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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和党文化有關:茉莉還是莫言?

--與萬之先生商榷

茉莉

拜讀萬之先生《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讀茉莉批判莫言《檀香刑》文章有感》一文,禁不住樂了,敢情萬之把茉莉譏諷爲不識字却要亂翻書的“清風”(即不懂文學却亂談文學),或把茉莉比喻成“强暴作家”、因一句詩“讓詩人送了命”的“清人”。然而樂歸樂,樂完了還得沈思一下:萬之先生對本人的諸多指控,到底有幾分道理?

自從筆者批判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惹惱了“高行健一族”以來,至今沒有見到他們拿出一篇有份量的文章來反駁,倒是私下聽到不少痛恨筆者的言辭,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茉莉的批判是“文革式批判”,是“党文化”的流毒。不過私下發表如此高見的文化人,沒有一個能對這一論點進行定義和論證,他們似乎不需要承擔嚴謹論證的責任。現在萬之先生出面爲莫言仗義執言,把這一觀點公開發表,這是一個機會,讓筆者重新審視莫言的小說和茉莉的批判,及其與文革、党文化的關係。

“党文化”與“大衆民族主義”

幾乎任何一個具有社會歷史意義的詞語,都具有其約定俗成的特定含義,只有瞭解這些詞語的確切內涵與外延,我們才能準確地使用這些詞語。萬之先生給茉莉戴上“党文化”和“文革式批判”的帽子,讓人不知所云。因此,本人試著界定這些語詞的定義和內涵,以便讓讀者判斷,送給茉莉的這些帽子是否名符其實。

什麽是“党文化”?已故的王若水先生曾經在《 整風壓倒啓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毛澤東所提倡的新文化,實際上是‘党文化’,它的綱領就是《延安文藝講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闡述了“新文化”(即党文化)的三點精神:  一,文藝從屬于政治,爲政治服務;二、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不能去表現普遍的人性;       三、今天的文藝應寫光明,歌頌工農兵。

從本質上看,党文化是極權主義文化之一(另一種是法西斯文化),其要義是以暴力奪取政權,幷且以暴力維持政權,文化或者文藝只不過是其幫凶、幫忙或幫閑罷了。西方學者在論述極權主義文化時,一般使用如下術語描述其特點:教條的,反科學的,集體主義的,原始主義的,倒退的,獸性野蠻的,魔術的,禁忌的,僵化的,神話式的、玄想的,民族主義的,非理性主義的,流血暴力等等。

中國的“党文化”具備以上一切特徵,尤其是經過多年的演變,已經從毛式話語轉爲另一種主流話語---排外“說不”的民族主義。由于党文化和民主主義文化水火不容,爲了對抗現代世界民主潮流,毛式的党文化以民族主義形式借尸還魂。這種共產黨意識形態破滅後的最後圖騰,近幾年以“大衆民族主義”的形式出現,以崇尚“民間”、訴求于下層人民爲特徵,回避中國的民主人權問題,反對自由主義主張。

莫言歌頌義和團的小說《檀香刑》,可以視爲“大衆民族主義”的文化典型。這種“大衆民族主義”類型的作品看起來是在講歷史故事,其實加入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大合唱,具有相當的政治功能。它們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對政治“幫忙”,用排外來麻痹人們對現實的不平,消解人們改革現實的意志。由于文學作品的特性,這類作品不僅增添了獨裁黨執政的安全性,而且潜移默化地,把仇恨和殘忍植入人們心靈之深處。

至于茉莉的評論,儘管有種種缺點,却甚少與上述“党文化”的定義特點有吻合之處。一以貫之的,茉莉在文章中是從人性和人道的角度,反對作家渲染酷刑助長殘忍,反對作家發泄盲目的對西方的仇恨。而且,茉莉還指責當年的“工農兵”--義和團體現了負面的民族性。因此,“党文化”這頂帽子,茉莉實在不配。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以言辭尖銳與否,來判斷某篇文章是否屬于“党文化”。可以說,在思想上內容上與專制政黨保持一致、幷爲之效勞的文字,其話語再溫和也是“党文化”,反之,再尖銳也只是自由批評。

用“文革式批判”帽子壓制批評

萬之先生是學文科出身的,應該知道,在世界文學批評史中,現實主義批評傳統源遠流長。這種嚴肅的歷史美學的批評方法,其中包括一個重要的內容——聯繫政治倫理的“道德批評”,即反對爲藝術而藝術,特別强調文學的思想性與社會意義。

毫無疑問,茉莉在使用“道德批評”這一傳統方式時,會有許多力不能及的水平問題,但是,萬之先生不分青紅皂白,將茉莉文章指控爲“文革式批評”、“以政治强暴文學的典型例子”,而且還是“設立道德法庭一如紅衛兵私設公堂,欲在道德上置作家于死地”。看來,萬之先生對文革和紅衛兵的本質缺乏清楚的認識。

什么是“文革式批評”?稍有歷史記憶的人都知道,文革時代的批評是:站在主流話語的一方,以當權者的旨意爲武器,借國家機器壓制不同觀點。文革批評者是奉旨批評,在他們的筆杆子背後,站著猙獰的國家機器和受煽動的暴民。我們可以總結出“文革式批評”的幾個本質特徵:一,與强勢權力勾結;二,輿論一律,壓制對手;三,宣揚仇恨與暴力。

像茉莉這樣一個無權無勢的流亡者,拒絕與任何權力結盟,只是運用民主歐洲給予的言論自由,以個人身份和普通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對莫言小說中渲染的排外、殘忍與暴力,提出自己個人的批評。不管茉莉的看法正確與否,這屬于正常的文學批評。這種批評多少有其社會意義:處于弱勢者地位的流亡知識分子,以一己微薄之力,反抗專制權力縱容下浩浩蕩蕩的民族主義潮流。

在民主自由的西方,我們可以看到,批評家嬉笑怒駡皆成文章,只要有道理,他們怎麽尖刻怎麽寫,這種辛辣的批評是文壇一景,古往今來,沒有人說他們是“文革式批判”,因爲人們都知道,批評家幷不擁有政治權力,因此能劃清文學批評和“政治强暴作家”之間的界限。同時,在西方人的眼堥S有高大完美的權威和偶像。誰都可以成爲批評的對象,就是上帝都可以批評,掌權的政治人物更要批評,著名作家也不能逃脫批評,這就是我們崇尚的平等和自由。 茉莉因此不理解,爲何長期生活的西方的中國人,一旦茉莉批評他們眼中的“偉大作家”,就把茉莉當做不共戴天的“人民公敵”。

萬之先生的文章文風欠佳,表現在:他幷不正面地對茉莉文章進行有實質內容的反批評,他不肯說明:莫言小說到底有沒有歌頌義和團,義和團到底究竟值不值得歌頌,有沒有醜化西方人,有沒有過份地描寫殘忍的酷刑。在回避實質問題的同時,萬之給茉莉(連帶其他高行健批評者)戴上一系列符號性的高帽子(文革、造反派、紅衛兵、大批判、大字報等等),幷且不需定義不需解釋。

對于萬之這一類捍衛者來說,道理簡單得很:只要你茉莉等人批評了獲大獎的名流作家,你就是文革就是紅衛兵。所以萬之先生樂于在其文章中例舉莫言的種種成功,他說“莫言已經是有國際影響的作家,作品早有被翻譯成西方文字的,據說還多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不光在中國得大獎,而且一發表在國外也引起注意,很快有翻譯發表。”

無論莫言怎樣功成名就,我們不必依附權力也不用看重任何名氣,只用自己的頭腦,憑著脆弱的道義力量和個人的審美感受,以莫言小說的文本爲依據去思考去批評。在萬之的文章中,有一個他自己都沒意識到的錯誤前提,即:“批評誰就等于整誰”。本身也是作家的萬之,他應該知道:文學批評是正常的討論,是不同觀點的交鋒,不是要給人治罪。不與權力打交道的批評者,自身尚且受到專制權力的迫害,有什麽能耐給當紅作家治罪呢?因此,茉莉的批評無法構成任何“置作家于死地”的可能。心地慈悲的萬之先生說:“我擔心莫言真要被紅衛兵老將們拉出來戴高帽子游街示衆,不整個半死也讓你遺臭萬年。”這叫做杞人憂天,純屬多餘。

真正和文革有關的,倒是義和團。可以說,文革動亂與庚子之亂在中國歷史上一脉相承,兩者都是由統治集團內部的最高權力鬥爭所引發,都是一把手直接與暴民結盟,削弱、打倒二把手,都是借助暴力與血腥,都是極端、守舊勢力打垮溫和、改革勢力。在某種意義上,紅衛兵就是義和團的後繼者和正宗傳人。

如果擅長文革式批判的紅衛兵還存在,他們絕不會去鬥爭爲義和團暴民叫好、民族階級立場鮮明的莫言呢?他們要大鬥特鬥的,恐怕還是批評義和團、贊成維新派的茉莉吧?

賣國和愛國,情感與理性

除了有以上重大謬誤之外,萬之先生的文章還有其他幾點不小的錯誤,鑒于篇幅,本人不便做詳細的文本分析,而只在這娷眷丹a指出。

一,萬之先生說:莫言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了,因爲,“莫言這部小說編造了如此令人髮指的中國其實沒有的‘酷刑’,渲染的是中國文化與政治的殘酷,實在是在爲中國文化抹黑。而他筆下的義和團,表面大勇大義,其實愚昧落後,不懂得接受先進的科技和文化,還相信那些讓歌德學院的院長哈哈大笑的無稽之談,不是讓外國讀者讀了只會更瞧不起中國人嗎?這哪里是在‘歌頌’,不是很賣國嗎?”

 二,萬之先生讀莫言小說一定讀得非常粗心,他居然沒有注意到,《檀香刑》一書中,莫言把酷刑的發明和實施,全都歸罪于洋人———正是洋人堅持要求看中國酷刑,袁世凱才那樣賣力張羅。所以,莫言不但不像萬之說的“賣國”,而且特別愛國,在他筆下,一切壞事都是洋人的罪過,他是不會批評中國的陰暗面的。

莫言的“愛國”還表現在,他爲了證明義和團的正義性,在《檀香刑》中亂點鴛鴦譜,把義和團運動與譚嗣同等維新派牽扯到同一陣營,大大地歪曲了歷史。真實的史實是:光緒爲首的“帝党”代表改革勢力,慈禧爲首的“後党”代表保守勢力,義和團是站在“後黨”一邊,反對維新派的。這一點,蔡元培等學術前輩早有論述:“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

三,萬之先生爲莫言辯護說:莫言“寫的雖然是殘酷的事情,但爲的是讓人‘認識這一點,才能對人類的心靈和肉體進行醫治’,這明明是在批判殘忍。茉莉的意思是因爲她自己沒看出批判,而只看到“歌頌",“渲染",所以就給莫言定了罪。”

莫言到底是在批判殘忍,還是在渲染殘忍,我們可以看看莫言自己在答記者問中自白的:“在寫這些情節時,我自己就是一個受刑者,在自己的‘虐殺下'反而有種快感。酷刑就像是一場華美的儀式,整個大戲都在等待這個奇异的高潮。”

這就清楚地看出:莫言一方面宣稱對酷刑持批判態度,另一方面,他在寫作時獲得難以抑制的快感,有明顯的贊賞意味。這以矛盾可以歸結爲:作家理性和情感的矛盾。在主觀理性上,莫言有可能對酷刑持批評立場,但他的理性努力,幾乎完全淹沒在感性的認同甚至贊美之中。在藝術創作中,感情、感性、深層意識是起决定作用的,這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最深切的交流。

莫言渲染殘忍的問題也許不是在意識層面上,更可能是在無意識層面上。這是一種最深刻最可怕的對心靈的戕害。首先是作家本人的心靈被戕害,然後再通過作家在情感層面上與讀者的交流,讀者也遭到荼毒。作家很難意識到這一點,因爲它藏在意識深處的黑箱堙A流露在作品的傾向性上。這可以視爲被長期專制戕害心靈的悲劇。正如魯迅所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還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深刻的文學批評,不是批評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表層意識),而是批評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情感傾向,即深層意識中不易覺察的鐵石心腸、嗜血、仇恨,這才是党文化對我們所能造成的最深的毒化與迫害。《檀香刑》之不幸,就在于它處于情感“不正確”、理性“模糊”的狀態中,以致在客觀上渲染了殘忍。莫言所說的“大撤退”,不管他主觀上是否只指創作方法上的撤退,但是,在客觀上,他大書特書義和團的義舉,却是一種明顯的政治態度。

萬之先生認爲可以歌頌“用肉身去和洋槍洋炮對抗的大義大勇”,那麽,用肉身炸掉世貿大厦的塔利班等恐怖分子應該被贊美爲英雄。請萬之先生不要被屬于“党文化”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所蒙蔽。既然采用歷史題材,就應當尊重歷史真實,義和團不光殺手無寸鐵的西方傳教士(請讀瑞典傳教士的回憶錄),殺得最多的還是信仰基督教的中國教民,“大義大勇”從何說起?

《檀香刑》之所以受到許多人激賞,因爲這是一個屬于看客的時代。八九民運失敗之後,除了農民和失業工人不得不堅持鬥爭,其他社會階層,特別是知識界、公務員階層、城市居民等等,都蜷縮回到中國古已有之的看客傳統。莫言正是自覺不直覺地利用了這種看客傳統,利用了人們喜歡看流血(不是流自己的血)的陰暗心理。

這當然也是人性深處無法鏟除的共同弱點,從古羅馬鬥獸場,現代西班牙式鬥牛,古今的中國公開行刑,幾乎無所不在。當年魯迅痛責中國人吃人血饅頭,的確是看到了中國人的骨子堨h。美國某些有名的刑事案件,罪犯在服刑之後寫一本書就可以發大財,因爲滿足了讀者的看客心理。但美國法院有時會在判刑時附加一條判决:“禁止利用此案件寫作出版盈利。”對于文學,我們不能做這種判决,所依靠者,只能是作家的良知與批評家的敢言評論。

“誅心”與創作心理分析的意義

四,關于茉莉文字“誅心”的問題。自茉莉批評高行健以來,一直就受到“誅心”的指責。不瞞讀者說,本人經常是把這一類指責當做誇獎來聽的。爲什麽在旁人看來是罪過的“誅心”,却被茉莉本人却視爲成功?

這和文學研究的角度有關。在文學批評這個行當堙A有一個重要的角度就是研究創作心理,甚至有深層創作心理研究。爲什麽說“文學是人學”、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呢?就因爲作家是要解剖人性的,那麽,批評家更要解剖作家的人性。著名的精神分析批評一派,甚至還要分析作家的“白日夢”。而“誅心”是指惡意猜測動機,幷以動機治罪。如果把批評者分析作家創作心理,也一概說成是“誅心”,這就等于是取消創作心理研究。

文學批評作爲一種工具,其任務是揭示作家個人化表現的動因,幷且做出恰當的評價,創作動機研究,一直是批評的要務。批評家的責任,就是爲公正、良知和人的尊嚴而呐喊,因此,文學評論中的“友情表演”,溫良恭儉讓的捧場叫好,這些都不是正直的評論者所爲。

萬之先生沒有想到的另一點是,批評對于作家是一種促進,好的批評是對作家的關切與愛護。除了行將就木者,凡是有改進之可能者,就應該批評。拒絕在被批評中完善自己的作家,只會逐步降低自己的格調。如果莫言在看了筆者的評論後,能够放弃以文學宣泄不良心理,回到嚴肅文學本身,那將不辜負茉莉撰文的本意。

茉莉相信,傾向于人性價值的文學批評,將使人們對追求善與美産生信心,批評的品質是獨立的,它不僅有評論者對作品的理解,也有評論者本人對現實的認識與道德判斷。感謝萬之先生的痛斥,他啓發了本人對這些重大問題做了以上粗淺的思考。筆者因此期望自己,寫出更專業、更深刻、更觸及現實與人性的評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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