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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奇的阿安扎西案件

茉莉

自從收到王力雄的一封信,我和我的那些漢藏兩族的朋友,便一齊面對著一個離奇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反革命爆炸案”。

我本人在中國經歷過反革命案從審訊到判决的全過程,而後,也經常觀察瞭解同命運的反革命案件,以及各種類型的刑事案件。可以說,進修過中瑞兩國法律的我,不完全是一個無知的法盲。

但是,在阿安扎西判取死刑一案面前,我發現自己那些狹隘的知識經驗全都不管用了。也許對于西藏少數民族的“反革命分子”,中共當局采取的是與其特殊“優惠政策”一致的特殊司法手段,不但外國人、流亡藏人對此感到無法理喻,就是我這個很能理解漢族政權的本族同胞,也爲此墮入的極大的困惑之中。

就像卡夫卡筆下的荒誕故事

阿昂扎西是在今年四月被秘密逮捕的。在中國,秘密逮捕不算稀奇,不少漢族异議人士也會突然失踪。但一些漢族人士失踪過一段時間之後,大都會被當局宣布正式逮捕什麽的。畢竟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一旦進入審判程序,當局通常會允許漢族被告聘請律師,只不過對律師有諸多限制。比如我本人當年聘請的律師,就被司法當局嚴格要求:必須是共產黨員,必須經過司法局批准,還命令律師不得爲我這個“反革命”做無罪辨。雖然我們家付費請這樣的律師有點虧,但我好歹還有律師幫忙,在法庭上給執意自己做無罪辨的我,敲邊鼓提供一些有利于我的事實。

但我這個漢人當年獲得“黨派律師”的待遇,却不是“繁榮幸福的新西藏”堛盡搊琚坐洐痔R分子”可以享受的。前幾天,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的記者采訪了阿安扎西的親屬,問及阿安扎西是否獲得律師幫助。親屬說,儘管他們一再要求給被告配個律師,但辦案法院不予理睬,幷嚴正警告親屬:“阿安扎西等人是反革命,反革命沒有權利要求配給律師。”而後記者又采訪了四川甘孜州司法局的趙局長,問及阿安扎西等人是否聘有律師,幷要求采訪律師,那位趙局長支吾其詞,沒有答復。其他海外新聞媒體和國際人權組織,也都試圖向中國有關法院和機構瞭解情况,得到的回答大都是“不知道”和“上級要我們回避”。

這就像卡夫卡筆下的荒誕故事。曾經預言極權主義的卡夫卡,在他描寫的審判場景堙A立法者、法官和劊子手是同一個人,沒有律師,犯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麽罪,所有的法律操作全都來自同一只手。

但卡夫卡的描寫遠不如中共治下的紅色西藏荒誕。中共當局這只全能的手,一邊在司法上操縱黑箱作業,一邊無視國際公認的“無罪推定”原則,在當地發動規模很大的“揭批阿安扎西犯罪集團”的政治運動。“把阿安扎西批倒批臭”之聲在媒體上一片喧嘩,當地藏民却被警告:“誰要是幫助阿昂扎西說話,就當做同案犯處理!”在審判時高喊“無罪”、“達賴喇嘛萬歲”的阿安扎西,被用布頭堵住嘴。正如王力雄在《甘孜當局與藏族高僧阿安扎西的糾葛》一文分析其緣故:在藏區享有崇高威望的活佛早已不爲當局所容,這次以“爆炸”治罪,“打得可謂穩准狠”。

從政治案件胡扯到藏族宗教衝突

我在中國監獄服刑時,經常聽到慣于欺騙的犯人改變自己的案情版本。但這還是第一次看到,堂堂司法機關也像那些刁鑽無耻的犯人,翻雲覆雨玩兒戲,見機改變自己對“案犯”阿安扎西罪名的指控。

在法庭審判前四個月,四川甘孜州黨政機關報《甘孜報》,就以頭版頭條報道“深入揭批阿昂扎西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醜惡行徑”。其中談到:“要把揭批矛頭直指達賴集團”,“把握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最重要的就是要堅决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這說明,阿安扎西的罪名是政治性的。雖然對被告如何“製造了7起恐怖爆炸活動”語焉不詳,缺乏證據,但當局的口徑是:其爆炸案也是“反革命爆炸案”。

然而,當境外人權組織和媒體紛紛質疑,指責此案是一起栽贓陷害的政治冤案,批評中國政府不公布證據搞黑箱操作之時,當局的答復却來了一個叫人驚奇的大轉變。他們不再强調此案的政治性質,而故意說阿安扎西爆炸案與被炸者信仰“雄登”有關。前面提到的司法局趙局長,就對記者有此驚人一說。

要解釋藏傳佛教格魯派中有關供奉“雄登”的爭執,需要一本專著才能解釋清楚。這塈琤u能簡單地交代一下:藏人一般認爲,雄登是一個世俗的護法神,他懷有怨毒,不大公正,但却是生利迅速的財神,因此被一些西藏人供奉。達賴喇嘛本人也曾五十年代拉薩危機之時,開始供奉這位護法神,後來他逐漸發現供奉雄登等于引火燒身,害大于利。爲了護持藏傳佛教的純潔無污,達賴喇嘛于七十年代末開始,呼籲信徒禁止供奉雄登。此後,雄登派信徒和達賴喇嘛的信徒産生爭執。一九九七年初,雄登派信徒在達蘭薩拉製造了一起血案,筆者曾在《開放》983月號做過報道。前不久,雄登派在印度對達賴喇嘛公開發出死亡威脅。

藏人內部的宗教派別衝突令人痛心。但中共當局借機插手,拉攏雄登派對付達賴喇嘛,已經是證據確鑿的事實。尤其是這次阿安扎西案件,在大半年的審判和宣傳中,當局沒有半個字提到阿安扎西的“罪狀”和他反雄登的宗教信仰有關,却突然在前幾天告訴記者:“由于阿安扎西對信仰雄登的人極其不滿,于是唆使他人搞了好幾起爆炸。”

這下就更奇妙了。即使在達賴喇嘛信徒占優勢的印度,那些要報復雄登派血仇的藏人尚且被達賴喇嘛阻止,阿安扎西---一個被達賴喇嘛親自指認、在藏民中深受愛戴的仁慈活佛,怎麽可能在雄登派與當局合作的四川當地搞暴力?何况,當局公布的爆炸地點(成都天府廣場、州委大門、交警隊大門、康定橋上)和受傷對象,都不像是針對藏族雄登派的。

如果此案真的是藏人自相殘殺,中共當局爲什麽不一開始就大肆宣傳,揭露“達賴之流的醜惡行徑”呢?而且,按照這種說法,這個案子應該定性爲“刑事案件”而不是“反革命案件”才對。此外,王力雄爲此案在藏區奔走了那麽久,爲什麽當地沒有人給他透出一點“宗教派別自相殘殺”的信息呢?

看來這堶悸瑭翿●N越來越大了。根據我和漢藏朋友們的分析,當局(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員)在故意把這個案子往雄登問題上上引,以轉移矛盾和製造矛盾。

上訴變化有了一綫生機

就在筆者寫作此文時,有關阿安扎西的案件出現了一絲亮光。原來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采訪四川甘孜州司法局趙局長, 得到的回答是:“到現在爲止,被告沒有提出上訴。”當時我們很焦急,以爲阿安扎西等二人不相信上訴有用,只求速死。阿安扎西的兄弟也被軟禁,不准外出。沒有律師,其他人無權幫他們上訴。昨天(1212日)法新社報道,二人已提出上訴。真是謝天謝地!估計是由于國際社會過問,輿論壓力大,更高一級的當局插手,改變了做法,給“案犯”上訴的機會了。

此案的複雜和離奇,我這篇小文只能粗淺地寫出一二。對于阿安扎西案件,筆者感觸最深的是:民間的人道干預是有用的。由于王力雄以一介漢人身份帶頭揭露真相,由于國內外知識分子和人權人士紛紛聲援,這就有可能促使中共當局公開、公正審判此案。我們漢人救援阿安扎西的努力,令一些西藏朋友非常感動。要促使漢藏兩個民族真正和解,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值得做的事情還很多。

0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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