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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君創作的人文追求與美學追求——從《人生自白》到《人生筆記》(之二)

劉廣倩(蘇州大學文學院)

翻開少君的《人生自白》,數以百計的各種不同類型人物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大跨度的時空跳躍,極為豐富的信息量,獨特的藝術視點,深深打動了筆者的心。

1 “邊際人”與“過渡人”的心理自白

《人生自白》向我們展示了兩類人生,一類是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新移民,另一類則是中國大陸的各種人物。

其中描寫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新移民的最為引人矚目。對于尚未出國又懷揣著“出國夢”的國人來說,那畢竟是一個新鮮的世界。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現過“出國熱”。《人生自白》中的第一類主人公就是在這股席卷大陸的留美風潮的裹挾下,飄洋過海來到“天堂之地”——美國的。

踏上這片異國土地後,深深的失落與孤寂卻前所未有地侵襲了他們的心靈。畢竟,從說漢語的祖國來到操英語的外國,從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從東方文明來到西方文明,他們面臨著物質與精神上的巨大差異,遭受美好理想的幻滅。“我來美已快三年了,仿佛到了另一個世界”[8],幾乎成為大多數“留學人”共同的心聲。少君以他攝像鏡頭般的筆觸,描寫了“跌落”之後,自我價值的重新定位和人生理想的轉變,並將這種由于現實環境壓迫而發生的艱難心理應激反應的轉變過程,予以較為詳實的呈現﹕有的在自己人生線的軌跡上,突然下沉;有的抓住契機,從原先的文化繭殼中破蛹而出,蛻換出嶄新的人生;也有的在原有理想的基礎上,把苦難當作階梯,越發堅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和追求,並煥發出更加妍麗的光彩。

既然留學生活如此令人感到苦痛和艱辛,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急切地想來而且來了之後還能堅守下來呢?當然,有少部分人純粹是出于虛榮心理,正如他們自己所說﹕“寧可在美國做奴隸,也不願當中國的主人”,[9]“寧為幾塊錢小費受委屈,而不願回大陸,因為在家鄉人們眼中,他們是“‘留學生’”,[10]能留在美國,便是給自己臉上“貼金”,讓國內人艷羨。也有部分人是貪戀美國富裕的物質生活,強大的物質誘惑,“在美國的垃圾堆里能撿到大到電視、錄像機,小到雙人床等一切生活用品”,“在這里洗一個月的盤子,賺的錢能超過在中國一年的收入”。[11]但更多的人乃是為心中原有的信念與追求,是為了自我價值最大程度地實現。《留學生》中的“我”承受了生活許多的壓力與磨難,包括失戀的打擊,她勇敢地挺過來了,自豪地宣稱﹕“我要加倍努力,我不僅要在日本站住腳,而且要再乘西風,飛到歐洲去,爭取全世界都轉一轉,過一過,好好地生活”,言語間顯現出搏擊命運的強者風範。

第二類是描寫中國大陸的形形色色的人物。“1979 年後的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將這個已經習慣于封閉和自給自足的文化中國深刻而整體地呈現在西方資本主義業已發展成熟的現代文化以至後現代文化的短兵相接的對壘之下,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無一例外地受到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全面而深入的挑戰”。[12]少君正是要將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立體而有層次地加以表現。這其中,當然有許多先進的、美好的現象與事物涌現,但少君卻以犀利的目光洞察了令人沉痛思索的一面來挖掘﹕從原先的計劃經濟向以市場機制為導向和核心轉軌的中國社會,不可避免地會要面對一段因社會整體從物質到精神層面上的準備不足,所產生的陣痛和慌亂。中國的社會制度秩序正處在一種調整與發展的過渡狀態。不管是層面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表現態勢,還是內里深處的文化、道德心理,都不得不面對變革和調整,——舊有的文化規範被動搖和質詢,但尚未完全打破,新的文化範式還來不及建立。《棚爺兒》、《夢斷天堂》等便反映了市場運作的不規範,社會管理與秩序存在的漏洞。與此同時,金錢作為商品交易的媒介和價值尺度,在市場經濟不健全的情形下,被異化成為拜金主義者的主人,異化的人成為金錢的奴隸。《歌星》、《演員》等則充分表現了金錢誘惑下,人的道德、尊嚴與良知的淪落。

2. “異故事”與 “同故事”

少君的小說在敘事藝術上有他的獨到之處。

小說敘事視點,是敘述者敘述和觀察某個故事、某個事件的立場和態度。作為敘述立場,它早在19世紀初就為人所關注。後來,有的敘述學者對于視點在整個小說創作中的作用作出了更高的評價﹕“在決大多數的敘述作品中,正是敘述視點創造了興趣、沖突、懸念,乃至情節本身”。[13]小說中的敘述者創造著兩種不同的敘述面貌﹕一種是敘述者用“我”敘事,卻常常不進入情節,這樣他講的是“異故事”(別人的故事)[14];另一種是敘述者兼人物敘事,他本來就在故事和場面中,因而講的是“同故事”(敘述者本人和其他人物共同發生的故事)[15]

《人生自白》中幾乎每一篇故事都是由引言和故事組成。引言部分即是第一種敘述面貌,敘述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即是作者,以“我”為觀察主體,而故事中的“他”或“她”是觀察客體,敘述立場體現為“限制性外視點” [16],即敘述者有時或偶爾在作品中露面,以“我”的口吻講話,但永遠在情節之外,且又並非“全知全能”,而是將全知敘事職能限制在某個主人公身上使用,然後再主要通過他的眼光、意識去觀照並敘述其余的人物和事件。這種視點的優越之處首先是能夠滿足某些讀者對于敘事可信性的要求。由于很多內容是從一個人物有可能知道、理解、感悟或者觀察的角度來敘述的,人們就比較容易接受和相信。其二,可以集中刻畫好一兩個人物,借用其眼光的人物以及與之關系密切的人物(二者多為主人公),另一個長處,正是“不全知”,留給讀者許多的空白和未定點,故而他們的期待視野、參與意識和審美再創造力得到強有力的調動。以《大廚》為例,引言部分,先說休斯頓這家有名的餐館大廚廚技如何高超,讓人覺得大吳應該是一位訓練有素的資深專業廚師,但他與顧客的應酬卻是“不冷不熱”,“毫無表情”,這不禁讓人心生疑團,而當老板介紹說﹕“大吳是你們大陸科技大學的高才生,聰明能干,是塊好料”時,讀者便會發出“這位高才生為何沒有繼續他的學業?為何又成為了一名能干的廚師”的疑問,帶著這樣的疑問,讀者有了進一步閱讀尋找答案的欲求。而在正文部分則是第二種敘述面貌,敘述角度雖仍為第一人稱,但引言中的觀察客體卻成了敘述者“我”,敘述立場體現為“單一的內視點”[17],即小說人物以單一的“我”的口吻敘事,由于敘述者進入故事,一身二任,或講述故事或轉述見聞,自然而然帶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和真實感,特別便于揭示主人公的深層次心理,即便是作為目擊者、見證人出現,如《性革命》中“我”僅是主人公“尼克”的女朋友,也使塑造主要人物“尼克”的形象更完整、更客觀,見證人在敘述主要人物時,由于他進入場景,往往形成他們之間的映襯、矛盾、對話關系,無疑會加強小說表現人物和主題的力度。

3理性批判與人文關懷的交錯

少君作品的力量主要源于他的理性批判精神。讀他的作品,“不時感到有一個懷揣老式左輪手槍的職業殺手,衣冠楚楚地站在慶典與盛宴的人群中,等待著出手的時機”。[18]面對社會巨變的時代,他並非像大陸一些流行的作品那樣,一味歌頌,而注重反映社會的陰暗面,這與少君記者出身的身份有關,“辛辛苦苦地當了幾年記者,發現人間苦樂不平之事太多太難,”于是少君架一支安著廣角鏡的攝像機,對社會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不放過,甚至直指人最隱秘的心靈世界,給它們作最大程度的曝光。少君存心要為我們揭開這社會人生中最骯髒最腐爛的一塊肉,存心要引起人們“療救的注意”。正如巴爾扎克所說﹕“好的小說應該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少君正是想對這幅不尋常的歷史畫面作一種史詩性的素描,為這波瀾壯闊的時代留下一部值得深思的寫真集。一方面,少君對社會轉型過程中存在的種種體制弊端、不合理性和陰暗面進行了深入的社會批判。《溫州》反映了市場運作的不規範和相應的法律法規的不具備、不完善,或者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使溫州的經濟發展曾經呈現出一種病態和畸形﹕用劣質產品、虛假廣告、行賄騙銷等手段發一次性財,沒有正當商業運作中的質量意識、長遠眼光和信用意識。另一方面,少君對轉型中的人性的異化、畸形人格也給予了強烈的道德批判。少君寫得很尖銳,很沉痛,也很深刻。他了解人是社會中的人,人物的悲劇命運與社會的病灶及其自身存在的人性弱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有些表現為外在的,有些表現為內在的。他不一般地對人性的弱點做表相的展示,而是從宏闊的社會環境和人的深邃心靈世界這兩方面入手,探索人性是如何被扭曲和異化的。在少君的內心,同時又充滿著對苦難人生的同情與悲憫。“人文關懷”精神的實質就是關心人、肯定人,“呼喚重視人的價值與尊嚴,改善人的情感生活,完善人的道德理想”。[19]少君關注社會轉型中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問題,關心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狀況,尤其是那些社會的弱勢群體,寫下層社會各種賣苦力的,寫農村到城市的運煤工、都市下崗工人、無權無勢的小知識分子、那些被迫出賣靈魂與肉體的人們等等,表現他們的困頓生活和不幸遭遇,字里行間流露著人道主義的關懷。

雅俗共生的張力

打開少君的小說,每個故事都鮮活真實,涉及到許多人們關注的社會熱門話題,如職工下崗、官員腐敗問題,社會轉型時期金錢對人性的扭曲,道德滑坡,市場經濟浪潮對愛情婚煙觀念的沖擊,海外留學生、新移民在東西文化劇烈踫撞中如何掙扎著取得生存權和人格尊嚴等等,題材本身就很能“抓住人的眼球”。少君筆下的小說雖說頭緒紛繁,但線索明晰,繁而不亂,線性結構符合中國老百姓傳統的欣賞習慣,而故事往往一波三折,情節跌宕起伏,懸念迭起,引人入勝,人物語言個性化、口語化,便于大眾傳播,小說人物個性鮮明,因而頗具通俗文學之美感。

但少君小說並不停留于此,少君的小說很耐讀,在好看的故事與動人的情節之後有一種深沉的思想內蘊,一種撼人心魄的沖擊力,一種長久的回味與思索。故事中往往都帶有社會、文化、哲學的反思意味,如《洋插隊》中,在描寫了眾多“無情人”對“有情人”的背離後,少君又寫到﹕“不過,你也要承認,留學生到海外來,隨著社會環境和生活經歷的改變,原有的愛情和婚煙的倫理觀念必然也會發生巨大的變化,這不能簡單地用忘恩負義、見異思遷等觀念評論,這其中包含十分復雜的社會心理和生理因素的眾多原因”。正是在這一點上,少君小說明顯超越了那些娛樂性消遣性的世俗故事格局,而具有了雅文學的特征。

好的作品應該在俗文化與雅文化中形成巨大的張力,真正做到雅俗共生,引領大眾精神向上飛升。雅俗共生是高雅文學的最高境界,是高雅文學的發展之路。少君的小說就是這樣一個很好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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