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講的胡風故事

沈寧

近些時，網上忽然多起來有關胡風先生的文字，每次讀到，心里就打顫，因為會想起母親和外公。

記不得是幾歲頭上，讀小學幾年級，有一天在學校聽了講，回家學舌，隨口罵了胡風一句什麼。原以為那樣表示對黨忠誠，會得到父母獎賞，當時中國人誰不是絞盡腦汁向黨表示忠誠呢。不料母親聽到之後，臉色一沉，嚴厲地教訓我﹕記住，別人怎麼說我不管，就是不許你說張先生一句不好聽的話，他是好人。

我嚇了一跳，第一不懂說胡風不好有什麼錯，學校老師是那麼教的。第二不知道胡風怎麼又變成張先生了。第三不明白為什麼母親那麼尊敬胡風。那年頭大家互稱同志，叫先生就表示是資產階級分子，我們家里也已不多用先生稱呼人了，母親堅持把反革命分子胡風稱為先生，足見對他十分尊敬。可是看見母親那臉色，我不敢回嘴，但從此記住了她這句話，不管學校里說什麼，我不可以把胡風先生當作壞人。

後來我們長大了，母親病重期間，自知時日不多，怕我們忘記家族歷史，便時常講些故事給我們聽。其中也有胡風先生兩段往事，于是我才明白，為什麼在全中國大批特批胡風的日子里，母親堅持不許我們說張先生一個字。

北伐戰爭期間，外公帶了全家大小(當時母親不到五歲)，從上海偷渡至武昌，參加北伐軍，在黃埔軍校武昌分校做中校政治教官兼軍事法庭庭長。也是在那時候，外公結識了胡風先生。胡風先生的本名叫做張光人，北伐時期他自稱張古因，在湖北省黨部主編一本周刊，叫做武漢評論。因此他曾到武昌軍校幾次，找外公為他的周刊寫稿子。

那兩年間，外公在湖北遇到幾次地方農民運動，對當時農會領導人的暴力和相互傾軋作風非常不滿，阻止過幾次濫殺農民的事件，險被武漢農民運動領袖補殺。所以國共公開分裂之後，武昌軍校師生奉命下撤湖南集結，準備參加秋收起義，外公就悄悄離隊，獨自脫逃了。藏匿一段時間之後，外公又帶了全家大小，逃出湖北，到了江西的南昌，在那里協助民國日報改版。他便請當時也在南昌的張古因先生主持編輯文藝副刊，因此兩人來往比較密切。

不久外公離開南昌，回到上海，幾乎同時，張古因先生也到了上海。因為他在上海的住址不定，時常轉換，所以就托外公為其上海據點，代為收信。為了收信，那些日子里，張先生每隔一兩天，就要到大沽路外公家里來一趟，所以大家就都很熟了。據母親講，有時候張先生來，還會給她帶個棒棒糖的。

母親聽外公講起過，那時期張先生的信很多，而其中最多的是寄自武漢一位女士。張先生來取信時，拿到信後，一面告辭出門，一面就迫不及待，在弄堂里拆開信來，低了頭邊走邊讀。

過了些時，外公見那麼多武漢女士來信，又見張先生如此急迫地讀她的信，就忍不住生了少年心，那時外公不過才二十九歲。他便收了信後，在張先生來取之前，先自偷偷拆了一封。信是鋼筆寫的，用的紫色墨水，字跡娟秀，信頭上是親愛的哥，哥字前面空一格，留讀者去暇想。

外公童心萌生，跑到馬路上去買了一瓶同樣的紫色墨水，回家用鋼筆蘸了，在信頭那空白格內補了一個麻字。因為張古因先生本來臉上有些麻子，外公在信上這麼加了一個字，讀起來是怎樣結果，可想而知。

張先生又來取信，告辭之後，仍舊一邊走路，一邊拆信。外公在窗里張望，見他把信一展，隨即頸彎和兩耳後面都紅起來，然後收了信不再讀，低頭急急地走掉。從此以後，武漢女士的來信就斷了，張先生也便不多到外公家來取信。為此，外公心里很懊悔，但又實在沒臉向張先生承認這件事。

後來張先生到日本去了一兩年，再回到上海的時候，同外公見過一面。以後外公因負疚，不大好意思常跟張先生來往了。抗戰初期，張先生到了武漢，主編一個雜志，叫作七月，從此開始用胡風的名字在雜志上發表文章，成了名作家。當時外公隨國防參政會也到了武漢，主持藝文研究會，所以兩個人又多有來往。

據母親回憶，外公多次提及，胡風先生曾私下里對他講﹕共產黨的工作是階級斗爭，可是中國革命的要求是民族斗爭。這多年來，我的苦悶是兩種斗爭之間有矛盾。不只是我，一般文藝工作者的心里，都有同樣的感覺。現在好了，兩種斗爭是合流了。

張先生所講的，是指共產黨在延安向全國公開宣布，今後將服從國民政府指揮，共同抗日。外公卻從自己的經驗總結，不大相信這些宣言，便對胡風先生說﹕恐怕中共不會甘心做民族抗戰的工作吧。今天他們參加抗戰，使你的苦悶暫時解除。終有一天，他們又在抗戰陣營里搞陰謀，那你和你們的苦悶不是更深了嗎？

胡風先生聽了，默然不語。

那些年間，外公心里還是一直有愧，不敢直接問他那位武漢女士的消息，便轉彎問張先生結婚的日子，由此計算，知道張太太不是武漢那位女士了。但是外公始終沒有勇氣，向張先生講當年上海大沽路的那件事。

大概因為內疚，外公很多年總是忘不了張先生，而且一直很關心張先生的情況。母親說，外公曾經感嘆過好幾次﹕張先生是熱忱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可是就因為他滿懷這麼一份民族的愛和祖國的愛，他就免不了要受到中共的整肅。

一九四九年秋，外公跟著國民政府到了台灣，而張先生留在北京，兩人天各一方。不過幾年，張先生就遭到整肅，被外公不幸而言中。母親說，外公在台灣聽說此事，心里一定會很難過。也因此，母親不準我跟著當時社會風氣，批評胡風先生。

我家從上海搬到北京的時候，胡風先生早已經被整肅了，我家因外公的關系，也是泥菩薩過江，父母終日提心吊膽，自然不敢去同胡風先生聯絡。後來多年，北京情況，眾所周知。文革末年，母親終于支持不住，辭世而去，就再聽不到那些真實而感人的往事了。

現在讀到許多紀念胡風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老人家其實一直健在到文革以後，真替他慶幸，但也暗自不免覺得遺憾。如果我有機會見他一面，親口告訴他老人家﹕他最孤獨的時候，在北京城里，至少我家五口人，還有遠在台灣的外公，是仍然非常尊敬他的，那該多好啊。

願張先生在天之靈，得到永遠的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