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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識少君

散客

當我意外地得到《人生自白》書稿時,簡直就不敢相信會有這等好事。在出版社多如牛毛而像點樣的作家寥若晨星的今天,編輯同行中有的為了能組到名家的稿子,竟能像當年藍衣社的人監視法租界里的共產黨機關一樣,在目標戶對面一扎就是幾個月,緊盯不放,甚至沖進去(當然不是拿著槍)搶著打掃裝璜、倒垃圾、掛窗簾、接孩子什麼的。

在網上讀少君的文章已有好幾年了,先是看到那些萬花筒式的游記體,里面密密碼碼地堆放著那些城市歷史的硬數據,雜以純個人的活動和感受,一副不考慮讀者的架式。威尼斯、維也那、漢堡、達拉斯、昆明、重慶、上海,不分華夷,統統一招敵去,簡單得大氣,也有點莫測高深。文章的字里行間看得出,這廝在外面日子過得很滋潤很自在,可也一點沒有假洋鬼子氣。這實屬不易。出於好奇,從那些字縫里給他拼湊了個模樣——面貌和表情應該是有些像吳作棟,再就是套著一件風衣,拖著一個帶輪兒的牛皮箱,在一年幾度的歐洲美洲經濟年會和華人作家聚會之間趕場子,跑到過世界幾十個國家和上百座城市,吃遍了人該吃的東西。閑著就泡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自家的池子里看雲彩(每月里有一天是看財務報表),早晨起來看一會兒South Mountain(南山),房子東邊也種了些菊花,就差不姓陶(淵明)了。 偶爾也躥回國內當當不拿干肉的客座教授,給明眸皓齒的女大學生開開講座……後來少君告訴我,在我當年讀書的那所大學還真有一個女博士的畢業論文的題目就是“《平面的邊際人生浮沉錄》——少君小說論”,後來還成了書。那天下午,我在母校門口等少君,送他來上車的是一位清秀玲瓏的中文系女生。少君說﹕“你這位學妹也在做研究我的論文,前天在上海華文文學研討會上人太多,沒機會交談……”我愕在那里,玩笑當真了。我讀書時,就聽說系里老先生們定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不研究活人,更何況研究與被研究者只差了二十來歲。直到後來在網上讀了他的“人生自白”,才體會到他更為真實和深沉的一面,令人肅然起敬。

“《人生自白》是從一九八八年就開始寫了,那時背井離鄉的來到美國,寫這些小故事完全是為了填補遠離故土的文化隔閡和心靈的孤獨。先是在留學生之間流傳並發表在當時剛剛開始的中文網絡上,再後來陸續被大陸、港台的一些報刊雜志從網上下載刊登。這些故事系統地發表是從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在美國華文報紙《達拉斯新聞》每周一篇地連載了整整兩年,被編輯催促著在商旅途中滿打滿地湊成了一百篇。”這是少君在即將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人生自白》自序中的開場白。少君畢業于北京大學的聲學物理專業,出校門後當過工程師,做過《經濟日報》的記者,參與過國家西部開發問題的策劃、調查與研究。之後,他突然就放下了前程似錦的一切,赴美留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後任職大學教授研究員。再之後,他下海到美國高科技公司任主管……現在則已退隱林下,專事讀書、思考、寫作,不再在塵世中為錢奔波了。少君告訴我,其實最初年輕時,他按自己的意思是考北京大學的中文系,因為從事核物理研究的父母不同意,最後只好放棄,考進北大的聲學物理專業。

“讀物理對我來說是打了一個好基礎,特別是數學。”少君一臉誠實,不帶笑容地說,“後來我學經濟,數學基礎好也很得益。硬要我填個職業的話,我應該算是經濟學者。哪一類型的?計量分析型。就是做數據和模型分析,以數字和圖表說明觀點和問題。”這話很容易讓人想起《人生自白》中的那篇“經濟學家”。一篇中大部分是經濟現象、統計數字和數據分析,少君侃起來熱情高漲,虛實莫辯,頗能激起人“外行看熱鬧”的興趣。其中的一段話,在五六年後的今天聽來仍余音未衰﹕“天真的人們在想,裝潢漂亮的辦公大樓和賓館構成經濟增長。但是,實際上,這種建設卻是從經濟生產基礎中挖出的實物財富。雖然這里有些服務膨脹也許是有用的,大部分卻是浪費。它耗費中國大陸的真實經濟,把可用于生產基礎設施現代化的寶貴的資源耗費了。不消說,這種豪華的建築是與中國境內境外房地產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虛擬資本的增長是密切相關的。”

“我讀書寫作,完全是一種享受生命,也算是想圓自己自己的一個夢,可能是對沒有學成中文的一點補償吧。兩個月前,我在北京挑書,準備靜下心來從四書五經讀起,買了有小半個集裝箱的書。”我無法想像,如果當年少君念了中文系,會走一種什麼樣的生活之路,還會有今天的《人生自白》嗎?面對這個疑問,少君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也可能就走了仕途。學校一出來被選了做某某人的秘書,就像我的很多同學一樣都丟了專業卻做了官!”(笑)“但那也不一定,也許還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我學了物理後來不是也改行搞經濟?”我看著他一口保養得很好,白得幾乎不真實的牙齒,想起作家劉醒龍對他的一個形容“藏得像一只鼴鼠”。

有一個問羅馬是什麼時候建成的小幽默,答案當然是夜里。許多讀者都對《人生自白》的創作過程抱有很大的興趣,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時,少君說﹕基本是在飛機上寫成的。“一起飛就打開電腦嘩啦啦地寫,通知要降落了,便趕緊煞尾,收拾下飛機。所以你發現每一篇的結尾都特別倉促”。這種以偏概全、偷梁換柱的招數,大約讓他屢屢在許多場合解了圍,脫了身。即使在將要出版的這本書的“自序”里,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好像也誠懇地延用了這個辦法。

在上面說到的女博士的論文中,我記得有這樣一段寫少君的話﹕“作為一個中國人,能有幸躋身到世紀末的移民大潮中,在美國就讀、發展與定居;他能在極有限的人生境遇中,頻繁地碾轉于新聞界、政界、商界,以至於文學界,成了在各個領域都能游刃有余並風頭頗健的風雲人物;他用自己的感官,親身經歷了在二十世紀末發生于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特殊的工作經歷,又曾使他能夠與這個社會的上中下各個階層有廣泛、深入的接觸和交流;他是一個少有的在國內、國外的主流社會都站得穩穩的時代驕子。這一切使他在開始文學寫作的時候,能夠更加理性,也更加客觀地看待自己所置身的這個世界,理解母國和客居國迥異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環境,懂得人世間的人情世故、悲歡離合,平靜地面對人生際遇的大起大伏。”《人生自白》的故事乍看直白平易,百篇一招,但你細品之下,就會發現一些我們慣常閱讀中所陌生的東西,尤為難得的是他的作品中沒有銅蚳,沒有稻粱氣,顯得格外純淨。寫作既已不是謀生的手段,自也沒了討好逢迎的惡俗、標新立異的虛張聲勢和挖空心事的矯情。豐富的人生閱歷、多方面的學識、優良的寫作環境、寫作態度的非功利性,使少君的寫作處於一種自然的狀態,體現出一種個人表達的自由和真實。他更多地采取了一種旁觀者的態度,平靜地敘述一件件在我們看來值得渲染的事情,這不僅是一種風格的選擇,更是一種歷練了人生後主觀的處世原則;不再含有膚淺的道德評判、廉價的同情,膩近的戚戚小我。可憐一個人可以,比這個人更可憐的人多的是,你能可憐過來嗎?你根本無能為力!幾十篇《人生自白》故事連續讀下來,我們常常能感到少君在冷靜的敘述背後冷不丁就會向我們擲來這柄對現實充滿批判意味的梭標。掩卷細思,這種冷冷的面目之下,又含著自古中國讀書人既有的憂天下之憂,不得已書諸筆墨的遺風。我想,這也許是少君“人生自白”故事在道德價值取向上吸引全球百萬華人讀者的魅力所在。

“我只選了四十篇,估計通過審查問題不大。我知道國內政策的界限。”少君在郵件中說。一百篇的作品只能出版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一半都不到,我也感到遺憾和無奈。出版社出版紙介質的讀物往往謹慎度要更大。網絡上登沒有什麼,雜志上登也許也不會有不妥,報紙上登也許不會出麻煩,但換了出版社出了書結果可能大不一樣。四十篇顛來倒去地看,還是把其中一篇《小姐》篩去了,主要是里面的段子太多太“經典”;跟少君打了招呼,換了篇講殘障人尊嚴的《我兄弟》,當然也寫得非常好。少君告訴我,《小姐》里面說干部讓小姐騎在肚子上聽匯報的細節,現實生活中真的有原型。他認識的南方一個現已淪為階下囚的省轄市委書記,就曾在被窩里趴在情人裸背上批文件,還有的官員抱著光滑滑的女秘書找完錯別字才在文件上簽上“同意”倆字。許多網友對“人生自白”的故事,少君本人是否都經歷過,是否是真實的事件非常感興趣。“正面”的回答在“自序”中已經有過交待。在交談中,少君自己的說法是﹕沒有一個人物是純粹真實的,也沒有哪樁事情是完全虛構的,你就當成是一個短篇小說集子來讀吧。“怎麼?這時代沒有人讀短篇小說?我不相信。好的作家不一定就是寫長篇小說的。比如契訶夫,一生就沒有寫過長篇小說。”有關少君小說藝術方面的探討和研究已經很多,無庸在此重復,但有一點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就是他尊重每一個人承受生活和生命的底線,客觀地看待道德對於每一個生命存在的意義。

據說海峽兩岸有幾所大學文科的自編教材準備在“當代文學”部分增加“網絡文學”一章,打算把少君和《人生自白》作為一節來講。我想,這不光是一種文學形式能不能被確認的問題,就像當年“朦朧詩”一樣,一種文體的形成並立得往,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時代背景、思想內涵和作品本身內容質量、生命力作為堅實的基礎。“人生自白”中的故事和人物,大多取自于中國社會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十多年的轉型期,反映了這個時期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形態,描摩了各色人等的價值取向和心理活動,特別是我們所說的“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真實的生活狀況,讓我們聽到了原本就存在於我們身邊的各種“市聲”和“雜音”,使我們受到啟發和點悟,重新相信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在《下崗》里,被愛立信美國公司“減員”辭退的工程師想到自己國內已下崗的親人時說﹕“端著"鐵飯碗"的工人養活了全中國數以億計的人(包括那些今天讓他們"下崗"的人)。沒有這些工人和科技人員的辛勤勞動,衛星能上天嗎?油田能冒油嗎?這些"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出大力流大汗的勞動者現在反被誣為懶人、笨人。相反,那些不稱職的企業管理者、剝削人的資本家、侵吞人民財產的大款、大腕倒成了能人。”《老布爾什維克》里的那位老人說﹕“樂觀的估計是"陣痛"二十年。就按最樂觀的估計來說吧﹕已經""了十年,再""十年,合計二十年。試問,在經濟競爭十分激烈的今日世界上,一個大國浪費二十年時間會是什麼後果?”這些並無多少文學趣味的語言構成的一篇篇“小說”,讓我們感受到了文學難以承受之重。

幾年前,讀過一篇魯文忠先生寫的評說“九十年代作家”的文章,他說﹕“九十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價值結構,知識分子被推向社會邊緣。由於實用主義、拜金主義的盛行,知識分子的精神優勢蕩然無存,從而表現出浮躁和失落。因此九十年代的作家缺乏對時代變革的積極反應、對終極價值探索的動力,也缺乏對大眾關懷的熱情和追求文學經典的信念。”有鑒于斯,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了“人生自白”的存在和閱讀的價值,它已經作為我們社會群體對九十年代部分生活場景和其時認知判斷的公眾記憶而固化,我們不管再往前走多遠,只要停下來看看“人生自白”,便會有昔日重來的感覺。這一個時期的文學作品,我們很難再找到它的同類,因此用難能可貴來形容它一點都不過分。

“人生自白”最初在網絡上贏得的讀者,應該在二三十歲,他們走上社會時已經學會了抓住機會和習慣了面對挑戰,喜歡的也許更多是它的飄泊感;但它的終極讀者卻可能是那些用不起電腦、不會上網,已經習慣和適應了服從社會分工、無力再使自己“轉型”的眾多心理失衡者。

2002年一個秋天的早晨,我站在南京西站空無一人的月台上。薄得發亮的晨曦斜照在蜿蜒遠去的鐵軌上。隔著一條江,就是被近現代無數人寫過的浦口車站。將近八十年前,那里有一個叫朱自清的文學青年滿臉愁煙地坐在車廂里,看著窗外父親懷兜著橘子艱難地爬上月台,淚眼漣漣……南昌方面來的車進站了,一個壯碩的中年人輕巧地從車門中跳下來,拎著一只帶輪的箱子,洗得發白的牛仔褲,平靜如水的眼眸,短鬢烏發,氣定神閑,一只柔軟而有力的手伸過來﹕“你好,我是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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