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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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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溫暖火熱的女性--懷念安娜.林德

茉莉

聽到安娜.林德女士(Anna Lindh)遇刺身亡的噩耗,我正在圖書館里。剛從報架上取下報紙,想了解一下這位女外交大臣在醫院做手術的情況,一位熟悉的圖書管理員走到我面前,輕輕地說﹕“你看的這個已經是舊聞了,她已去世了。”

我拿報紙的手就僵在那里。兩個女人--瑞典的和中國的,站在圖書館的一角,無聲地淚眼相望,末了,我哽咽著說﹕“瑞典應該好好保護自己的政治家。”

瑞典政治家在街頭遇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86年2月,首相帕爾梅同夫人一起去看電影。電影結束後,老兩口挽臂並肩步行回家。夜色中突然幾聲槍響。那位深受國內外人民敬重的59歲的首相,連一句遺言也沒留下,就匆匆地走了。此案至今未破。

今天,那麼年輕快樂、生氣勃勃的安娜(讓我還是和瑞典人一樣昵稱她的名字吧),竟然和她社會民主黨的前任領袖一樣,血染斯德哥爾摩街頭。巨大的震驚和悲痛,再一次襲擊瑞典。

像瑞典這樣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國家,幸好有教堂給遭受心靈傷痛的人們,提供一個表示哀思的場所。聽到噩耗後,成千上萬的瑞典人排著隊,到各地教堂點上一支支蠟燭,默默地為安娜祈禱。哭泣著的人們互相擁抱,安慰自己也安慰他人。全國下半旗,在林德遇襲的百貨公司門外,地上擺滿了鮮花。

安娜去世的第二天,近五萬瑞典人在首都Sergels Torg廣場聚集,沉痛悼念安娜林德,並抗議暴力活動。廣場上,人們手持著紅玫瑰或舉著瑞典國旗,面對那安娜面帶笑容的照片。安娜生前最愛的瑞典明星Eva Dahlgren,含淚演唱一首《房間里的天使》。優美的歌聲伴著無盡的哀思。在瑞典其他城市,也舉行了類似的紀念會,人們以默哀向去世的安娜致以敬意。這是自反越戰抗議活動以來,在瑞典舉行的最大型集會。

開放社會和官員安全問題

慘案發生後,瑞典警方是備受公眾指責的對象。一位身居如此高位的部長大臣,居然沒有給配備安全保鏢,外出時沒有任何隨行人員,這不僅使外國人感到不可理解,就是在習慣于把政府官員當普通人的瑞典,人們不能不反復地質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慘烈的悲劇,我們瑞典的制度是否需要改變?

就治安環境而言,瑞典犯罪率比較低,暴力事件相對來說比較少。有著兩百年和平的歷史,中立國瑞典在世界上沒有什麼死敵,社會因此穩定祥和。因此,除了國王和首相安排有保鏢衛護之外,對于其他政府官員,不但是警方不認為有保護的必要,就是官員自己,也不喜歡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他人介入(當年帕爾梅首相和太太去看電影時就拒絕保鏢跟隨)。這種政治家平民化的作風,使得官員和人民之間沒有多大距離,因此也很被老百姓所欣賞。但這種作風,付出了鮮血作為代價。

這次外交大臣安娜之死,使瑞典人痛感有加強保護政府官員的必要,警方也在反省,並立即采取安全措施。但是,瑞典人民仍然不願意放棄他們長期以來為之自豪的開放政治,他們聲稱絕不向暴力屈服,絕不讓暴力事件打擊瑞典的民主制度。因此,原定于14日舉行的全民公投將如期進行,這次公投將決定瑞典是否加入歐元區。安娜生前一直極力主張瑞典加入歐元區,在她去世後,反對和贊成的兩派公投拉票陣營,都立即停止了正熱烈進行的宣傳攻勢。大家決定以積極參與投票的行動(不管是支持那一方),向已故的安娜表示敬意。

換一種眼光看政治人物

需要瑞典人反省的,不但是政府官員的安全保障問題,還有一個善待政治家的問題。前任外交大臣林娜,在電視台討論時悲哀地說﹕“安娜死後獲得了她生前沒有享受過的贊譽,但是,為什麼人們不在她生前更慷慨一點?”她的意思是說,每日辛苦工作的安娜,生前也和其他瑞典官員一樣,是飽受責難的,很少得到肯定和贊揚。

來自有“官本位”傳統的東方國家,在我的眼里,這瑞典官員還真不那麼好當。前不久,女部長蒙娜.莎琳來到筆者居住的城市,做勸說人民支持加入歐元的演講。蒙娜辛苦演講了一個多小時,沒有人給她倒一杯水喝,她就那樣干站在那里,不厭其煩地回答選民提出的各種尖銳的問題。蒙娜當年曾經官至副首相,地位不可謂不高,但在一般瑞典人眼里,她不過是一個普通公僕、一個需要討好選民才能實現其主張的政客而已。

安娜.林德去世後,人們說,以安娜有卓成效的工作、良好的聲譽,她本來可以成為下一屆瑞典首相。和安娜同在社民黨內崛起,兩人做了三十年好朋友的蒙娜.莎琳,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有了成為瑞典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可能。但這位蒙娜一頭栽了,就栽在瑞典的一個查閱公開文件的原則(Offentlighets-principen)上。為了圖方便,蒙娜偶然使用公家的信用卡購買私人物品,雖然每次事後都一一還清,但仍然屬于挪用公款的性質。按照“公民有權查詢政府文件”的法律,有記者追蹤至蒙娜的辦公室,查出她共挪用了六千多美金的證據,蒙娜因此一度丟掉官職。

因此,筆者曾經對朋友說,由于瑞典透明而平等的政治制度,政府官員的收入不太高,其地位也不是很受尊敬的,況且還需犧牲自己的私人生活,因此,一流、二流人才大都不願意成為政治人物,他們更願意去從事自己喜歡的專業研究,或者進入企業掙大錢。這樣,就導致政府官員普遍教育水平不高,不夠專家治國的水平。

然而,經過多年的觀察,筆者發現,這位在46歲突然辭世的外交大臣安娜,確實屬于一流人才。她法律專業出身,25歲就進入議會,1994年擔任環境部長,後升任外交大臣。2001年,瑞典擔任歐盟輪任主席國,安娜與其他高級外交家出訪了世界多個城市,在國際舞台上穿梭,以其個人魅力獲得成功,因此被稱為“歐盟女王”,成為瑞典對世界展示的形象。

安娜是一位溫暖的女性。作為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有令人們羨慕的家庭,一有空,她就回家和先生孩子團聚,很盡女人本份。在工作上,她具有廣泛的國際知識和敏銳的判斷力,熱情能干,富有凝聚力,善于與人合作,工作極有效率。在外交桌上,她是強硬而火辣的談判對手,且不時表現出幽默感,令她的對手和論敵為之折服。英國外交大臣斯特勞在安娜去世後說﹕“她是一個體現了瑞典乃至全歐洲最美好一面的女性。”

安娜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

 

在安娜的性格中,有我非常喜歡的一種特點﹕直率敢言、勇敢無畏。她不但批評美國,批評其他歐盟國家,更是尖銳而毫不客氣地指責侵犯人權的專制者。

例如,她曾經毫不留情指責土耳其政府鎮壓庫德族、迫害政治犯和濫用死刑,並對想要加入歐盟的土耳其提出改善人權的要求。這種不太講究“外交辭令”的率直做法,曾經在瑞典外交部門引起“太政治化”的批評。但後來證明,林德的這一做法是對了,歐盟各國采取了一致行動,把改善人權狀況作為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條件。

作為“歐盟女王”,安娜.琳德曾代表歐洲聯盟一方,與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對話,談話焦點集中在人權問題上。她直截了當地對北京濫用死刑、鎮壓少數民族和民主人士、壓制宗教信仰等問題提出了關注,並督促中國政府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人權侵犯。

筆者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1999年7月,在瑞典公開招聘大使館駐中國文化參贊之時,年輕的瑞典漢學家陳安娜,以中國現代史及當代文學博士的資格去申請報考,被視為最符合條件的人選。但由于她的丈夫陳邁平是中國異議人士,為當時的中國駐瑞典大使王桂生所不喜,因此,王桂生威脅說﹕如果瑞典任命安娜為駐華文化參贊,中國方面將行使拒絕權。

中國大使王桂生的一系列所作所為,嚴重地干涉了瑞典的內政——招聘人員的程序,在瑞典外交部動搖之際,休假歸來的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在聽了輿論的強烈反應後,立即快刀斬亂麻地宣布﹕(一)瑞典暫停向中國派遣文化官員,凍結招聘工作,並對這個事件的整個過程進行調查。(二)外交大臣決定于7月12日召見中國大使,當面對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為了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這位小小王國的女外交大臣拒絕對一個強權大國屈服。瑞典大使館駐華文化參贊這個職務,至今仍然被凍結著。

至筆者撰稿時,殘殺安娜的凶手仍然在逃。在感嘆生命如此脆弱之時,筆者也為國際人權事業失去一位勇敢的捍衛者而痛心。正如大赦國際組織瑞典分部主席所說的﹕安娜對人權事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她是一位無人可以替代的政治家。

03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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