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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瑞典演講的一段插曲

茉莉

作爲一位演講者,曹思源先生無疑是很成功的。六月初,他在斯德哥爾摩談“私有化在中國”的問題,廣證博引,妙語如珠。在談到目前中國私有經濟的比重不斷上升時,他引用了確鑿的數字和圖表演示,無可辯駁地說明:正是私有企業養活了中國,是私有化拯救了社會主義。除了要求中共當局承認幷推進私有化之外,他還給中共自身的改革開了五大藥方,要求中共改宗旨、改名稱、允許競爭、三權分立。

我們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聽衆,對曹先生的演講自然心領神會,聽到幽默精彩之處,不時爆發出哄堂大笑。瑞典聽衆中的漢學家和外交官員,對曹先生介紹當前中國的情况,也是非常有興趣的。但意想不到的是,旁聽演講的個別瑞典人和旅居瑞典的拉美移民,却對曹思源提出了激烈的質疑。事情過去一個月了,筆者回想此事時發現:那一段戲劇性的小小插曲貌似簡單,堶却有著很深刻的意蘊---不同國情、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歷史、不同意識形態的碰撞與交鋒。

領教了瑞典人的平等觀念

衆所周知,著名的“瑞典模式”,是一種從搖籃到墳墓都由國家包下來的社會制度。在瑞典,醫院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實行的是全民醫療保險,病人只需要交納挂號費和少量的藥費。那年我的兒子患了闌尾炎,三天住院開刀,只花了大約一百人民幣的挂號費。孩子還不讓爸爸媽媽去病房陪他,因爲醫生護士們把他照顧得再周到也沒有了。

但是,由于這種高福利制度奠基于高稅收之上,近年來,高稅收制度趕跑了不少資本家和有錢人。一些大公司威脅後采取實際行動,紛紛把公司遷到外國去。于是,瑞典不得不調整政策向右轉。就在曹思源來瑞典之前,斯德哥爾摩正在討論是否允許開辦私立醫院的問題。不少瑞典人擔心,在允許辦私立醫院後,公立醫院的預算會縮小,窮人的病將得不到必要的治療。

一位瑞典老人因此質問曹思源:“如果中國私有化了,那麽教育、醫院只爲有錢人服務,窮人不能享受足够的教育和醫療,你覺得這是道德的嗎?”曹思源回答說,應該允許私立醫院競爭,“像美國那樣,學校和醫院都可以分公立和私立的,公立收費低,私立收費高,再通過社會保險制度來解决窮人的問題。”

曹思源先生也許比較瞭解美國,但瑞典人如此强烈的平等觀念,他可能還是第一次領教。在一般瑞典人心目中,生命的價值是平等的,如果因爲貧窮而只能獲得較差的醫療,這是一個殘酷的道德問題。在其他國家的人們大都信仰“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時代,不管“瑞典模式”遭到怎樣的嘲笑和抨擊,它反映的確實是人類最美好的平等理想。尤其是在今天,瑞典人不認爲那些靠炒股、靠繼承遺産的富人是“勤勞致富”,而且,人們也深深理解,許多人失業絕不是因爲懶惰的緣故,無奈的他們不應該被社會抛弃。

南美移民質疑曹思源

在鄧小平倡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爲之歡呼的中國人很少進行這樣的道德質疑:讓什麽樣的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人應該怎樣回饋社會?怎樣保護窮人的基本生活與醫療?我們只知道叢林中的動物“强食弱肉”天經地義,却不瞭解,許多動物也具有保護自己群體中弱者的天性,人類應該比動物更具愛心。

曹思源老兄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到瑞典講中國私有化的問題,却出現南美移民沖著他生氣的情景。在他演講之後,一位帶西班牙口音的男子首先質問:“中國經濟改革的趨勢是私有化,那麽您認爲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改革呢?還是改變成爲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呢?”曹思源的回答很得體:“姓社或姓資都無關緊要,我認爲關鍵問題在能不能讓所有的人民都能過上好日子,中國的歷史經驗證明,國有制不能讓人們過好日子,私有化的經濟改革却能,那就够了。”

另一位看來也是南美移民的女聽衆更是氣憤地站起來,大聲嚷嚷說:“你說了那麽多,其實就是想把中國的社會主義變成美國那種資本主義。美國窮人那麽多,他們過的是什麽日子?你根本不知道窮人的痛苦。南美國家都搞了私有化,只是使富人越富,窮人越窮,哪里能够‘使所有的人民都能過上好日子’。我是從那堥茠滿A有親身體會。”兩位聽衆似乎都爲“偉大的中國社會主義明燈”(第三世界人民的普遍誤解)快要熄滅而深感悲哀,他們說:“中國要是私有化了,不但是中國的灾難,而且也是世界的灾難。”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曾遭抗議

如果曹思源先生瞭解早先一位諾獎得主在瑞典的經歷,他就會明白,他在此地碰上的插曲只是當年的一個變相翻版。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密爾頓-弗媦w曼獲得諾貝爾經濟獎。弗媦w曼是貨幣經濟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那些年,芝加哥大學從南美招收攻讀學位的學生。他的幾個智利學生---一群被稱爲“芝加哥小子”的年輕人回國後,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所重用,在智利推廣弗媦w曼那極端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結果造成通貨膨脹,失業急劇增加,貧富分化嚴重。加上皮諾切特屠殺了幾千反對他的左翼人士,留下至今國際社會仍然在聲討的血債。因此,許多人認爲弗媦w曼與智利問題有牽連。

弗媦w曼獲諾貝爾經濟獎的消息一公布,就引發了一場盛大的抗議活動。瑞典的智利委員會指責說:弗媦w曼要對“當前智利的失業饑餓政策負責”。當隆重的頒獎儀式開始,音樂大廳外,一群從智利逃亡來的政治難民憤怒地集會示威,高呼口號“不要頒獎給弗媦w曼!”大廳內,當弗媦w曼正從瑞典國王手堥獎時,一位年輕的智利藝術大學生舉臂高喊:“弗媦w曼滾出去!”使得滿座皆驚。

這一幕抗議鏡頭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但它不斷地在瑞典電視上重現,促使人們去思考複雜的經濟問題。今天,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僅僅因爲弗媦w曼主張市場經濟,就把智利市場化改革中的失誤歸罪于他,這是很不公正的。但是,一些矯枉過正的中國經濟人,却以智利經濟的發展爲例,贊美專制政體與放任自由的成功結合,大肆宣傳說:只要專制爲經濟自由化服務,就能創造奇迹。

中國應該創造更好的模式

199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馬蒂亞曾批評過這種傾向:“更多地關注擴大市場關係的領域,而不是關注建立民主、擴大初等教育或提高社會上失敗者的機遇。”這簡直就是對當今中共專制加市場的寫照。

正如曹思源先生所斷定的,中國的私有化既是一個現實,也是不可逆轉的未來。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中國私有化過程是極其肮髒和不公平的。大小權貴趁機化公爲私、聚斂財富,付出高昂而悲慘代價的,却是無數底層的工人和農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應該更具智慧地認識到:發展目標和公正目標之間幷非完全對立,維護失敗者和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權利,是改革事業無權忽視的一個主題。希望曹思源一類志在改革的專家,吸取他國改革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創造出中國經濟改革的新模式。

0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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