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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媛媛

B,在欲望之網中沈迷--談小說集《大陸人生》

少君的《大陸人生》,是一部描寫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百態人生的系列小說。其中,他所作出的貢獻之一,在於爲中國當代文學貢獻了一個沒有爲政治意識形態拘囿的,由形形色色的本色人生構成的人物畫廊。雖然這些人物的個性特徵並非突出,鮮明,但由於他們處於特殊的中國社會的轉型期,在與商品化和消費化的社會的形成和成長期短兵相接的遭遇中,其生命本能前所未有地被激發。《大陸人生》突現了一個在欲望之網中浮沈的社會和蕓蕓衆生。從這樣的美學意義上去認知,把握少君的創作,我們就可以發現作家獨到的人文思考,敏銳的社會感知能力與歷史使命感。

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認爲,人的個性結構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組成。而當代著名的人類學家ME。斯皮羅在一篇名爲《文化與人性》的論文中指出,“本我---包括各種希望和欲望,這些希望和欲望中有許多經常甚至不斷與文化發生衝突。” “社會行動者不僅僅是他們文化的創造物,”“而且反映他們文化的價值”通過分析和解讀少君的《大陸人生》,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當代文化在實際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遷時期,在西方現代和後現代文化的激烈衝擊之下,已經呈現出與傳統文化迥異的面貌。雖然中國文化尚處於變動與整合的過程之中,但從“創造者”與“反映者”的中國公衆的總體面貌上看,已經不容置疑地指示出傳統文化的解體,現當代中國文化需要進行新的構建,這已經成爲一個不可逆的趨勢。

1,文化規範失語--無力的超我

在少君的《大陸人生》中,規範性文化慣例系統或超我呈現軟弱無力和失控的局面。具體表現爲對傳統道德倫理的摒棄,和社會輿論體系的整體性失語。《康哥》用坑蒙拐騙的手法,從一個小商販一躍成爲“企業家,青聯委員”,在他講述自己的發迹史時,全然沒有羞愧與反悔之意,反而充滿了“成者王”的得意與自豪。《嫖客》中的個體戶,出租汽車司機與記者,對自己的“嫖史”,津津樂道,如數家珍,不遮掩,不躲藏。《假畫》和《鬼市》兩篇,對其傳統觀念認爲是不正當,有失厚道的經營生財之道,同樣毫不避諱,津津樂道。歌廳,舞廳與按摩院,不僅公開營業,而且公然成爲異性求歡的場所。以出賣色相換取財富的女性,對自己的職業沒有羞於啓口。《導遊》,《記者》們爲聚斂錢財,不擇手段,全然不顧應有的職業要求與品德。正如《囚徒》中的那位六十四歲的退休幹部所說,“從前我還挺顧名譽,這原則那原則”,可後來發現“現在的幹部,住好房子坐好車,一年到底,就他們拿的錢最多,還落了一個正確,我們倒是不革命的了。”中國社會從前的做人,從業與爲官之道,已從當代社會生活中,無聲無息地被淘汰出局。道德人倫也在社會進程和與外來文化的遭遇戰中,落荒而逃。於是,曾被樹爲中國經濟改革一種先進模式的溫州,變成爲公開造假,偷盜,賭博,逼良爲娼,無法無天的《瘟州》。這種非常態的社會現狀,清楚地揭示出當下的中國文化規範的一般狀況。

與道德倫理的摒棄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是社會輿論的沈默不語與缺席。道德倫理是依靠人的內心信念,傳統習慣及社會輿論等非強制力量予以維繫的。因爲“文化大革命”等客觀歷史原因,造成中國國民普遍的精神理性的脆弱與奴化。在面對社會經濟改革大潮提出的全新的現代人格建構命題時,人們表現出空前的恐慌與迷茫。於是,由於政治干擾的減弱,使習慣於服從與聽命的中國人,人生信念崩潰並倒塌。在一種價值真空的狀態中,傳統習慣既已在商品經濟社會的面前被迫繳械,又在人們放棄內心信念的追尋的過程中,喪失存身的根基。於是,社會輿論的失聲與無語,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大陸人生》體現出社會輿論這種疲軟與缺席的狀態。

《演員》中,男性導演,編劇,製片主任和攝影,“都是一幫色鬼”。“在攝製組堙A女演員在導演面前爭寵,如同過去去皇宮堛漲m子在皇帝面前爭一樣。”女演員與男導演或製片主任等的關係,是一種“赤裸裸的人體藝術的交換。”“導演床上出明星,已是中國影視界的一條規律。”法律無力涉足其間,“誰來管?”製片主任不會管,開始進劇組,他們往往會宣佈:“只要把片子拍好,我一不堵弟兄們的財路,二不堵弟兄們的色路。”管的人,只等著被奚落爲“多管閒事,沒學好歷史。”是“舊道德的衛道士。”當年被“五四”文化先驅用來反抗壓制人性的封建思想的批判話語,如今成爲人們爲尋歡作樂,恣意妄爲尋找的辯護詞。這不知是中國文化的悲哀,還是對歷史的一種嘲諷。社會輿論因此消失得無聲無息。如此,“有很多女演員嫌跟導演上床賺得不夠多,乾脆下海做買賣去了。”

在社會傳統習慣失去權威,人們內心信念尚未重新建立,社會輿論的沈默與退席是必然的。於是,中國傳統道德倫理的解體,現代文化規範的姍姍來遲,使當下中國文化規範呈現總體失語狀態。遵循“至善原則”的超我,就失去了可以參照的基礎。人性中的超我,因而不可避免地失去權利:它既不能發現本我的非理性衝動,監督自我的調控本我與現實需要之間的平衡的職能,又抑制,控制不了本我和自我的恣意泛濫。

2,在世俗中沈淪--自在的自我

由於超我的缺席,作爲在現實的需要與本我的非理性衝動之間充當調節和控制閥的自我,就處在了一種完全的自在的狀態。自在是“順從和滿足”,也是“支撐和苟延”。在現實狀態下,作爲從本我中分化出來的一部分,《大陸人生》中的自我,遵循著“現實原則”,從容地擺脫了超我的約束,表現出對自我的需要和本我的欲望的順從和滿足,在人生信念和理想等更高精神追求被放逐的情形下,支撐,苟延著動物般的人生。

我們看到,《歌廳老闆》中,“老爸送女兒,哥哥送妹妹”,“還有丈夫送妻子”去歌廳上班的“壯觀場面”,是由於賺了錢,可以使這些人“擠入現代多金的上流社會”,“換來超乎常人的高級物質生活”。有了錢的男人,就可以爲女色一擲千金。他們就如“公雞展翅和打鳴一樣,意在母雞的屁股”。《歌廳老闆》的一席話,可謂一針見血。“金錢使男人尋花問柳,金錢也使女人神魂顛倒。”於是,在現實的需要和心底深處的欲求的驅使下,人們有意或無意地放棄了自我的辨識力和所有的理性原則,與這個拜金的社會時尚及人群一同沈迷並瘋狂。“一大批女孩子捨身下海,以比女侍們更迷人的微笑,比野妓們更有情調的服務,成爲遍佈京城的招惹'嗅蜜者'的花蝴蝶。”中國人擺脫貧困的理想,對富裕生活的向往,及有錢之後由精神的空虛引發的對於酒林肉池近乎病態的追逐,使逐漸成熟的消費社會的溫床上,發酵出當下畸形的生命形態。人們安然地享受不知今夕何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靡爛人生。“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的古訓,不僅爲這個特定歷史時期的中國人的生存狀態,作了一種描述,還又一次導引著這個社會的人文氣候,走上了惡性循環的軌道。

就在這一種動物式的生存狀態中,人們苟延,支撐著他們的生命。沒有對理性與精神的任何欲求,現實的自我伴隨著本我得到肆意噴發的岩漿,縱容生命盡情釋放力比多。

跟魯迅的未莊所不同的是,少君筆下呈現的當下的中國社會,絕對不是水波不興的沈寂與單調。人們活在一個急劇動蕩的時代的脈搏上。沒有傳統文化理念的規範,沒有新的社會生活運作規則的節制與束縛,人性自由舒展與煥發在物質生活前所未有的豐富的社會基礎之上。可是,在個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張揚的時代,他們沒有擔負起社會及個人的精神救贖和重建的使命,卻在物質奴役下,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人生的不自由到肉身的肆無忌憚。人們沒有歷史,沒有未來,他們所關心的僅僅是眼前的現實,他們在世俗生命的平庸中麻木不仁地活著。

《女人》中的鄒金蓮,在“其夫因毆鬥打死人被槍決”後,“沒有絲毫的痛苦,卻顯出一副輕鬆得意的樣子。”在情夫與丈夫的爭鬥中,她那麽自得其樂,象一頭母獸,聽認男人們爲爭奪自己,去決鬥,去死。沒有苦惱,也沒有感知,她是如此平靜地等待著打贏了的男人,將她歸爲己有。這本來是我們通過電視中的《動物世界》才能看到的場景,然而,卻發生在人類社會。少君的描述,形象地刻畫出一副現代人失卻精神寄託以後,在後現代文化時期的一種存在狀態:無心無肺,無情無義,他們只能感知到的只有自己。

這種狀態就是少君在《嫖客》中意味深長地運用的一個非常恰當的意象:“麻木專車”。正如小說中的主人公所說得那樣,“麻木專車”的兩大好處:一是給嫖客帶來更多的“刺激性”,“還能聽著城市交響曲,多浪漫”;二是“省時間”,“時間就是金錢嗎”;除此而外,還不怕“公安和打劫的”,“安全舒適省時”。當代社會的許多人的生活狀態不就是這樣嗎?既在緊張的經濟社會中,只爭朝夕地賺取錢財,又毫無節制地去嘗試和感受感觀刺激。人們置身于現代社會的一輛“麻木專車”上,喪失了人生的深層精神追求和詢問,在現實的世俗生活中,平庸,孤寂,熱鬧,無知無覺地冷落。

3,喧囂登場的欲望--自由的本我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A. H. Maslow)曾把人類主要需要分爲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生理需要即自然需要,這其中非理性的需要部分,處在人格結構的本我之中。

無疑,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進程的進步,本我中的非理性欲望,將發生質的意義上的變更。這意味著在一個時代中被認爲非理性的欲望,將在另一個歷史時期可能被認爲是合乎理性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會是一種完全的倒退。如果在某一個社會,人們完全摒棄了人類的精神和文化,成爲原欲的奴隸,這個社會的未來將是令人擔憂的。少君在《大陸人生》中,把一幅使人觸目驚心的社會原欲大爆發的圖畫,揭示在人們面前。

超我失控,自我膨脹,本我就自由地流瀉出來。原欲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期,如打開了的潘多拉的魔盒,泛濫成災,使社會運作呈現無序狀態。

a.肉欲橫流

中國文化歷來對“性”忌諱莫深。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完全扼殺和禁錮了兩性關係的自由。貞女,節婦,就是這種文化理念下誕生的怪胎。這種文化理念的根深蒂固,即使在“五四”文化的強烈衝擊之下,都未能撼動其根基,成爲文化先驅者們的一項未競事業。然而,在中國國門打開之後,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的解體最前鋒,最鮮明的體現,是人們對“性”的觀念的更新與打破。

《導演》與《演員》中,寫出了演藝界男女關係的隨便與非常。《舞女》,《按摩女》,《嫖客》中,性成爲待價而沽的交易。《歌廳老闆》介紹了大陸的款爺們的玩法,無非是“嗅蜜”,即“尋求女性的刺激味”。中國人性中被壓抑多年的欲望,竟然是在“肉欲”上的汪洋滋肆。或許正因爲傳統文化的長期防範,導致中國社會在舊的社會文化規範被打破的過程中,把“性”當作首要的顛覆目標。另一方面,在中國社會轉型期,人們于精神失範,價值混亂的狀態下,急于尋求心靈的寄託;而後現代文化以爲人生的一切都是無意義的。這樣,當下中國社會的“性”泛濫,就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學意義:它是人們在現代中國社會特殊的歷史時期,感受自己存在的一種方式。作家少君越用直露而詳細的筆觸予以描寫,就越能顯現中國社會文化現狀的無序和無常,也越能顯示他的焦灼與痛楚。這是基於一個富於激情和歷史責任感的作家,對母國社會的深情關注和思考。建立健康而有序的中國當代文化規範,健全社會的精神指向,是少君透過字埵瘨〞漫I喚和呐喊。

b.物欲橫流

“君子固貧守志”的古人文價值觀,在消費社會中,分崩離析。“笑貧不笑娼”的社會現實,使中國人長期被壓抑在心底深處的物欲,極度膨脹。

由於人們意識到金錢成爲消費社會衡量人的價值的一個重要尺度,是帶來物質享受的媒介時,人們對金錢的追求也就到了瘋狂的地步。

《康哥》之所以能夠飛揚跋扈,社會正常運行機制的封鎖線被他打破,還在於他用金錢收買了一批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包括“一個留法碩士”在內的三個女人,自覺地充當了社會底層出身的康哥的情婦,在於他手中握有無法計數的金錢。《鬼市》中,金錢的魅力,使得一向以擁有土地爲快樂的農民,發現了商品經濟社會的運行規則,他們不但終於懂得了把賣出去的文物從“城堣H”手上重新買回去,大嫂們懂得了三五成群地在翡翠攤上砍價,而且“男女老少齊出動”,抛置了肥沃的耕地,靠著一張地圖,遠走他鄉收古董去了。還有急紅了眼的亡命之徒,爲了金錢殺人越貨。有錢人家的孩子被綁架,被撕票;大六幸運地得到了一隻罕見的翡翠球,卻在某一日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地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

少君的《大陸人生》把握住了中國社會被前所未有地物化了的現實,提示出中國社會已從底層發生了質的變化。

本我是以“快樂原則”作爲自己的操作規程的。人們的肉欲與物欲極度張揚,體現出一個隻注重享樂和即時主義的中國風格的消費社會的存在狀態。在一個文化建構不完善的社會,沒有規範控制的本我原欲的泛濫,給這個社會的未來帶來的只能是災難。少君的憂心忡忡並非杞人憂天。

“由於本我只是個性的一個結構,由於個性的另一個結構-超我-還包含著內在化的文化價值,所以社會行動者的許多希望不僅與他們群體的文化要求發生衝突(外部衝突),而且他們個性的一部分經常與另一部分發生衝突(內部突)。”然而,從《大陸人生》中,我們不僅沒有發現當下社會存在外部衝突,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化規範尚不能對人們的行爲形成約束;而且由於超我的無力和自我的自在,人們的個性結構中也不存在內部衝突。社會文化規範對其成員,以及人們對個我的縱容,已經造成當前社會令人擔憂的狀況。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建構中國的現代文化?如何於促進生活富庶的同時,健全人們的心靈與精神?如何使社會文化規範與人格體系成爲有序而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少君通過《大陸人生》提醒我們要去深入思考和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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