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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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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爾什維克

少君

我接到過他的好幾次電話留言,一直沒有時間回他的電話。有一天,他突然出現在我辦公室門口,說是到這里探親,無意中看了我好幾篇《人生自白》,要找我好好聊聊,吐吐心中的悶氣。面對這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從他那飽經風霜的皺紋里,可以想像出他生活中的縷縷痕跡。在他遞過一張據說是退休前用的名片時,我不禁立刻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想不到這位老先生竟是在國內頂頂有名的大學者,可以說,我從中學時代就開始讀他的文章,政治課的課本里更是不斷地引用他的名言。在我恭恭敬敬地給他老人家泡了一杯濃茶之後,他像當年在中央黨校千人大禮堂做報告一樣,給我足足地上了一堂政治教育課……

我從八十年代就來過美國好幾次,連江澤民都到過達拉斯四次,我們這一代人對美國就從沒產生過好感。中國有中國的國情,美國佬總想把他們這的破玩意推銷給中國,這是根本辦不到的。江澤民在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目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這句話,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特別是共產黨員深思。

1988年至1989年,我國經濟出現暫時困難,有些人借機鼓吹﹕中國的改革開放失敗了,只有改變所有制,搞私有化。他們認為,中國只有走私有化這一條路。

西方的財團、政府、報刊都極力鼓動中國搞私有化。但是,西方有幾位對我國友好、頭腦清醒的學者,卻向我們敲起警鐘。1988年下半年,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芮捷銳(Geoff Raby)和英國經濟學家吳必得(Pater Wood)主動來找我。我當時任《經濟月刊》總編輯,我帶了幾位學經濟的記者、編輯去,與他們長談四次,總計約14小時。最後一次長談已是1989年春天,地點是北京西單的“豆花飯莊”。

兩位博士講來講去,中心意思是﹕私有化會使中國天下大亂。他們說﹕由于中國有9億農民,人多地少,如果中國搞私有化,搞出來的不會是現代資本主義,而是歐洲18世紀、19世紀那種原始資本主義,重新經受歐州人經歷過的痛苦。中國人民過了40年雖不富裕但是安穩的社會主義生活,一旦搞原始資本主義,兩極分化,必然群起反對。那就會天下大亂,甚至發生內戰。

後來法國羅特希爾德銀行亦派專家到中國作調查,他們回去寫的報告,結論與芮捷銳博士和吳必得博士相同,只不過用詞更重。他們認為,如果中國搞私有化,搞出來的將是歐洲過去那種在礦山上大量使用童工、女工,給大批老百姓帶來貧困的“野蠻資本主義”。

這不是危言聳聽。原始資本主義、野蠻資本主義已經悄悄地在中國露頭。在一些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就有無節制地加班加點,沒有勞保福利,老板欺壓工人,甚至老板侮辱女工。有些發了財的老板納妾,娶小老婆。目前已知的最高紀錄是納妾6人。有的老板發了財就嫖娼、搞姘頭,還腐蝕國家干部。《羊城晚報》曾登過一封讀者來信。我還記得內容﹕

我們是廣州市白雲區台資服裝廠的工人。我們每天從早上7點30分起,除午飯吃飯休息兩個半小時外,其余時間就上班不停了,每天至少工作12小時,有時還加班到深夜,一天工作多達十四五個小時。可是我們的工資甚低,技術熟練的每月僅四五百元,大多數只得三百多元。為此,我們要求﹕(一)按件計工的單價不應太低。(二)每月讓工人休息1-2天,最少亦應休息4至6晚。(三)工人確有患病應允許請假,不當曠工論處。(四)每月定期發放工資。

如果遮住信中的地名廠名,這封信很像是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抄錄來的。《資本論》出版于125年前,書中引用了英國工廠視察員的大量報告,與這封信描述的情況非常相似。

這一群工人的要求多低啊!他們只希望“每月讓工人休息1-2天”,或者每月“休息4-6晚!”而國家法定的休息時間是每周休息二天,每天勞動8小時。

今天蘇聯的情況就令人觸目驚心。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以後,國家一團糟,人民更困苦。“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的結果,是新的“一元化”。有的國家宣布共產黨為非法,取締共產黨,和當年的法西斯德國、軍國主義日本一樣。共產黨員普遍受到迫害。先整黨政機關的共產黨員,然後整一般黨員,第三步連已經退黨的過去的共產黨員也挨整,受排斥,受監視,找不到工作。幾十年前被推翻的國王、貴族、大地主,現在紛紛從國外回來,氣勢洶洶地搞反攻倒算。以前,這些國家的新聞界、文藝界人士老埋怨新聞自由不夠,創作自由不夠。現在西方的報刊、書籍、電影自由地大量擁入,擠垮了本國的報刊社、出版社、電影制片廠,記者、作家、演員失了業,連過去擁有的不夠充分的新聞自由、創作自由也沒有了。我前幾年隨作家代表團訪問東歐,發現那里的作協會已不存在,一是沒經費,許多作家改了行;二是申報重新登記,被拖著不批準。政府不說禁止,那會被批評為違反“結社自由”;但他老是“研究、研究”,使你那作家協會得不到合法地位。東歐作家對我國作家說,現在才知道,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過去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自由,現在嘗到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厲害,讓你連飯都沒得吃。

事實上,幾乎就在他們取得政權的同時,國家解體,民族矛盾尖銳,有幾個國家爆發了激烈的內戰。其原因是國家就失去了凝聚力,各民族就失去了親合力;西方資產階級不希望你國家統一強盛,它希望你分裂,以便分而治之。推翻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後,他們用資產階級專政的力量來推行“經濟私有化”,把國有企業賣給私人,進展卻很緩慢。本國職工買不起,只好到西方找買主。西方資本家卻裹足不前--你社會一片混亂,他來投資的風險太大。也有一些西方資本家願買,但他要把價格壓到很低程度,然後選購其中某些可以馬上賺錢的企業,或者可以改造成與它的大公司配套的企業。東歐的經濟已經崩潰,只能任隨西方宰割,于是越來越糟糕。

東歐和蘇聯復闢資本主義後帶來的經濟災難,有目共睹,舉世公認,最反共的人也無法辯解,只能提出“陣痛論”。他們說,這是從社會主義轉入資本主義必然要付出的代價,這是生孩子前的“陣痛”,痛過就好了。問題在于要“陣痛”多少年。

最悲觀的大概是前西德總理施密特,他著文說﹕“蘇聯的後繼國家建立起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和能夠被可信地納入國際社會,50年代時間幾乎還不夠”。樂觀的估計是陣痛20年。就按最樂觀的估計來說吧。已經“痛”了十年,再“痛”十年,合計20年。試問,在經濟競爭十分激烈的今日世界上,一個大國浪費二十年時間會是什麼後果?

最使東歐人困惑不解的是,西方只“許願”,不“還願”。美國原先許諾,只要東歐國家推翻共產黨領導的政權,轉向“私有化道路”,“資本主義道路”,西方就免去東歐的債務,並給東歐大量援助,大量投資。東歐劇變十年了,西方除給了一些救濟物資(其中有許多是過期或快要過期的食品),減免了一些緊急債務外,並未投入大量美元。東歐各國的外債數額依舊,有的還增加了。據奧地利《東西方雜志》和瑞士《新蘇黎世報》的調查,美國答應的贈款只支付了13.1%,答應的貸款只支付了9.7%。

美國對東歐的政策是﹕只救命,不扶貧;只給你輸點血,不給你增加造血功能。原因﹕一、美國絕不希望東歐經濟發展,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美國知道,東歐有高水平的科研力量和強大的工業基礎,一旦發揮出潛力,是了不得的。二、“上了鉤的魚兒不必再給香餌”。這是50年代初美國財閥洛克菲勒寫給美國總統的信件中的一句話。1989年,美國運用于巴拿馬;現在把這個手法運用于東歐。波蘭的瓦文薩總統就多次埋怨﹕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當。

最可笑的是戈爾巴喬夫,忠順地按照布什的意圖辦事,在國內修改黨章,修改憲法,搞了“多黨制”和“私有化”。他以為應該得賞,1991年遍訪西方大國,要求援助,到處踫壁後,他飛到倫敦,去闖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人家根本不要他參加,也不給一分錢。西方輿論嘲笑戈爾巴喬夫捧著個破飯盒子求乞,什麼也沒討到,“只得到一本發展資本主義的教科書”。美國高級謀士布熱津斯基傳話給戈爾巴喬夫,提出四個條件﹕一、徹底多黨制。二、全面私有化;三、各民族自決.四、銷毀核武器。戈爾巴喬夫回去,做到了上述四條,然而,西方仍然不給援助。結果戈爾巴喬夫身敗名裂,只好灰溜溜地下台,進入歷史的垃圾堆。戈爾巴喬夫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出生、長大的,他根本不懂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規矩。你有籌碼、有錢、有貨,人家才和你玩牌、談判、討價還價。你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東西都白白奉送掉了,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誰還會理睬你呢?當然要把你攆出賭場,趕出交易所。

在中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也曾宣揚﹕只要中國實行西方那種多黨制、私有化,西方就會大量援助中國,美元滾滾而來,使中國人很快就過上美國的生活。說他是白日做夢,他還說你“保守”,說你是“老左”,這種人大都沒來過美國。來過的人,在美國打過工,餓過肚子的人,如那些民運份子,都想馬上回國,不願在這里受洋罪。

今年夏天,我國南北方都遭受嚴重水災,受災人口幾千萬,舉世震驚,開始,美國政府僅捐助3.5萬美元,只相當于美國一個普通工程師的年工資。消息傳出,美國的民主人士、華裔、華僑、留學生群起批評美國政府。美國政府這才送來5噸醫療器械,2.6萬條毛毯,折合30萬美元,還不到古巴捐款的十分之一,不如港澳捐款的百分之一。這就是美國的人道主義,這就是美國的人權觀。

當時,我的一個學生赴美留學,臨行前他對我說﹕“這幾天我老想,美國為救濟我國幾千萬災民只捐贈3.5萬美元,為什麼舍得給我一個人每年2.2萬美元助學金呢?美國的心思我明白。我會記住這筆帳,不讓他們滿意的。”

如果中國上了鉤,搞私有化,天下大亂,沒有飯吃,美國等西方國家會拿大量美元來援助我們嗎?如果中國上了鉤,情況會比東歐糟10倍。西方對我國搞“和平演變”,其目的是削弱我國,絕不是使中國變成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資本主義的本性--排他性決定的。美國不會扶植第二個日本、第二個德國,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西方對我國搞“和平演變”,一是要中國“西化”,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因為這個制度的存在和成功,使西方大資本家睡不穩、吃不香;二是要中國“分化”,肢解中國,由西方列強各佔一塊作為勢力範圍。這既能削弱中國,又使西方列強得到實惠。

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的那天晚上,西方資產階級一片歡騰。我坐在家里,心情沉重。有三位年輕人不約而同來到我家,他們說﹕過去聽老一輩熱情地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們不大理解,現在理解了。

年輕人的話使我受到鼓舞,精神為之一振。我說﹕今晚在莫斯科發生的事,是蘇聯及東歐共產黨的失敗,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失敗。這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嚴重挫折,但不是資本主義的勝利,因為資本主義沒有給東歐和蘇聯的社會帶來任何進步,沒有給那些國家的人民帶來任何好處。我很懷念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即使有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災難,但人們的思想還是很純的,鄧小平將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搞得亂七八糟,將來會被幾億失業工人挖祖墳的……什麼?你沒時間聽了?你要是不聽,在達拉斯我還能找誰來聽?這是發自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心聲!

……什麼?你問我兒子干嗎到美國來?這個問題……我還沒研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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