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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左派是一個怪胎 －－我看滑稽的反戰《聲明》 茉莉 如果一定要我在左右兩派之間選擇站隊的話，旅居瑞典多年的本人，大概會傾向歐洲左派這一陣綫。這裏有許多國內自由派朋友不能理解的原因：首先，我這個家庭的難民身份，决定了我不能不傾心于維護弱者權益，幷保護移民不受新納粹騷擾的歐洲左派。更主要的是，在歐洲參與人權活動時我驚奇地發現：積極關注本國和他國人權狀况的人，大部分是左派。 我在歐洲最敬愛的兩位大姐，就是正直、純粹而高尚的左派。最近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戰爭逼近，一位法國大姐在電話裏劈頭就對我痛斥美國。另一位瑞典大姐從她旅游的途中，寄來一張美麗的風景卡，也忘不了卡片後面寫上反戰口號。而這兩位大姐，都是激烈抗議中國政府血腥的“六四”鎮壓、幷關注中國政治犯的人。 通常，我對歐洲左派朋友的反戰觀點報之以沈默。我理解這些朋友善良的心願，很清楚他們大都是一些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在國內事務上，他們一貫主持公正，維護弱者，但在國際事務上，他們却經常有幼稚上當的時候。就如這次反戰，他們把一切罪過都歸結于美國，持的是一種非黑即白的糊塗觀念。 在本人看來，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類其實經常處于兩難境地：只能在深灰色和淺灰色之間選擇。戰爭當然是壞事，但薩達姆政權無時無刻不在迫害伊拉克人民，對文明世界進行威脅，何嘗不也是一件壞事？既然人類狀况注定處于灰色地帶，我本人對此取第三種態度：既不主戰也不反戰，希望薩達姆自動流亡以避免戰爭。如果戰爭不可避免，我只能祈求它儘量少傷害平民。 之所以對這次反戰運動持猶豫態度，還由于我在瑞典結識了一些伊拉克朋友，和他們的討論使我認識到：伊拉克人民承受的苦難太深重了，他們迫切希望推翻薩達姆。在祖國面臨戰爭時，他們一方面擔心戰爭給家鄉親友帶來危險；另一方面，他們又期望美國的攻擊給伊拉克一次再生的機會。 儘管本人態度猶豫，但却欣賞歐洲和平主義者的人道訴求，尊重參與反戰運動者（包括歐美左派）所持的立場和理念。但是，當中國新左派學者韓德强、曠新年、上海劇作家張廣天等人發起簽署《中國各界反對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劃的聲明》時，我却只有一種想要發笑的滑稽之感。 導致我産生這種滑稽感的原因，是這個《聲明》發起人的虛僞和做作。如前所言，歐洲左派在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中奉行的原則是一致的，人們可以在很多方面批評指責他們，但很難說他們不真誠。然而，中國新左派發起的反戰《聲明》，高唱“出于對正義的和平的愛好，出于對人的普遍權利的關注”，是爲了“生命、自由和尊嚴”，這種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似乎只是選擇性地表達－－－只對國際社會尤其是對美國表達。 已經有不少朋友用充分的事實表明，發起這個《聲明》的新左派代表，只是一些“國際民主主義者”，即他們幷不關注國內人民的權利被侵犯，也不向專制政府要求本國的民主。雖然簽署這個《聲明》的簽名者中，有個別令人尊敬的朋友也曾在“營救劉荻”等公開信上簽過名，但那些主要發起人，是不屑于關注本民族的小妹妹劉荻和西藏活佛這類受害者的，也對中國工農爭取自己權益的運動視而不見。 其實，中國政府每時每刻都在向本國人民發起“戰爭”。錢鍾書等中國學者早就指出：“‘刑罰’之施于天下，就是戰爭。”雖然這類戰爭不使用大炮和核武，却使用了猙獰的國家機器－－－軍警、監獄和處决人的槍彈。對這類無辜關押幷虐待本國人民的“戰爭”，長期卑怯地保持沈默，却以“大義凜然”地姿態，抗議遙遠美國的“殘暴”，這是新左派“國際民主主義者”的杰出表演。 他們的表演太有意思了。他們似乎抓住了一個“歷史機會”，集合起來，雄赳赳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但只要他們不向本國的“戰爭罪犯”－－中國專制政府發表一個同樣的《反戰聲明》，他們實際上是在告訴世界這樣一個可笑又可憐的邏輯：我們中國人不在乎本國是否有人權民主，我們只關心你們的民主人權；我們不需要在自己國家有發言權，我們只要爭取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 與中國左派截然不同的是，西方左派是首先在本國爭取民主人權的，他們的反戰，是在本國民主制度健全的前提下的自由表達。而假冒僞劣是當今中國的不治之症，在我這個“准歐洲左派”（什麽時候高興了去加入瑞典左派黨轉爲正式）眼裏，中國新左派仿佛是一種近乎怪胎的東西。 著名的西方左派－－德國籍哲學大師哈貝馬斯那年訪華時，曾經就中國新左派的問題談過他的兩個感覺：一，“讀了他們的東西，我感覺到他們的觀點有爲極權、專制服務，爲文化革命辯護的傾向。”二，“我看他們常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總覺得用得不對勁。歐洲和美國都有直接爲文化革命辯護的理論，他們可以直接拿來應用，不必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 中國新左派把“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視爲重要的理論資源，而作爲“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却認爲中國新左派不配運用他們歐洲左派的理論，這就證實了本人的一個判斷：中國新左派在世界左派陣營裏，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怪胎。 03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