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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女性獲和平獎的意義

茉莉

莊嚴的紅地毯,伸在希林•艾巴迪--第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穆斯林女性腳下。穿著淡黃色套裙的艾巴迪,鎮定地踏上紅地毯,走向挪威奧斯陸的頒獎大廳。大廳內,美麗的鮮花怒放,人們翹首以待。

在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眼里,這條為艾巴迪而鋪的紅地毯,是一座連接東西方文明的橋梁,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國家,對東方穆斯林世界表示友好的一個象征。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奧勒•丹伯樂特•麥佳斯,激動地迎接這位來自伊朗的諾獎得主。他們握手了,大約握了四、五秒鐘的時間。各國電視現場直播,迅速地把這一鏡頭傳遍大半個地球。瑞典報紙的標題是﹕《這是一個對于和平和正義非常重要的握手》。

我守在電視機旁,注意到艾巴迪握手後那略為緊張的神色。任何了解這位女士的敏感處境的人,都不會不明白,她面臨著多麼大的威脅。她,一個穆斯林婦女,如此在外拋頭露面,沒有按照伊斯蘭服飾教條戴頭巾,而且還和一個不是她丈夫的男人握手。在德黑蘭的伊斯蘭什葉派宗教領袖眼里,艾巴迪和西方男人公開握手的鏡頭是羞恥的,是嚴格的伊斯蘭教規所不能容忍的,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這個受腐朽西方文化影響的伊朗女人,是猶太復國主義、殖民主義者和美國國防機器干涉伊朗內政的險惡陰謀。

與穿黑長袍的德黑蘭宗教領袖針鋒相對,在奧斯陸頒獎大廳的外面,來自伊朗的庫德人、左派活動人士以及其他的伊朗流亡者正在舉行示威游行,他們高喊著“反對伊朗什葉派阿亞圖拉政權”的口號。有不少流亡北歐的伊朗難民表示了對艾巴迪的不滿,他們指責艾巴迪沒有像他們一樣堅決地反抗伊朗當局。更有甚者,挪威的一些穆斯林極端分子揚言要殺死艾巴迪,因為這個女人居然接受有基督教背景的諾貝爾獎。

回顧諾貝爾獎的歷史,在寥寥無幾的穆斯林獲獎者中,就曾有過埃及作家馬爾福茲遇刺受傷的先例。1988年,阿拉伯文學的一代宗師馬爾福茲來到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這位提倡宗教寬容的作家,真誠地相信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原本是兄弟,因而在諾獎演說中為一切受難者呼吁﹕“拯救南非被奴役的人!拯救非洲饑餓的人!拯救遭受槍擊和酷刑的巴勒斯坦人! 拯救偉大精神遺產受到褻瀆的以色列人!…… ”一句“拯救以色列人”的良心呼吁,使馬爾福茲成為穆斯林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

因此,盡管艾巴迪和其他專制國家的人權人士一樣,是一個長期面對威脅、卻從未被威脅嚇倒的人,但她不能不在奧斯陸謹慎地選擇她的措詞。她既不被伊朗的極右保守派所容忍,也不討激進左派喜歡,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對她的熱烈贊頌,使她的處境更為敏感。她的處境,是目前伊斯蘭國家少數民主改革派的處境,他們步履沉重而且艱難,但其努力卻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展示了世界和平的希望。

詩意盎然溝通東西方文明

此次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麥佳斯的頒獎詞,是歷年來諾獎致辭中少有的感情充沛、文采盎然的一篇。自從宣布把和平獎授予艾巴迪,世界各地反響熱烈,大多數人贊賞這是一個雪里送炭的好選擇,將給予伊斯蘭國家的人權工作者以鼓舞。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表聲明,祝賀阿卜迪獲獎並稱贊她是有勇氣的人權斗士。不久前把伊朗和伊拉克、北韓一起劃為“邪惡軸心”美國總統布什,也專門發表談話向艾巴迪祝賀,美國國務院稱許伊朗人權活動家得獎實至名歸。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為此感到很高興。他們相信,這一次和平獎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頒發給了正確的人選,認為在鼓勵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方面,此次頒獎具有重大的價值。麥佳斯的演講一開頭,便引用了諾貝爾委員會在今年十二月十日發表的公報中的第一句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將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希林•艾巴迪,由于她為民主和人權所做出的貢獻。她尤為關注婦女和兒童權利,並為之努力。”

然後,麥佳斯表示了授獎單位的期望﹕“我相信這個公報改變了你的人生。希林•艾巴迪,你的名字將在和平獎的歷史上閃耀。我們希望,這次頒獎也將在你心愛的祖國--伊朗激發改變現狀的靈感,那里的人們像世界許多其他地方一樣,需要聆聽你清晰的聲音。”

大概挪威人也意識到,頌詞里的這句話﹕希望頒發給艾巴迪的這個獎能夠激勵她心愛的祖國的變革,必定令德黑蘭的強硬派宗教人士深惡痛絕。于是,麥佳斯強調,自由、公正和對人權的尊重是人類普遍價值,不論何時何地,都需要艾巴迪這樣警醒的、富于批評精神的捍衛者。

如何證明保護人權也是伊朗民族自己的傳統呢?想必挪威人在頒獎盛會之前,補上了一堂伊朗歷史文化課。麥佳斯在其頌詞里,旁征博引了古波斯(現伊朗)著名詩人的詩句。他說﹕

“一個偉大的波斯詩人魯米,伊朗人喜歡稱他為‘莫烏拉維’,生活在十三世紀。在他的巨著《神聖的瑪斯納維》中,有一首小詩描述一個痛苦不幸的人被殘暴的龍所攻擊,一個英雄的拯救者在最後一刻沖上去。魯米評論說﹕世界上這一類救助者,他們沖上去拯救所有的哭泣者。就像憐憫他們自己,他們沖向所有呼救的人。他們不可能被收買。如果你問他們中的一個人﹕‘為什麼你來得如此迅速?’他或她會說﹕‘因為我聽到你無助的聲音。’

“另一個偉大的波斯詩人沙蒂,他也生活在十三世紀,伊朗南部的設拉子,在他的著名作品《玫瑰園》中說,對他人的苦難無動于衷的人,是背叛真實人性的叛徒。”

麥佳斯因此認為,此次獲獎的艾巴迪和伊朗人民一樣,代表了沙蒂和魯米的優秀的人道主義傳統。“你既是領路人,也是架設橋梁的人。你努力和人民一起跨越各種文化、種族和宗教!這是你的顯著特點。”“親愛的艾巴迪,你在精神上年輕,你擁有巨大的才能。你有一顆火熱的心。你是勇敢的。我們欽佩你的貢獻。這世界需要你!”

為了表明東西方文化是相通的,麥佳斯還引用了挪威詩人Arne Paasche Aasen的一首小詩《你們的青春》﹕

世界正在哭泣﹕我們需要你的心,

你的天賦,你的閃光的精神!

你被賦予青春,永葆青春

奉獻你青春的全部力量。”

熱情贊頌艾巴迪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非常理解,艾巴迪“也許盼望有更多的祝賀來自祖國的執政者。”然而,對蔑視女性的伊朗宗教政權來說,這樣一位經常批評穆斯林國家以宗教名義踐踏人權的女性獲獎,是大為尷尬的。伊朗的官方媒體只做了簡短報導,政府發言人也只是簡單道賀。而伊朗總統哈塔米在獲知艾巴迪獲獎後,整整沉默了四天,才在出席國會會議後稍加表示﹕“當然我對一位同胞獲得如此成就感到高興。”然後馬上潑一瓢冷水,說﹕“諾貝爾和平獎並非很重要,真正重要的乃是科學和文學獎。”

哈塔米總統和伊朗的宗教領袖一樣,感受到艾巴迪獲獎給他們帶來的壓力,因此對艾巴迪發出警告﹕“我希望出生自宗教家庭且已表達熱愛伊斯蘭的艾巴迪,會小心留意伊斯蘭世界以及伊朗的利益,勿讓她的成功遭任何人利用。”“諸如美國和以色列等強權,才是違反人權最嚴重以及對和平構成的最大威脅,我希望諾貝爾桂冠得主勿忘卻此事。”

繼承古波斯居魯士大帝的遺產

輪到艾巴迪上台致獲獎演說時,我看到她緊張的神色松弛下來,開始落落大方,侃侃而談。她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受過高等教育,曾經是伊朗歷史上第一個女性法官,為了人權抗爭多次出入監獄之門。艾巴迪善于用言辭鼓舞他人。

諾獎得主馬爾福茲遇刺的命運前車可鑒,艾巴迪無法將伊朗宗教領袖的上述警告置若罔聞。因此,她似乎在這次演說中采取了稍加平衡的政策,既批評一些穆斯林國家歧視婦女的人權問題,也批評了西方對待關押在關塔那摩海軍基地的塔利班戰俘的做法,並指責聯合國的雙重道德,即一些決議被執行,另外一些不被執行。

然而,想要在獲獎演講中說點真心話,卻又一點也不刺激伊朗當局,幾乎是不可能的。艾巴迪的演說惹惱德黑蘭權勢者的一點是﹕這位諾獎得主居然宣稱,她繼承的是古代波斯國王居魯士的精神遺產。公元前六世紀中葉,波斯人崛起,英明的居魯士大帝征服了巴比倫後,發表了著名的“居魯士詔書”,對于被征服國家一律采取寬大的政策,所有流徙的人民(包括巴比倫的猶太人、敘利亞人等)有權供奉自己的神像。古波斯帝國的這種宗教寬容政策,促進了各民族的友好與融合。

艾巴迪在奧斯陸的演講台上,就這樣從容道來﹕“女士們,先生們,讓我談一些有關我的祖國、地區,文化和信仰。我是伊朗人,是偉大的居魯士大帝的後裔。這位絕對的君王曾經在二千五百年之前的權力巔峰時宣告﹕‘……他將不統治那些不希望他統治的人民。’他還承諾,將不去強迫任何人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並保證給予所有人自由。偉大的居魯士詔書,不但是最重要的歷史文獻,而且應該視為人權歷史資料加以研究。”

她自豪地昂著頭,回顧本民族光榮的歷史功績。如此強調自己的波斯淵源,看起來似乎是很愛國,很民族主義的,然而,這在現在的伊斯蘭伊朗共和國,卻是違反“政治正確”的。自從伊斯蘭革命後,強硬派宗教人士控制伊朗,在二十五年間,實行了嚴厲的宗教統治,當局甚至可以“背叛伊斯蘭教”的罪名判人死刑,和居魯士大帝的宗教寬容時期不可同日而語。伊朗人民已經受夠了,他們和艾巴迪一樣,懷念古波斯的居魯士大帝時代。

就連奧斯陸的頒獎大廳,此時也變得波斯化起來。由六個男人、兩個女人組成的民歌隊,在頒獎大廳里彈撥著波斯傳統樂器,他們時而悲哀,時而歡樂,唱著奏著動人的波斯民歌。

對伊斯蘭的正確解釋是尊重人權

不管是接受采訪,還是諾獎演說,艾巴迪都自豪地強調自己是一個穆斯林,強調一個人可以在做穆斯林的同時,支持民主和人權。這幾乎是她多年來用其理論和行動,反復說明的一個觀點﹕伊斯蘭教與人權觀念並行不悖。這正是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所要鼓勵的﹕在以伊斯蘭名義的暴力事件泛濫之時,艾巴迪是一個最具有說服力的例子,她證明暴力並非伊斯蘭教的本性。

艾巴迪認為,不同的文化會有差異,但根本的價值卻是一致的。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一樣,是尊重人權,具有普世性的。諾貝爾委員會因此稱贊說﹕“她是一個理性的穆斯林。她不認為伊斯蘭和基本人權相抵牾。對她來說,重要的一點在于,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之間對話,應當作為它們共同價值的出發點。”

以自己對宗教教義的深入研究,艾巴迪得出結論﹕侵犯人權(包括剝奪女權)是社會和文化的問題,不是伊斯蘭教的問題。她在演講中說﹕“作為一種宗教,伊斯蘭先知的最初的傳道是以‘背誦’一詞開始的。《古蘭經》是憑筆和它所記錄的文字起誓的。這種方式,不可能和知識、智慧、觀點和表達自由以及文化多元主義產生沖突。在伊斯蘭國家,婦女被歧視的困境,不論是民法領域還是在社會政治、文化公正領域,並非根植于伊斯蘭教義,而是根源于社會上流行的家族式和男權控制文化。這種文化不容忍自由和民主,正如他們不相信男女有平等的權利。”

艾巴迪堅持認為伊斯蘭本身並不歧視婦女,把男女平等視為真主的希望。她經常鼓勵穆斯林婦女為自己的權利堅持抗爭,她說﹕“不要認為你們社會地位低下。去爭取教育的機會!努力完成人生領域的各種事務。真主創造我們是一視同仁的,力爭平等地位,就是做真主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和一些優秀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一樣,艾巴迪反對把伊斯蘭文明等同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觀點。她認為伊斯蘭是反對恐怖主義的暴力的。從人類各民族的和平共存和多元文化融合的角度來看問題,她認為伊斯蘭和西方文明並非你死我活的兩大陣營,而是有許多相互認同與分享的地方。她不點名地對杭亭頓的“文明沖突論”展開了批判,說﹕

“有人提出文明沖突的觀點,或者為這一地區開出了戰爭和軍事干涉的藥方,並且以南部地區的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和政治上的蕭條不振,來證明他們的舉措和觀點。對于這些人,必須指明的是﹕如果你們認為國際人權法,包括決定其自身命運的國家或民族權利,乃是普遍適應的話,如果你們認為議會民主擁有高于其他政治體系的優先權的話,那麼,你們就不能自私地輕蔑地僅僅考慮你們自己的安全和舒適,要使南部各國也能享受人權和民主,同時保持各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就必須由聯合國在尊重未來發展和國際關系的基礎上,首先強調對新途徑和新觀念的探尋。”

為什麼至今為止,穆斯林國家尚未出現一個很講人權的民主國家?艾巴迪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因為一些穆斯林國家的權勢者害怕民主,他們以伊斯蘭做借口阻攔民主潮流,一如共產黨國家總是以意識形態理由為違反人權開脫。

根據筆者的個人判斷,艾巴迪把穆斯林國家的問題歸咎于社會文化,而對伊斯蘭這個宗教文明做出最有利的解釋,在理論上,她應該屬于伊斯蘭改革派中的“新正統派”。在阿拉伯語中本義為“和平”、“順從”的伊斯蘭,在世界上已經擁有十三億信徒。古往今來,對伊斯蘭教義的解釋眾多,諸派峰起。各派之間,有的觀點截然不同,甚至針鋒相對。這種以新正統派面貌出現的改良主義者,一方面高揚信仰主義的旗幟;另一方面,他們試圖以一種溫和的理性主義態度,來糾正對宗教啟示和信條的極端解釋,賦予它們以時代的特征和活力。

為了說明伊斯蘭教並不是僵化的,艾巴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舉了一個“齋月”的例子。她說伊斯蘭教義規定,齋月期間,穆斯林白天不進飲食  要到天黑之後才可以吃飯,如果在北歐某些地方,一年中有六個月不天黑,那麼,虔誠的穆斯林該怎麼辦呢?這種特殊情況在伊斯蘭教規中,就可以適應世俗法做出一些變通。

“對伊斯蘭最正確的解釋就是尊重人權。”艾巴迪的這句話,表現了一代穆斯林改革派思想家所具有的明智與堅定。在時代的挑戰面前,他們運用獨立的思維判斷,重新界定傳統教義的內涵,並轉化傳統觀念,使之適應于時代的需要。他們力圖在傳統與時代之間架設一座橋梁,從而成為抗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的一股力量。

艾巴迪在獲獎演說中闡述的這一段話,可視為伊斯蘭改革派的莊嚴宣言﹕

“一百年多來,伊朗人民在傳統和現代性的沖突之間持續抗爭。有的人試圖遵循古代的傳統,用他們的先輩的眼光去看世界,用舊式價值觀的優越性,去解決當代世界的問題和困難。更多的伊朗人尊重他們過去的歷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同時,他們也試圖跟上世界的發展,不願落在文明、發展和進步的行列之後。尤其在最近幾年,伊朗人民表現了他們的信念﹕參與公眾事務是他們的權利,他們想要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這一沖突不但可以在伊朗看到,而且可以在許多穆斯林國家看到。有些穆斯林,借口民主和人權不符合伊斯蘭教義和伊斯蘭社會的傳統建構,給專制暴虐的政府提供正當性,並且繼續如此。實際上,仍然采用傳統的家長式方法,去統治意識到自己權利的人民,是不太容易的。”

立足于專業,清楚而有力地發聲

當艾巴迪得知自己已經獲獎時,她正在巴黎訪問。回到伊朗的那一天,她在機場一邊拭淚,一邊對前來歡迎的群眾說﹕“這個獎項意味著,世界聽到了伊朗渴望人權、民主與和平的心聲。” “我希望這個獎項能夠產生影響力,從而對包括伊朗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況能有所改進。”

艾巴迪的眼淚,伴隨著喜悅和辛酸。1969年畢業于德黑蘭大學法律系後,艾巴迪成為伊朗首批女性法官之一,在1975年到1979年間,她擔任德黑蘭城市法院的院長,一度受到國際矚目。在法庭上,她曾為遭到伊朗守舊派攻擊的自由派人士辯護,其勇氣讓很多人嘆服。

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霍梅尼推翻了巴列維國王以後,伊朗社會發生歷史性的大倒退。控制國家的宗教當局頒布了嚴厲的法典,女性被視為二等公民。當局決定禁止女性擔任法官職務,艾巴迪被迫離職。這之後,她改任律師,專接那些其他伊朗律師不敢踫的政治敏感案件。在伊朗發生了許多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一連串遭殺害事件時,艾巴迪為受害者擔任律師,走上與伊朗強硬派當局沖突的道路。

直言不諱的她因此數次入獄。幾年前,她到柏林出席一個有關伊朗改革的會議後,回國便被監禁了一段短時間。2003年,她與另一位改革派律師一起被捕,在獄中被關了三個星期,後來一個秘密法庭判她五年徒刑緩期執行,並禁止她執律師業。她因此成為一名著名的民主活動家,致力于為流亡者、婦女和兒童爭取權利。在業余時間里,她還是一位勤奮的作家,出版關于女性和兒童權益方面的書籍,揭露伊朗違反人權的事實。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公報,這樣概括艾巴迪的功績﹕

“作為一名律師、法官、演講家、作家和活動家,艾巴迪在伊朗國內清楚而有力地發言,其聲音所及,遠遠超過伊朗的國境。她立足于自己的職業,是一個勇敢的人,從不在意針對她人身安全的威脅。

“她的主要領域是為基本人權而奮斗,只有婦女和兒童權利受到尊重,一個社會才配稱得上文明。在一個暴力的時代,她始終如一地主張非暴力。她的基本觀點是,一個社會的最高權力,必須建立在民主選舉之上。她把啟蒙和對話奉為改變態度和解決沖突的最佳途徑。”

和平獎對伊朗民主運動的影響

毫無疑問,對于穆斯林世界,艾巴迪獲獎具有廣泛的多重的意義。在基本人權包括婦女兒童權利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授予伊巴迪諾貝爾和平獎,必然會對歧視和壓制婦女的穆斯林社會產生警醒作用,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本國社會和法律框架。從而使穆斯林國家跟上人類文明的步伐。同時,授予艾巴迪和平獎,一方面鼓舞了善良的進步穆斯林,另一方面,對打著伊斯蘭旗號從事暴力的恐怖主義者,從教義上給予他們一記否定的耳光。

具體對艾巴迪的祖國伊朗來說,這次頒獎的意義更是顯著。作為亞洲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之一,伊朗經歷了復雜的社會變遷和文明演變。這個由于宗教統治嚴厲而極度保守的國度,目前迫切需要一次深刻的和平變革。近年來,要求改革的學生運動此起彼伏,風起雲涌,民主派具有相當可觀的力量,不少的作家、學生甚至議員都在為自由抗爭。

在這種情況下艾巴迪獲獎,引起了全世界對伊朗問題的矚目,即是給伊朗人民正在進行的改革運動注入新的活力。改革派人士因艾巴迪受到世界承認而感到揚眉吐氣,鎮壓人民的強硬派宗教人士為此感到震撼和壓力。剛得知自己獲獎,艾巴迪就指出﹕“這個獎不屬于我,它是屬于伊朗的。”在巴黎召開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她呼吁伊朗政府尊重人權,釋放所有政治犯。

在艾巴迪看來﹕暴力和戰爭,甚至高壓統治的仇恨時代已經過去了。她希望伊斯蘭共和國政教分離,由一個世俗共和國所取代,因為如果不那樣發展的話,伊斯蘭共和國將無以為繼。不僅在政府當中,而且在伊朗全國,大多數人都想要以一種嚴肅和激進的方式進行改革,就連一些宗教領袖也贊成政教分離。艾巴迪並希望伊朗政府采納有關修改選舉法的提案,從而使人民能夠選出自已在國會的代表。她相信伊朗人民爭取改革的抗爭不會停止。

一場和平的政治改革在伊朗是可以期待的。國際社會有義務去支持伊朗的民主派,以促進專制制度的自然瓦解,避免付出戰爭和社會動蕩的代價。諾貝爾和平獎鋪下的紅地毯,有可能幫助艾巴迪實現她的夢想,促使伊朗社會朝民主邁進一大步。我們盼望看到,在那片古老東方文明的土地上,一個真正的伊斯蘭民主國家盡快誕生。

0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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