完全沒有認識。偶然看到一對穿西裝的男同性戀伴侶在市政廳注冊後，擁抱著歡笑著跑出來，心里還覺得有點不是滋味。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個電視紀錄片，兩位年長的女性，在夕陽下的海濱相依相偎，娓娓敘說她們偷偷相愛幾十年，等到兒女長大成人，瑞典社會開始承認並且尊重同性戀權利時，她們才如願以償地生活在一起。 我忘不了那一曲黃昏之戀給予我的感動。那一對終成眷屬的女同性戀，讓我想起古希臘著名女詩人薩福。薩福當時在勒斯博（Lesbos）島上專攻藝術，為她的女弟子寫了大量的同性戀情詩，多為柔美婉約之作，表達其渴求愛戀的強烈願望。在薩福筆下，女性之間的愛是至高無上的﹕ “沒有我倆的歌吟 大地一片沉寂 沒有我們的愛情，樹林永遠迎不來春天……” 歐洲的古典精神之愛，似乎就是同性戀的代名詞。不但女詩人薩福如此，就是大名鼎鼎的柏拉圖所推崇的“精神戀愛”，也指的是同性之間的一種愛。柏拉圖寫過不少有關男性戀的文章，聲稱“神聖之愛”的愛情只存在于男子之間，因為同性戀的過程更多地是靈交、神交，而非形交。 柏拉圖之所以贊美男性之間的愛情，是由于當時的女性很少受教育，男人只能從男人那里獲得精神上的共鳴。與此相似，今天不少受過良好教育的現代女性，也義無反顧地投向善解人意、溫柔多情的同性懷抱。 一部歐洲文學史，同性戀主題的作品就有不少，而且相當感人。正是中港台薩斯流行時，我在北歐重讀托馬斯•曼的小說《死于威尼斯》。小說中的主人公古斯塔夫是一個作家，他在威尼斯度假時，愛上了一個波蘭美少年。當時威尼斯到處是瘟疫、死水、滅菌藥和殯儀館的氣味，然而，作家卻沉溺在對美少年的渴望之中，死于同性愛的痴情里。 如上所述，在歐洲藝術家筆下，同性之愛達到了神聖之愛的高峰、美的極致，但在現實里，許多國家的同性戀者仍然要承受相當的壓力，他們或她們仍然被社會視為“變態”，是父母親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這和歐洲歷史上同性戀者曾遭到基督教會的大力打壓有關。 因此，盡管擁有法律權利，北歐的同性戀者仍然在為他們不被歧視的權利而抗爭。他們宣稱﹕同性戀是自然的，他們不需要同情，只需要人們以正義的名義，去肯定和正視他們。為了進一步表示對同性戀的理解和尊重，2002年2月，瑞典繼荷蘭之後通過同性戀收養立法，允許同性戀伴侶領養孩子。（原載蘋果日報） 03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