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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

讀茉莉批判莫言《檀香刑》文章有感

萬之

文學遭政治强暴,作家因文獲罪甚至因文送命,在中國古已有之,一句好詩“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要是唐詩就沒事,但在清朝就被認爲是反清,是譏諷清人不懂文化,讓詩人送了命。中共自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起定出文藝爲政治服務爲工農兵服務的教條,强暴作家更無以復加,形成中國歷史少有的“党文化",而到文革爲登峰造極。那時作家受批判迫害幾乎無人幸免,即使是那些真心實意爲共產黨歌功頌德的禦用文人,也難逃紅衛兵口誅筆伐的刀槍,說你唱贊歌也是別有用心。無中生有,斷章取義,牽强附會,捕風捉影,打棍子扣帽子,是那時大批判文章的諸多特色,非將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脚,要你永世不得翻身。

本來以爲文革已遠,中國也天地翻複,“党文化"已經沒有市場,至少中國文學批評近年已少見對作家文革式大批判文字了。然而從高行健得獎後我讀到的很多批高文章中,我又多多領教了這種文革式批評的厲害。有些人倒未必是共產黨的喉舌,往往還是反共的“民運人士"或“人權鬥士",但其思維方式則同出一轍,還不折不扣是“党文化"的産物,不過其教條變爲“文學爲民運或人權服務"而已。凡不爲“民運"或“人權"呐喊者,就定要誅之討之。有些人還往往以道學家面孔出現,設立道德法庭一如紅衛兵私設公堂,欲在道德上置作家于死地,用我一個朋友的話來說就是“誅心"。那時我就想發表文章爲文學一辯,但有過文革經歷的人,都知道捲入那種文革式大辯論其實根本不可能辯清是非。改換一句俗話說,“作家遇見紅衛兵,有理也是說不清"。爭論本來只有在雙方承認一些共同原則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否則只能陷入無聊的纏鬥,所以,當時除了私下提醒作者注意之外,未敢公開發表意見。

近讀《開放》上茉莉批判莫言近作《檀香刑》的文章“莫言以歌頌殘忍爲樂",不得不搖頭嘆息。這篇文章說作家“道德淪落",“以歌頌殘忍爲樂",“歌頌義和團",“以渲染酷刑爲榮",這一系列用詞斷語看得我真是心驚肉跳,恍惚又到了文革時代,只不過把當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改成了一些時下用詞而已。如果是在文革,我擔心莫言真要被紅衛兵老將們拉出來戴高帽子游街示衆,不整個半死也讓你遺臭萬年。

本來我還是不敢公開評論茉莉的這篇文章。不過,日前和一位國內來瑞訪問學者討論當前中國文化的問題,該學者指出,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其實不是如何對待西方文化影響的問題,也不是批判民族主義問題,也不是商業文化泛濫的問題,更不是傳統文化革新的問題,還是清算“党文化"的問題,我深有同感。這個問題包括兩面,一面是中共專制對文化包括文學的强暴其實幷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樣减弱,表面上占了上風的商業文化或民族主義思潮,其實還是在現行專制控制之下,比如党需要時就允許你到美國使館前示威,而釣魚臺事件時就不許有任何聲音,所以還是“党文化",這就是中國和其它國家商業文化或民族主義思潮的根本區別。

另一面是“党文化"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包括反對派人士,包括八九天安門廣場只會唱國際歌與“血染風采"的學生領袖,包括很多積極操作民主和人權事業的人士,大概也包括從七八年起就參與民主晱Z物《今天》的筆者本人和同仁,因此我們在文革後數次失去良機,七九與八九都半途而廢,沒有完成中國文化徹底轉型,推動中國現代化與真正建立民主人權意識。

茉莉文章在我看來正是這種反對派也擺脫不了“党文化",以政治强暴文學的典型例子,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公開討論,目的與其說是爲莫言的小說辯護,不如說是請作者和讀者都注意到“党文化"這個問題的存在。如果連茉莉這樣在操作人權的人士都不能擺脫“党文化"的影響,那中國的民主與人權建設將更加遙遙無期。

或曰,難道只有小說作家表達錯誤言論的自由,而茉莉就沒有進行批評的權力了嗎?一批就是“党文化"嗎?你這不也是上綱上綫,給人扣帽子,不也是“党文化"嗎?我當然不反對批判作家的錯誤思想傾向,哪怕是尖銳激烈地批評。挪威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漢姆森以及英國詩人龐德曾公開支持法西斯,自然受到歐洲知識界的普遍批評[但很少有人追究他們的作品]。莫言如果真有錯誤言論,自然也可以公開批評。但批評要有根據,而我說的“党文化"的文革式的批評,是無中生有斷章取義的批評,是以文治罪歪曲事實的批評,是讓“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詩人送命的批評。這也是我的文章還達不到“党文化",與她的文章區別所在。

我自己手邊也有莫言的《檀香刑》,但我怎麽翻來翻去,沒看到莫言怎麽在“歌頌殘忍"。茉莉自己也引了莫言的話,道出作者的目的是描述“人類有陰暗愚昧的一面,對虐殺同類有本能的快意和欣賞就是其中之一",寫的雖然是殘酷的事情,但爲的是讓人“認識這一點,才能對人類的心靈和肉體進行醫治",這明明是在批判殘忍。茉莉的意思是因爲她自己沒看出批判,而只看到“歌頌",“渲染",所以就給莫言定了罪,這就是典型的文革式批判手法,就象毛澤東能從小說《劉志丹》看出作家是“利用小說反黨",姚文元從《海瑞罷官》看出作家是“爲彭德懷翻案",都是幷非作者本意,而我們偉大的“黨"能從作品中看出來,從而把作家在政治上或道德上打倒,甚至活活整死。

本來,讀者讀後的感覺如何,怎麽解讀文學作品,往往是自己的事情,和作者本人的動機往往無關,如無確鑿證據,如作者本人的明確宣示,則不可輕易妄下評判甚至“誅心"。比如魯迅先生早說過,一本《紅樓夢》,有人看到的是“淫",有人看到的是“排滿",有人看到的是“空",如此等等,誰能斷言曹雪芹到底爲甚麽政治目的要寫這部小說?《檀香刑》也如此,作者本意批判殘酷,我們怎麽隨便可以說作者在“歌頌"甚麽“渲染"甚麽,而因此而“道德淪落"呢?

從邏輯上講,連茉莉都沒有否認她自己看到了小說要描寫的這種“殘酷"或“殘忍",那麽這部小說就已經比較成功了。而從審美的角度,一個作家采取甚麽方法甚麽語言風格甚麽結構來描述是可以有很大不同的,從古典到浪漫,從寫實到虛構,從自然主義到象徵主義,從工筆白描到濃墨重彩的“渲染",都無不可。

再說茉莉從小說中看到莫言成了一個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者,這也是茉莉自己的看法,無關事實。如果我也照茉莉這種“党文化"式的解讀作品的方法來看這部小說,也來“誅心"式的文革大批判,我要給莫言找的罪名大概正好相反:他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了,因爲莫言已經是有國際影響的作家,作品早有被翻譯成西方文字的,據說還多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不光在中國得大獎,而且一發表在國外也引起注意,很快有翻譯發表。而莫言這部小說編造了如此令人髮指的中國其實沒有的“酷刑",渲染的是中國文化與政治的殘酷,實在是在爲中國文化抹黑。而他筆下的義和團,表面大勇大義,其實愚昧落後,不懂得接受先進的科技和文化,還相信那些讓歌德學院的院長哈哈大笑的無稽之談,不是讓外國讀者讀了只會更瞧不起中國人嗎?這哪里是在“歌頌",不是很賣國嗎?早先,根據他的小說《紅高粱》改變的電影得獎,不是就有人說這是專門爲外國人看的嗎?總之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如果我要鬥你,給你扣帽子,那你怎麽寫都難逃羅網。文革中就有這種場面,不同派別的紅衛兵爭搶批鬥對象,但不是有誰要爲批判對象辯護,而是看誰能把批判對象搞得更臭更壞。>說茉莉的文章是“党文化"的文革式批判,還因爲她穿鑿附會斷章取義,也是文革大批判典型手法。如把莫言說的“大撤退"和“歌頌義和團"直接聯繫起來。其實,讀者要是能看到莫言的“後記",就知道他說得很清楚,他所說的“大撤退",是指創作方法上的大撤退,不是政治態度,不是退到民族主義,和茉莉所說的撤退到“歌頌義和團"風馬牛不相及。關心中國當代文學的人知道,莫言與馬原殘雪等被認爲是中國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新潮小說的代表人物,特別是受美國作家福克納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所以莫言說,他要從中國文學目前偏重借鑒西方文學的潮流“撤退"。

所以這次寫《檀香刑》,在語言上形式結構上都有很多不同,如傳統說唱藝術的語言形式[現在讓許多西方譯者都望而却步],“鳳頭,猪肚,豹尾"的布局等。如果僅從題材來看,從最早的《紅高梁》到後來的《豐乳肥臀》等,莫言的一系列重要作品早都以自己的老家鄉村歷史文化爲背景,早是個鄉村與民間作家。《檀香刑》的義和團人物和《紅高梁》堛漣雂擳^雄土匪司令何占鰲其實一脉相承,要說“歌頌",那早就“歌頌"過了,根本沒有茉莉所杜撰的莫言現在才要“撤退"到民間去寫義和團那種大變化。如果說莫言是現在才退到民間,那過去的莫言在哪里?從文學的角度來說,莫言是要努力清除過去作品顯然易見的西方文學影響,而且他認爲自己“撤退"得還不够,意思是清除得還不徹底。一個作家放弃創作上的輕車熟路,要在風格和語言上重起爐竈,回到民族文化的特色,這本來是非常正常甚至非常可貴的事情。高行健大概無人認爲是民族主義者,但他也强調過要在語言上抵制西方語言的影向,回到真正的漢語傳統中,甚至說“的,地,得"等詞都是現代漢語受西方影響的結果,因此要在創作中儘量摒除[見《沒有主義》中“文學與玄學"一文]。難道我們也可以生拉硬扯,說高行健要“回到中國封建傳統"去嗎?中國過去的文學傳統是反面事物都很臉譜化,讓人一看就一清二楚。現在一些淺薄的好萊塢式的電影也是如此,比如一出現紅衛兵就很猙獰。但真正出色的文學當然不是如此,今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匈牙利作家凱爾特斯,就是在描寫納粹集中營生活的時候也不是用簡單的批判或控訴的口吻,而是象個見證人一樣冷靜而顯得客觀地叙述,甚至寫出其中生活的猶太人也不乏小小的歡樂,也有很多人類善于勾且偷生的弱點。用同樣道理,是否描寫義和團就要把義和團寫得青面獠牙,或寫得愚昧落後,而不能描寫他們用肉身去和洋槍洋炮對抗的大義大勇,否則就成了“歌頌",成了問題甚至罪名?我知道茉莉是比較推重好萊塢電影那種風格的。

這種說法可不是無中生有,因爲她曾在一篇文章中用一個好萊塢電影來貶低高行健的《逃亡》,說電影中一個牧師居然願意代替別人去死,多麽高尚,那才是好作品,不象《逃亡》中的人只會逃生,也屬于“道德淪喪"。我是《逃亡》的發稿編輯,連我看了那篇文章都心驚膽戰,覺得自己罪責難逃。而我還是認爲,寫出了人的逃生本性的《逃亡》倒是更真實更有文學價值的,更接近人而不接近神[牧師],比那部好萊塢電影高明的多。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有個名劇《迦堬介ョn,寫的是偉大的科學家迦堬丹p何向宗教裁判所低頭認錯,放弃“太陽中心說"的真理而??且偷生。這部作品文革後在北京上演,讓剛從浩劫下偷生過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看得熱泪滾滾。我就不會因此批判布萊希特在“歌頌活名哲學",而認爲他寫出了真正的人性和理性,因爲我們這些凡人,大都不會象哥白尼那樣堅持真理而被燒死,大都會放弃真理苟且偷生。八九年天安門運動那一代要是早看過《迦堬介ョn,大概最後也不會導致那樣令人痛心的結果。最後要說明,我也是所謂“在紅旗下長大",當然要警惕“党文化"對自己的影響。但我對茉莉的批評是否也是無中生有的“党文化"式的批判,我相信讀者自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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