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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講的胡風故事

沈寧

近些時,網上忽然多起來有關胡風先生的文字,每次讀到,心里就打顫,因為會想起母親和外公。

記不得是幾歲頭上,讀小學幾年級,有一天在學校聽了講,回家學舌,隨口罵了胡風一句什麼。原以為那樣表示對黨忠誠,會得到父母獎賞,當時中國人誰不是絞盡腦汁向黨表示忠誠呢。不料母親聽到之後,臉色一沉,嚴厲地教訓我﹕記住,別人怎麼說我不管,就是不許你說張先生一句不好聽的話,他是好人。

我嚇了一跳,第一不懂說胡風不好有什麼錯,學校老師是那麼教的。第二不知道胡風怎麼又變成張先生了。第三不明白為什麼母親那麼尊敬胡風。那年頭大家互稱同志,叫先生就表示是資產階級分子,我們家里也已不多用先生稱呼人了,母親堅持把反革命分子胡風稱為先生,足見對他十分尊敬。可是看見母親那臉色,我不敢回嘴,但從此記住了她這句話,不管學校里說什麼,我不可以把胡風先生當作壞人。

後來我們長大了,母親病重期間,自知時日不多,怕我們忘記家族歷史,便時常講些故事給我們聽。其中也有胡風先生兩段往事,于是我才明白,為什麼在全中國大批特批胡風的日子里,母親堅持不許我們說張先生一個字。

北伐戰爭期間,外公帶了全家大小(當時母親不到五歲),從上海偷渡至武昌,參加北伐軍,在黃埔軍校武昌分校做中校政治教官兼軍事法庭庭長。也是在那時候,外公結識了胡風先生。胡風先生的本名叫做張光人,北伐時期他自稱張古因,在湖北省黨部主編一本周刊,叫做武漢評論。因此他曾到武昌軍校幾次,找外公為他的周刊寫稿子。

那兩年間,外公在湖北遇到幾次地方農民運動,對當時農會領導人的暴力和相互傾軋作風非常不滿,阻止過幾次濫殺農民的事件,險被武漢農民運動領袖補殺。所以國共公開分裂之後,武昌軍校師生奉命下撤湖南集結,準備參加秋收起義,外公就悄悄離隊,獨自脫逃了。藏匿一段時間之後,外公又帶了全家大小,逃出湖北,到了江西的南昌,在那里協助民國日報改版。他便請當時也在南昌的張古因先生主持編輯文藝副刊,因此兩人來往比較密切。

不久外公離開南昌,回到上海,幾乎同時,張古因先生也到了上海。因為他在上海的住址不定,時常轉換,所以就托外公為其上海據點,代為收信。為了收信,那些日子里,張先生每隔一兩天,就要到大沽路外公家里來一趟,所以大家就都很熟了。據母親講,有時候張先生來,還會給她帶個棒棒糖的。

母親聽外公講起過,那時期張先生的信很多,而其中最多的是寄自武漢一位女士。張先生來取信時,拿到信後,一面告辭出門,一面就迫不及待,在弄堂里拆開信來,低了頭邊走邊讀。

過了些時,外公見那麼多武漢女士來信,又見張先生如此急迫地讀她的信,就忍不住生了少年心,那時外公不過才二十九歲。他便收了信後,在張先生來取之前,先自偷偷拆了一封。信是鋼筆寫的,用的紫色墨水,字跡娟秀,信頭上是親愛的哥,哥字前面空一格,留讀者去暇想。

外公童心萌生,跑到馬路上去買了一瓶同樣的紫色墨水,回家用鋼筆蘸了,在信頭那空白格內補了一個麻字。因為張古因先生本來臉上有些麻子,外公在信上這麼加了一個字,讀起來是怎樣結果,可想而知。

張先生又來取信,告辭之後,仍舊一邊走路,一邊拆信。外公在窗里張望,見他把信一展,隨即頸彎和兩耳後面都紅起來,然後收了信不再讀,低頭急急地走掉。從此以後,武漢女士的來信就斷了,張先生也便不多到外公家來取信。為此,外公心里很懊悔,但又實在沒臉向張先生承認這件事。

後來張先生到日本去了一兩年,再回到上海的時候,同外公見過一面。以後外公因負疚,不大好意思常跟張先生來往了。抗戰初期,張先生到了武漢,主編一個雜志,叫作七月,從此開始用胡風的名字在雜志上發表文章,成了名作家。當時外公隨國防參政會也到了武漢,主持藝文研究會,所以兩個人又多有來往。

據母親回憶,外公多次提及,胡風先生曾私下里對他講﹕共產黨的工作是階級斗爭,可是中國革命的要求是民族斗爭。這多年來,我的苦悶是兩種斗爭之間有矛盾。不只是我,一般文藝工作者的心里,都有同樣的感覺。現在好了,兩種斗爭是合流了。

張先生所講的,是指共產黨在延安向全國公開宣布,今後將服從國民政府指揮,共同抗日。外公卻從自己的經驗總結,不大相信這些宣言,便對胡風先生說﹕恐怕中共不會甘心做民族抗戰的工作吧。今天他們參加抗戰,使你的苦悶暫時解除。終有一天,他們又在抗戰陣營里搞陰謀,那你和你們的苦悶不是更深了嗎?

胡風先生聽了,默然不語。

那些年間,外公心里還是一直有愧,不敢直接問他那位武漢女士的消息,便轉彎問張先生結婚的日子,由此計算,知道張太太不是武漢那位女士了。但是外公始終沒有勇氣,向張先生講當年上海大沽路的那件事。

大概因為內疚,外公很多年總是忘不了張先生,而且一直很關心張先生的情況。母親說,外公曾經感嘆過好幾次﹕張先生是熱忱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可是就因為他滿懷這麼一份民族的愛和祖國的愛,他就免不了要受到中共的整肅。

一九四九年秋,外公跟著國民政府到了台灣,而張先生留在北京,兩人天各一方。不過幾年,張先生就遭到整肅,被外公不幸而言中。母親說,外公在台灣聽說此事,心里一定會很難過。也因此,母親不準我跟著當時社會風氣,批評胡風先生。

我家從上海搬到北京的時候,胡風先生早已經被整肅了,我家因外公的關系,也是泥菩薩過江,父母終日提心吊膽,自然不敢去同胡風先生聯絡。後來多年,北京情況,眾所周知。文革末年,母親終于支持不住,辭世而去,就再聽不到那些真實而感人的往事了。

現在讀到許多紀念胡風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老人家其實一直健在到文革以後,真替他慶幸,但也暗自不免覺得遺憾。如果我有機會見他一面,親口告訴他老人家﹕他最孤獨的時候,在北京城里,至少我家五口人,還有遠在台灣的外公,是仍然非常尊敬他的,那該多好啊。

願張先生在天之靈,得到永遠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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