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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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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與死刑

茉莉

從來沒有一次事件像南京判取殺害德國商人罪犯死刑一案,把西歐深入人心的反對死刑態度,如此真切地展現在中國人面前﹕今年四月,四名中國青年在南京市金陵御花園,殺害了中德合資企業外方副總經理普方一家四口,被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然而,這個看似天經地義的「殺人償命」的判決,卻遭到了來自死者家屬和德國政府的抗議。不但死者家屬要求中國法庭免罪犯一死,就連與此事無關的葡萄牙、法國、瑞典等國政府,也與德國政府一起聯名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

在悲傷的德國死者家屬看來,他們所遭受的慘禍,絕不能以再一次制造慘禍--法律的名義下的國家性謀殺來償還。這種在西歐已經普及了的人道主義博愛理念,對于今天已經物質現代化了的中國人還很陌生。

父親把對死刑的憎恨遺傳給他

以尊重人權的社會意識沖擊殘酷的死刑制度,自意大利法學家貝利亞吹響戰斗號角,二、三百年來,一代又一代歐洲人文思想家為之抗爭,使得西歐成為世界廢除死刑的策源地。其中兩位為中國人所知的法國著名作家﹕雨果和加繆,就分別代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兩位「廢除死刑論」(abolitionnisme)的典型。

雨果是法蘭西共和國精神的象征,其廢除死刑理論的基本前提是「生命權不可剝奪」。年紀輕輕即死于車禍的加繆,在他短暫而輝煌的一生中,發表過不少廢除死刑的論述。從《關于斷頭台的思考》、《異鄉人》到未完成的遺作《第一人》,死刑問題始終是貫串加繆作品的一條基本線索,雖然這一點並未引起文學評論界的重視。

和其他反對死刑的思想家不同,加繆反對死刑的態度首先不是來自科學理性的認知,而是來自父親的遺傳。出身于法屬阿爾及利亞首都貧民區的加繆,當他還是襁褓嬰兒時,其父就在一戰中為法國捐軀,他成了沒有父親的戰爭孤兒。

從不識字的外婆和母親那里,小加繆聽到的唯一關于他父親的故事即有關死刑,結果這個故事影響了他的一生。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不久,一名殺害了一家農民的罪犯被判死刑,加繆的父親興致勃勃地半夜起床去看這次斬首,回家後,他沒有向任何人說起他在斷頭台所看到的情景,而是帶著一副憂傷的表情,一頭撲到床上,突然嘔吐起來。

四十年後,昔日的孤兒已經成了著名作家,他貢獻給法國一種新穎的文學--一種負有道德責任感的文學。在他的作品里,父親的這段故事一再被引用,他以此呼吁取消死刑,因為他認識到﹕斬首的過程對于像他父親那樣正直的普通人實在太可怕了。一個完全合乎正義的懲罰產生的不是其他後果,而是使他病倒,那麼,人們不禁要問死刑的價值何在?

為判取死刑的法奸請求赦免

加繆是二戰中抵抗納粹的英雄。他在德國佔領時期為地下報紙撰寫的文章,是那個時代法國最清晰、最富正義感的聲音。許多同志和朋友在抵抗運動中悲壯犧牲,有的飽受侮辱和折磨。因此,在法國解放的最初幾個月里,加繆堅決主張懲罰法奸。他反對對貝當實行任何寬恕,因為「法國那麼多人頭落地都是由于他簽署的那些法律。」加繆認為應該「以劍勝劍」,對那些民族罪人采取最鐵面無情的正義手段。

然而,隨著憤怒感情的平息,加繆開始對懲罰法奸問題進行深沉的思考。終于,那與生俱來對死刑的反感佔了上風,他開始反對以正義的名義對那些罪人---法奸們進行報復。和昔日的同志、以及法國共產黨的一場嚴肅的爭論,是圍繞處決法奸皮埃爾•皮舍進行的。

皮舍在維希政權時期擔任法國內政部長,他和德國納粹合作,手上沾滿了無辜人們的鮮血,因此在戰後被戴高樂派以叛國罪判取死刑。當時法國的輿論普遍認為,皮舍因為與敵人勾結而被槍決,這表示正義在法國得到了伸張。

加繆卻對此表示他的「惡心」與「反抗」,他寫道﹕「沒有一位作家不知道生命的價值,我想這是生命的尊嚴之一。也許正因為這我才對正在執行的人類法律十分反感。」這場爭論是法國知識分子在戰後最關心的問題,加繆的文章到了滿城爭說的地步。

另一個懲罰法奸的案例是作家布拉齊亞克的案子,在納粹統治時期,這位才華橫溢的作家竟然把法西斯主義說成是「二十世紀的詩歌本身」,他在法奸報紙上發表的大量反猶太、親納粹言論,對受難者造成了傷害,因此被判取死刑。

是否在向戴高樂請求赦免布拉齊亞克的請願書上簽名,加繆為此曾在艱難的思考中通宵未眠。他痛惜自己的那些被折磨被殺害的同志,對像布拉齊亞克那樣的法奸充滿蔑視。然而,他終于在要求赦免布拉齊亞克以及其他法奸的請願書上簽了名。呼吁過「無情的正義」的他,最終還是反對判取貝當元帥死刑。他說﹕

「首先是必須明確說出事物真相,即任何死刑都與道德相悖,其次是因為在這一特殊的案例中,死刑只會給這個狂妄的老頭(指貝當)增添一個受難者的聲譽,相反在其敵人的頭腦里,會為其贏得一些好感。」(1945 8 2日)

他們是一些沒有國籍的人

對死刑的深惡痛絕是加繆與斯大林分子決裂的原因之一,也使得他與他一向支持的阿爾及利亞穆斯林民族解放運動產生矛盾,因為他認為﹕即使是為了一個正義的事業,也不應該使用恐怖手段。

在那個時期,沒有一個人支持他的立場,相反,來自各方面的攻擊卻非常無情、防不勝防。在加繆發表《關于斷頭台的思考》後,就連被人認為是天主教道學家好好先生的莫里亞克,也這樣刻薄地攻擊年輕的加繆﹕「在嚴刑拷打卷土重來時奢談廢除死刑?瞧你,說話要有點邏輯頭腦,加繆!」經歷過納粹屠殺的人們不能理解加繆對于死刑的立場。直到十年之後,莫里亞克這位老作家才不得不承認﹕加繆是一代法國人的良知。

戰後有一天,加繆遇見一位昔日抵抗運動時期的戰友.。那位戰友成了左派革命者,他們已經分道揚鑣,因此談話不很投機。加繆總結說﹕「問題的關鍵在于,無論發生什麼事,我總會保護你而反對對準你的死刑的槍口,而你卻會被迫贊成別人槍斃我。……」

加繆因此感到極其孤獨。他的立場完全不被人理解,幾乎是難以堅持的,但是他仍然繼續闡述他的觀點﹕法國需要憐憫。他寫信給司法部長,要求赦免所有為敵偽報紙工作的編輯,說他們雖然有罪,但這些人現在每天早上都在等待被判決,這種懲罰已經足夠了。

孤軍作戰的加繆因此把這個世紀稱為「恐怖的世紀」,他說,在這個時代,有這麼一種人既拒絕蘇聯和美國的制度,又反對將殺人合法化,他們便成了一些沒有國籍的人。這些不願殺人也不願被人殺害的人們,自然會遭遇到一系列被孤立的後果。

今天的歷史已經告慰加繆,他的地下之靈不再孤獨。加繆曾經主張﹕阻止「合法」的國家謀殺的唯一辦法是「相對烏托邦」,即人們必須團結起來,簽定一份國際公約以取締死刑。他要求人們對殺人行為進行反思,選擇向沉默和恐怖宣戰。今天我們可以從不少國際人權組織身上看到這種「烏托邦」的作用。

就在撰寫此文的時候,筆者收到瑞典國際大赦組織的邀請,去參加拍攝一個題為《你可以改變》的人權電影。加繆去世後不久的1961 年,由英國律師彼得•本南森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引起,反對死刑的人們成立今天在全球160 個國家擁有逾百萬成員的國際大赦組織。他們四十 年來不懈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死刑的認識,使得許多國家在法律上或在事實上廢除死刑。

名望使他有機會幫助他人

年紀輕輕就擁有巨大名聲的加繆深知成功的悲哀,就連諾貝爾文學獎帶給他的也多是恐慌和苦澀。但同時,加繆發現名聲可以給他機會,使他能幫助許多受苦的人。在他二十二歲加入法屬阿爾及利亞共產黨時,他對他的老師寫信解釋﹕「我有強烈的願望,希望看到使人類悲傷、痛苦的現象得以減少。」因為持不同政見而被共產黨開除的加繆,對斯大林恐怖時期「合法」的國家謀殺進行激烈的指控,這些表現在他的著作《反叛者》和《正義者》中。

曾經埋頭批閱與血腥的死刑史有關的歷史資料和法律文件,加繆受到沉重的煎熬。在加繆作品中處處可見的關于死刑的論述,充滿了人性並顯示出真正的痛苦。他認為藝術不可能逃避人類共同的苦難,藝術與一切壓迫為敵。1946 年加繆為他的一部隨筆擬好的開場白是﹕「唯一真正嚴重的問題是謀殺……。」這句話幾乎是他原來的著作《西西弗斯神話》開場白的翻版,只是把早先的「自殺」改為「謀殺」。這一取代表明,他已經從對個人與世界關系的檢討,發展到對人類與歷史必然性、國家性謀殺的檢討。

為了幫助被判死刑的人,加繆除了寫作之外,還盡可能參加社會活動,參加各種集會演講。1952年,西班牙的幾位工會領袖被判死刑,加繆全力協助法國人權協會在巴黎組織集會,他不但自己發言支持西班牙共和運動的犧牲者,而且不計前嫌地邀請一些曾經攻擊他的法國作家參加,以壯大聲勢。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年,加繆還在利用他諾獎得主的聲譽,向戴高樂政府提供各種被監禁和起訴的政治犯和死囚名單,要求總統寬赦。不管是法國人還是法屬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獨立人士,加繆都為之奔走呼號。後來一些著名的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獨立人士之所以活下來,要歸功于加繆的努力。

由于在中國監獄里曾和一群年輕的死囚有過刻骨銘心的交往,筆者因此也經常對國家這個龐然大物發難,質疑它從何得到剝奪渺小生命的權力。對中國人來說是見仁見智的死刑問題,我們從像加繆一類的歐洲人道主義者的思考與抗爭中,至少可以吸取這麼一點﹕尊重生命。

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