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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之死﹕美麗的和殘忍的

茉莉

在八十年代初的英國,第一個公開站出來承認自己患了艾滋病的人,是藝術家、電影導演德里克.加曼。有人問他這種勇氣從何而來,他說﹕“為了我的自尊。我一生都在力爭活得坦白、明了、被人接受。”

當時的英國社會,雖然對同性戀和艾滋病仍舊有偏見與恐懼,但人們開始接受艾滋病,並善待艾滋病人。加曼活在同性戀朋友的愛情之中,社會給予他機會,讓他在被艾滋病奪去生命之前,以樂觀和博大的心胸,創造出迷人的藝術作品。

在去世之前,加曼已經雙目失明,皮膚肌肉都在脫落,但他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氣,拍攝下自己“與艾滋病共存”的最後歲月。因為發現許多艾滋病人對自己的病非常害怕,在那部叫做《藍色》的充滿詩情畫意的影片中,加曼對艾滋病情做了藝術性的解釋,讓人們產生勇氣去拒絕恐懼和絕望。在最後一本書《自承風險》中,加曼寫下他的遺願﹕“在我離你們而去的時候,我會唱著歌離開。--請讀一讀我在字里行間所寫的這個世界的關懷愛心。”

一個社會,能讓患了不治之癥的病人活得高貴、死得淒美,並把愛心留給他人,那麼,這個社會一定是一個人道的社會。在西歐,艾滋病被視為是人類的苦難,不管得病的是誰,大都能獲得社會的救助與適當的治療。因此,艾滋病人報復社會的事情不能說沒有,但絕對是極其個別的現象。

前不久有來自國內的報道,天津市多名艾滋病患者拿裝有自己血液的針筒在街上找人亂扎,造成天津市陷入極大的恐慌。據說,這是艾滋病人報復社會對他們的不公。他們中的許多人,既不嫖娼、賣淫,也不搞婚外情,更不吸毒,他們患病,皆因政府的不負責任,貪瀆和壓制真相報道,由醫源性“血禍”危害感染了艾滋病,因此一些艾滋病人絕望中走上極端,再去陷害別人。

這個可怕的扎針事件,讓我們注意到中國那樣一個對病人缺乏關愛的社會。在死神的陰影中掙扎,艾滋病人除了承受肉體的痛苦之外,還得承受社會的歧視。許多人因此失去身份,失去基本的權利﹕被單位隔離,被親友拋棄,政府的醫療部門對他們無動于衷,這樣,無路可走的他們選擇了報復。

中國社會對他們如此殘忍,他們便不顧一切地報復社會。這樣一個人性不健全的社會還能夠治療嗎?如果我們不致力于改造這個患了冷漠癥的社會,如果我們不去譴責中國政府的瀆職與不人道,那麼,我們怎麼能指責艾滋病人以死相拼呢?據說,他們拿著針筒亂扎針,其實根本感染不了什麼人,只是制造了社會恐慌,為的是喚起人們對他們悲慘處境的注意。

也許不少得了艾滋病的人終不免一死,但是,讓他們死在社會的溫暖之中,死在親友的關愛之中,而不是死在殘忍和冷漠之中,是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個公民的共同責任。

0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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